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生态文学，书写山河大地之心

　　阿来，藏族，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云中记》、中篇小说《蘑菇圈》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俄、日、西班牙、阿拉伯等十余种外语在海外出版。

【编者的话】

　　在卷首语的基础之上，我们根据阿来生态文学创作的讲座录音，整理了以下文字。作者将写作的关怀从“唤醒山河”，提升到“唤醒人心”的高度，看到“生态保护的核心是人，是人的观念”的丰富内涵，厘清生态写作的山水万物与人生伦理的辩证关系，为文学创作拓展了生命整体观的思想维度。就是说，我们强调这样一个认知：倘若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即从“大文学观”出发，关注和理解生态文学创作，就会对新时代文学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以及文学类型和文学样式等方面的思考，有一个全新而科学的思维方式。

生态文学，书写山河大地之心

◎阿来（藏族）

　　国内生态意识的普遍觉醒，有一个时间节点——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当学界回溯灾害成因，人们看到：中上游地区原始森林大面积消失、草场因过度放牧而退化、农田不断向自然空间扩张，这些持续数十年的生态透支，最终以洪水的形式完成了一次总爆发。也正是从那时起，“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相继落地，长江中上游天然林全面禁伐，我们对森林的定位，第一次从“木材产地”转向了“生态屏障”。我们本就拥有如此富集的森林资源，直到这时才真正意识到，它最珍贵的价值从来不在经济层面，而在维系整个大地生机的生态层面。中国人素来是行动派，一件事一旦认定该做，便会自上而下迅速推开，很快形成一股热潮。这是我们的优势，却也常常带来另一面的问题：热潮涌起之时，相关的概念、理论与底层逻辑往往还没来得及厘清，大家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边做边摸索。这条路径早已被一些实践证明是可行的，但如果能在行动之初就把核心问题想透一点，终究可以少走些弯路，少交些学费。放到生态文学领域也是同理。这些年，国内的生态写作堪称轰轰烈烈，作品数量飞速增长，相关的活动、研讨、征文层出不穷，俨然已成文学领域的新热点。但热潮之下难免泥沙俱下。数量的膨胀并没有同步带来质量的提升，真正能被读者口耳相传、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佳作依然寥寥。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主题先行：很多作品停留在功能性的表达层面，要么是对保护成果的简单表扬，要么是对破坏行为的笼统批判，既没有真正深入生态系统的内部逻辑，也没有对人的行为、观念与处境作出深度反思。文学的艺术性与内容的思想性，始终没能达成完美的统一。我们今天谈生态文学，首先要直面这个现状。不是要否定热潮的意义——有人写、有人关注，总比无人问津要好——而是希望在热潮之中多一点冷静的省思：生态文学究竟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的核心使命到底是什么？把这些源头性的问题想清楚，我们的写作才不会悬浮，才有可能真正走进人心，也真正参与到时代的生态进程中去。

　　一、百年荒野行吟

　　生态文学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作为一个独立的写作门类，它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其成型的起点，是最早完成工业化、也最早尝到生态恶果的美国。当工业开发的触角大面积伸向荒野，森林快速消失，自然系统剧烈退化，一批敏锐的写作者最先察觉到了危机，他们走进荒野，书写自然，也以文字推动行动，这便是最早的“自然文学”，也是今天生态文学的源头。

