方言与文化丨挑战一句话,证明你是毕节七星关的人

前几天,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视频号播出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王莉宁主讲的《一句话证明你是哪里人》。

跟我一起看直播的朋友是毕节七星关人,他说:“我也想来挑战一下,用一句话证明我是毕节人。”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句子可以是:“大伯娘,我来借你家白刀(菜刀)去切点白菜,回家头拿个家什(泛指各种生活用具)煮一锅菜苞谷咕奶(玉米稀饭)吃。”
毕节市七星关区同心城市公园
为什么这句话可以证明朋友是毕节七星关人呢?这得从毕节七星关方言的语音特点说起。上面那句话按读音写就是:大掰娘,我来寄你家白刀去齐歹白菜,回家兜拿个家什煮一锅菜苞谷咕奶吃。
毕节七星关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川黔片成渝小片。川黔片西南官话,内部一致性较高,音系简明,只有4个声调,古入声字今读阳平,多数方言没有翘舌音声母,不分鼻音和边音,是最典型的西南官话。成渝小片相较于同属于川黔片的黔中小片来说,四呼俱全。
毕节话相对于同属于川黔片的方言道真、水城、贵阳、安顺等地的方言来说,语音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毕节七星关方言的i韵辖字特别多。北京话和贵阳话中的i韵和ie韵部分字在七星关方言中都读为i。例如:姐=几、借=寄、写=洗、野=以、别=笔、碟=笛、接=急、切=齐。
第二,毕节七星关方言没有üe韵母。北京话和新派贵阳话中的韵母üe在七星关方言中读ü。例如:靴=需、缺=渠、雪=徐、悦=鱼,“绝”“决”等字的声母、韵母与“举”的声母、韵母相同,只是声调不同。

第三,毕节七星关方言ai韵母辖字特别多。北京话的ai韵和o、e、ie韵的部分字都读为在七星关方言中都读为ai。例如:墨、默=麦、伯=白、魄=排、特=台、者=宰、车=猜、扯=彩、社=晒、肋=来,窄=摘、泽=才。
也就是说,贵阳等地读[ε]韵的字,例如“墨”“特”“扯”“设”“窄”等在七星关方言中都读为ai。古见系开口二等字,例如“街”“解”“蟹”“阶”等也读ai韵,这一点跟贵阳等地相同。所以,上文那句话中,“伯”“白”韵母相同,读为ai,体现了七星关方言的语音特点。
第四,毕节七星关方言的uai韵母,包括了北京话的uai韵和uo韵的部分字。“国”“扩”“阔”“获”等字的韵母都是uai。跟贵阳等地的方言读为[uε]韵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第五,毕节七星关方言没有uo韵,北京话中的uo韵、o韵和e韵的部分字在七星关读为单韵母o,这跟贵阳话一样。例如:“婆”“多”“可”这三个字在北京话中韵母分别是uo、o和e,但是在贵阳话和七星关方言中都是o韵。
第六,有的古入声字读阴平,不读阳平。古入声字在川黔片西南官话中比较稳定地读阳平,这一点,七星关方言显得与众不同。例如:“可惜”的“惜”,阳平和阴平两读。“豁口”的“豁”和“熬白菜”中的“熬”都读阴平。
另外,句子中出现的“点”“家头”等词读音也较为特殊,“点”跟“歹”同音,“家头”中的词缀“头”,读为不送气音,且变为高平调,所以跟“兜”同音。家头、里头、前头、后头、上头、下头、外头、城头、地头等词中词缀“头”都读同“兜”。
上文句子中还有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方言词,例如,“咕奶”,七星关区用这个词称用玉米面或大米面煮成的糊状食品,类似于稀粥,这是一个彝语音译词。“白刀”指菜刀。“家什”,泛指家里日常使用的工具、炊具和家具,例如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等。
毕节市七星关区杨家湾镇七星古城石碑 图片来源:微七星关
关于“毕节”地名的由来,据《大定府志》记载:“比跻系白罗罗之名,因号其地为比跻,久之讹为毕节。”也就是说,“毕节”两字系彝语姓氏的音译名。比跻是一个古老的白彝部落,在商末至蜀汉初长期居住、掌控毕节一带。
明代以前,毕节为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有汉族居民。汉族移民进入毕节,是在毕节卫建立之后。明王朝调集数十万大军经由湖南、四川入滇,毕节等地是关键的中转站,其时雄踞黔西北地区的水西势力虎视眈眈。
毕节毗连川、滇、黔三省,是交通要冲,欲防水西,先占毕节。明军开始在毕节设卫建城,汉族移民就此进入毕节,这是毕节方言的形成阶段。从卫城建立的洪武二十年直到明朝末年,两百三十多年间,毕节卫城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这是毕节方言特点形成较为关键的时期。
清初吴三桂叛乱,叛军由云、贵而开进湖南,进而占据四川,水西战事惨烈。战争平息之后,黔西北地区分成一府(大定)三州(水西、平远、威宁)一县(毕节)一厅(水城)的格局,府城驻大定(今大方)。
清初实行一系列“改土归流”措施,四川、江西、湖广三地的移民大量进入毕节。毕节从商贸中心升格为黔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同时,毕节方言也迎来了方言接触和混合发展的时期。因此,李蓝、明生荣等研究者都认为毕节方言是以川黔派西南官话为主而兼杂其他方言的混合性方言。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城市风光(李华 摄)
参考文献:
明生荣:《毕节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李 蓝:文白异读的形成模式与北京话的文白异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