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读《播雅》诗集叙题、按语劄记

1841年，大学者郑珍编纂完成了《遵义府志》。之后12年，又在湖北布政使唐树义的资助下，编刻成《播雅》二十四卷。《播雅》一书收集了当时遵义府属四县明清两代220人诗作2300余首，为保存乡梓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

郑珍在收集、编纂、整理《播雅》诗集中，写了叙题和不少按语。这些叙题有对作者的背景介绍，有对史实的纠正，有对风俗、掌故的叙述，这对治地方史志来说，史料价值颇高。可以说，是郑珍在学术上的又一成就。

一、在人物方面对史实的订正

柳宗元未到过播州

柳宗元未到过播州，在今天已成定论。但在贵州历史上，却有过存疑。程生云写的《愚溪书院》一诗，就肯定了柳宗元未曾来过播地，“柳子何尝至播州，只因播土仰高流”。但万历时任职绥阳的知县，确说柳宗元到了播州。唐时，播州治所曾一度设在今绥阳。万历二十九年，平定杨应龙叛乱以后，詹淑为绥阳知县，他在愚溪书院刻碑记事，认为是柳宗元来播州后所建。

在《播雅》收录此诗条下，郑珍写了一大段按语，“书院以绥阳县西二十里大溪源，中祀唐柳子厚。……詹淑为首设绥阳知县，其作碑记云：治西有儒溪（即愚溪）书院遗址，佥谓昔柳公所建，则此书院之有，当不始于明矣。淑又云：有耆年孟元者，公之后世，藏公遗帖，昔有见者，今无存矣。因召见元，询其始末，谓公实乾符三年入播，世传如此，似非无因。遂捐资补葺旧宇，择近院田地三十亩，授元为业，并量免杂差，俾世守祠祀云云”。郑珍在引了这一段碑文后，批驳说：“柳子之不至播，断然无疑。孟元谓乾符三年（876年）入播，子厚徙柳州在元和十年（815年），后四年遂卒，卒后五十七年始为乾符三年，其语益荒诞无据。”郑珍从柳宗元贬柳州后的事迹考证，指出其荒诞之由。

颠仙是杨斌

郑珍按语对旧志乖错，纠正颇多。在《颠仙七首》写的叙题中说：“旧《府志》书杨颠仙云：名道凝，颠仙其自号，又号神霄散吏。《通志》改书张颠仙，世不审确为何姓。珍按：颠仙，实即播州宣慰使杨斌也。……《通志》误为张者，颠仙有诗刻郡治东桃源洞，俗悉谓是张三丰书，因是附会张姓耳。”

对竹王墓的否定

《播雅》卷八有李樵庚诗七首，其一《夜郎箐》有“竹王旧墓何从识，太白诗魂不可招”。郑珍对此诗写的按语说：“夜郎箐在桐梓治北三十里，上有祖师观。竹王墓在治南五里牛心山，额曰‘汉竹王墓’，相传即竹王父子之坟。余验其墓，石椁颇广大，两墙刻花草、人物，率纤俗，无汉人墓刻古雅气。其人并是苗装，或唐宋间土酋墓也。”

郑珍经过实地考察，否定了是汉竹王墓的传说。他认为，可能是苗族人之墓或是唐宋土酋之墓。

二、地名、水系的辩误

郑珍在整理《播雅》诗集所写的按语中，有不少是对地理位置、山川水系的辩误。

《播雅》卷一程生云《尹公讲堂》一诗中，郑珍按语指出，“《明史》于桐梓犹云，以绥阳旺草地置，可见后人不识地理；谓唐之讲堂在今旺里，大误”。这里一是批评了清代大学者张廷玉、王鸿绪等编纂《明史》对桐梓、绥阳两县地界张冠李戴的错误；二是尹珍讲堂即“务本堂”在今正安新州，与绥阳旺草南辕北辙，两地相隔甚远，而绥阳知县詹淑谓“余修旺草公署据地得碑，题曰‘汉尹珍讲堂’”。所以，郑珍批评詹淑所称“唐之讲堂在今旺里（旺草）”是极大错误。

在《播川废县》《愚溪书院》等诗中，郑珍所写按语对播州治所历史的变迁可以得知梗概。大约唐时，播州初设治所在今绥阳旺草。杨端入播后，遂治白锦堡，至宋大观年间，一直在今遵义县境之白锦堡。宋宣和年间，又迁置今桐梓之鼎山城。从播州治所的变化说明，杨氏据有播土以后，在宋代杨氏内部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郑珍还在《播川废县》一诗的按语中，指出了《蜀志》的两点错误。一是，“播川废县，即鼎山废县也，在桐梓治南十里鼎山上，旧《蜀志》谓在县南三里，误也”；二是，“太原杨端入白锦，复播州，遂治白锦堡，即令郡南三十里，俗讹称之懒板凳也。《蜀志》云，在綦江县南八十里，并不确”。

在诗集中，有几处按语是对乌江水系的考辨，对乌江名称的变迁交待很清楚。这与郑珍、莫友芝所编纂的《遵义府志》中，有关乌江水系的叙述比较，更加简明。郑珍在《播雅》卷九《晓渡乌江》一诗的按语中指出，乌江即《水经》之延江，在唐或谓之邗水，或谓之琊川，或谓之湖江。乌江之名始见《元史·文宗纪》，而《李德辉传》言“尝梦主乌江”。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始称乌江。他又指出，乌江“源自威宁东北山，经毕节曰七星水，大定曰六归河，黔西曰鸭池河，修文曰陆广河，入遵义始称乌江”。

若按郑珍在诗集中《二郎滩》一诗所写的按语，鳛水县之鳛简化为习，是值得商榷的。他引桑钦的话说：“鳛部水、安乐水，同是今源自仁怀县北四百里之九倒拐……此水自高洞以下，土人皆名鳛水。水产鳛鱼，为他水所无，古于古地名鳛，其水即名鳛部水。”可见，郑珍的考论说明地名系因流经此地的水域特产——鳛鱼而得名，今地名去掉了鱼字旁，就失掉了地名由来及取名的原意。

我们还可在郑珍所写的按语中得知个别物种的灭绝，以及特有的郡俗及黔北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密切关系。如郡俗，他在《播雅》卷八《田鼓歌五首》的按语中写到，“郡俗尚饮咂酒，乡村燕劳十九用之”。清代李宗昉的《黔记》、吴振棫的《黔语》都有关于少数民族饮咂酒的叙述，至今仡佬族、苗族还有饮咂酒的习俗。李宗昉在《黔记》中说：“咂酒，一名重阳酒，以九月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劣。以草塞瓶颈，临饮，注水平口，以通节小竹插草内，吸之，视水容若干征饮量。”清代，今遵义地区仡佬族、苗族分布较多，他们的咂酒习俗也影响着其他民族。所以，郑珍说，“郡俗尚饮咂酒”。

总之，郑珍在编纂《播雅》诗集时所写的叙题、按语为治地方史志者提供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史料，值得认真研究。

作者简介：

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