　　约翰·缪尔是这条脉络上第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多年前我到美国加州大学讲学，对方让我选择分校，我毫不犹豫选了戴维斯分校。很多人意外，说我们最擅长文学理论、拥有前沿文学研究力量的分校，并不是这一所。我说，我知道这所学校最前沿的领域是植物学、生态学，还有现代农业研究。他们继续追问，那你为何选择这里？我说，理由很简单：因为生态。第一，这所学校的植物学、生态学研究是全美顶尖的；第二，它就坐落在落基山脉里，紧挨着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那正是约翰·缪尔当年常年行走、观察与书写的地方。缪尔在优胜美地的山林间，清晰地观察到了两种正在发生的生态破坏。其一是草场的过载。原本当地的印第安人也养羊，但只是自给自足，规模始终在草场的承载能力之内。可当工业社会到来，消费市场的需求急剧扩张，牧羊的规模便一再突破极限。植物学上有很成熟的测算方法：取一平方米的草场，数清楚草的种类，称量估算出草的总重量，就能推算出单位面积的产草量；再算清楚一只羊平均一天要吃多少草，就能得出一片草场的合理载畜量。一旦超过这个阈值，牧草刚萌发就被啃食，草根持续受损，草场便会一步步退化、沙化。其二是森林的毁灭性采伐。优胜美地的北美黄杉是世界上最高大的树种之一，在伐木公司的机械面前，成片的原始林短短十几年就被砍得精光。森林一旦消失，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失去了蓄水与固土的能力：旱季时水源枯竭，雨季时泥石流频发，原本秀美的山川，很快变得满目疮痍。缪尔没有只停留于在书斋里书写。他四处奔走呼吁，向公众、向决策者阐释自然的价值，说服人们不能只盯着眼前的经济利益。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然除了提供物质资源，还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人活着不只是吃饱穿暖，还需要美好的山水滋养眼睛与心灵。失去了优美的自然，人也会变得和被毁坏的山水一样粗糙、丑陋。这个观点今天听来稀松平常，在一百多年前的工业狂飙期，却近乎异端。正是在缪尔等人的持续呼吁下，黄石、优胜美地等美国第一批国家公园相继建立，把最珍贵的自然遗产永久保留了下来。缪尔留下的《夏日走过山间》《我们的国家公园》，至今仍是自然文学的经典。后来程虹教授在《寻归荒野》一书中系统梳理了这段历程，书名本身也点透了自然文学的精神内核：从工业文明的喧嚣中抽身，回到比人类社会更古老的自然秩序里，重新确认生命的尺度与意义。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知识的维度，一个是审美的维度。语言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它承载了这两种功能。其一便是知识的代代传递。没有文字的时候，一个人死去，他一生积累的经验便也跟着消失了；有了文字，知识便可以跨越时空累积下来。明代有位藩王朱橚，写过一本《救荒本草》，专门记录灾荒年里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藏族的《四部医典》里，也记载了大量高原药用植物的知识。这些都是古人在自然中总结的生存智慧。其二便是情感与审美的沟通。从孔子讲“至善至美”开始，我们便知道美与善从来都是一体的。好的山水能滋养人心，能让人变得开阔、柔软，这是物质满足不了的精神需求。而自然文学，恰恰是把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了一起：它既有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也有对生命的审美共情。美国自然文学里，还有一本特别的书，叫《心灵的慰藉》，作者是特丽·威廉斯。她的家乡在盐湖城，美国当年就在那片区域做过原子弹试验，辐射的影响持续了几十年，她们家族三代女性都患上了乳腺癌。换作一般人，大概率会困在个体的伤痛里，控诉、讨要说法。但威廉斯没有。她把目光投向了整个盐湖生态系统：湖边的草木有没有受辐射影响？南北迁徙的候鸟种群有没有变化？水里的鱼、底栖的生物，出现了怎样的变异？她用几十年的时间持续观察、记录，把个人的生命痛感，扩展成对所有生命的共情与关怀。她来中国的时候，主办方问她想和哪位作家对话，她点名要见我。她说读过英文版的《空山》，其中《天火》一篇写原始森林的大火，她从中读出了生态层面的思考，而这在她读过的中国作家作品里是很少见的。那一次我们在上海连着做了三天讲座，聊的全是山林、草木与生命的处境。这也让我确信：真正的生态书写是跨越地域的，因为它面对的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命运。说到原子弹，不免让人想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工业时代，人类造出了原子弹这个危险的敌人；今天，我们又在兴致勃勃地创造AI。所有人都在为技术进步能让人偷懒、能提高效率欢呼，却很少有人警惕：这其实是人在一步步放弃自己的主体性。今天已经有顶尖的科学家提醒我们，AI开始出现自主意识的苗头，会撒谎，会欺骗，不完全按照人的指令行事。这和当年我们改造自然的逻辑何其相似：总以为自己是主宰，可以随意操控一切，直到失控的后果反噬到自己身上。这或许也是生态文学在今天的另一个意义：它提醒我们保持谦卑，对自然如此，对技术同样如此。

　　自然文学的又一座里程碑，是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利奥波德出身林学专业，早年任职于美国林务局，具备扎实的生态与植物学功底。20世纪30年代，他买下了一处因过度耕作而沙化废弃的农场，周末就带着家人去那里劳动：引水、种草、种树，一点点修复被毁坏的土地。他用十几年的田野实验证明了一件事：被人类透支的自然生机，只要方法科学、给予足够的耐心，是可以慢慢恢复的。这本书的写法也很特别，按十二个月的时序记录自然的流转与变化，其中写大雁归来的篇章，选入了国内的语文课本。但利奥波德更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土地伦理”这个概念。过往的伦理学，处理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比如孔子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利奥波德却说，人类的道德边界不该只局限于人，还应当扩展到土地、山川以及整个生命共同体。过去我们判断万物的标准只有一个：有用还是没用。能盖房子的树、能入药的草、能吃的果子，我们便认得、便重视；剩下的绝大多数物种，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默认它们无足轻重。可站在生态系统的视角看，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多余的。每一片叶子都在固碳释氧，每一株草根都在涵养水源，每一只昆虫、每一缕地下的菌丝，都在完成物质循环与能量流转。它们沉默地支撑着整个生命系统，而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很多时候不过是资源的消耗者与废物的制造者。

　　真正让生态议题切入公共生活、推动制度变革的，是蕾切尔·卡逊和她的《寂静的春天》。卡逊本身是海洋生物学家，她发现美国农业区大量使用对硫磷粉、DDT等剧毒广谱农药，害虫被杀死的同时，吃虫的鸟类也成批死去，本该百鸟啼鸣的春日变得寂静无声，所以这本书就叫《寂静的春天》。她不光写了这本书，还四处奔走，更以一己之力对抗庞大的化工利益集团，历经艰难的诉讼与博弈，最终推动美国企业重新制定了农药使用标准：新农药必须有明确的靶向性，不能伤害其他生物。于是美国宣布农业DDT不再生产，她是真正切入社会核心问题本身了。

　　二、识“万物之序”

　　写好生态文学，光有情怀与抒情远远不够，前提是建立对自然系统的整体性认知。这套认知有坚实的科学脉络，了解了底层逻辑，我们的书写才不会悬浮，才不会沦为空泛的口号与廉价的感动。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始终置身于四个圈层的共同支撑之中。其一是岩石圈，脚下的土地与山峦，构成了我们生存的物理基底；其二是水圈，地球表面七成被水覆盖，而人体的百分之六十也都是水，水是所有生命的本源；其三是大气圈，空气中的氮气参与生命的构建，氧气维系着每一次呼吸，工业越发展，消耗的氧气就越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越多；其四是生物圈，动物、植物、真菌三界生命彼此依存，构成了环环相扣的生命网络。我们常说的“松茸”，其实只是真菌的子实体，它真正的主体是地下庞大的菌丝网络，和树木的根系缠绕在一起，完成养分的交换与循环。在这个生命系统里，所有物种可以归为三类角色。第一类是生产者，主要是植物。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把阳光、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支撑起整条食物链，是整个系统的基础。第二类是消费者，包括所有动物，也包括人类。我们消耗植物制造的有机物，消耗氧气，排出代谢废物，是系统里的“索取者”。第三类是分解者，包括昆虫、细菌和真菌。它们把所有的废弃物、死亡的生命体重新拆解为无机物，归还到土壤和空气里，完成下一轮循环。这是一套精密而脆弱的平衡，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系统都会动荡。而人类站在消费者的顶端，常常忘了自己只是系统的一部分，不是系统的主宰。人类对自然的系统性认知，建立至今不过两三百年，离不开四位关键的奠基者。第一位是18世纪的瑞典学者林奈。在他之前，同一种植物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名字，不同地区的人对自然的认知无法互通。林奈建立了统一的生物分类系统，以界、纲、目、科、属、种的层级框架，给每一种生命赋予了共通的身份。这是人类系统认识自然的起点，从此我们对生命的讨论才有了共同的语言。第二位是达尔文。他在环球航行中，观察到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鸟类，明明是同一个祖先，却因为不同岛屿上的食物不同，演化出了形状各异的喙。由此他提出了进化论，揭示了生命与环境相互适配的演化规律，打破了神造万物的固有认知。生命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然也不是为人类准备的馈赠，所有物种都在环境中适应、演化，彼此构成共生的整体。第三位是德国学者亚历山大·洪堡。他出身富裕，继承了大笔遗产，没有用来享乐，而是造了一艘船，用十几年时间漫游世界，考察不同地域的自然地貌。他在南美安第斯山脉考察时发现：从山脚到山顶，海拔每升高一段，植被群落就发生一次演替，从热带丛林到温带阔叶林，再到寒带草甸，变化的规律和从赤道到极地的纬度变化完全一致。自然带的垂直分布规律便由此诞生。他还提出了等温线的概念，证明气候与植被的对应关系在全球普遍成立。洪堡是现代地理学与气象学的奠基人，也是第一个告诉我们“全球自然是一套共通规律”的人。第四位是提出大陆漂移学说的魏格纳。我们今天看到的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那些褶皱的河谷与高耸的雪山，本质上都是六千多万年来，印度洋板块不断向北漂移挤压亚欧板块的结果。先是碰撞隆起了昆仑山、祁连山，之后一步步推进，才有了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最后是喜马拉雅山。向北顶不动了，便向东挤压，挤出了横断山脉的七脉六江。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塑造了今天的地表形态，也孕育了我们眼前的生物多样性。

　　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底层逻辑。我也不是学这些专业出身的，但既然踏进这个领域，如果讲出来的东西跟大家一样，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而且学习这些东西的过程，我觉得挺愉快的，过程中充满乐趣。人的创造性，不就来自乐趣吗？我虽然进入这个领域比较晚——就是写《三只虫草》才开始——但我慢慢觉得，还是得有专业性。文学的诗意，要建立在对世界的真切认知之上。

　　搞文学，你总希望自己发表的意见能比别人高明一点、全面一点，更重要的，是诚恳一点。不管是在揭露这个世界的黑暗、消极面，还是在表扬、歌颂它的光明，首先得问自己一句：目的是什么？我们写东西，不也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变得更好一点吗？如果做不到更好，那至少孔子的教导我们还记得——独善其身。至少我没有跟着这个世界一起堕落，是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从《诗经》开始，古人就留下一个原则：修辞立其诚。诚，就是诚意，就是诚恳。修辞是为了写文章，可写文章又是为了什么？今天有些文学，只是为了让自己声音大，其实挺丑陋的。我们揭露黑暗，是希望黑暗能消散，世界能往温暖、光亮的地方挪一挪。我觉得，今天用生态文学或自然文学的方式进入，可以更宽广地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诚意——因为它不只面向人，它面向的是整个生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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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6年第9期）

来源: 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