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说夜郎丨汉席与席镇：藏在汉代坐具里的礼制与匠心

在中国古代贵族的宴请礼仪中，坐席规制尤为讲究。古人会在地面铺设大型编织垫层，名为“筵”，近似于现代室内地毯，多以竹篾编织而成；在每位宾客的落座处，再单独铺设一块更小的“席”作为坐垫。筵大席小、筵长席短，分层铺设的形制，构成了汉代坐礼的基础格局。

不同于现代垂足而坐的习惯，汉代尚无高足坐具，社会通行跽坐，即双膝跪地、臀部贴于小腿或脚后跟的坐姿，也是当时最标准、最庄重的礼仪坐姿。这种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让席子成为古人居家必备的核心用具。东吴史学家谢承《后汉书》中，以“家贫，坐无完席”记载落魄官员薛惇的境遇，足以可见：完整可用的坐席，是汉代寻常百姓家的基础标配，也是家境状况的直观体现。

筵席图 （来源：巴蜀地区汉代画像砖拓片）

汉代坐席材质丰富，平民多以细竹、莞草、藺草、蒲草等天然植物编织而成竹席、莞席、蒲席，贵族世家则常用丝织品制作精致坐席。这类坐席普遍质地柔软、韧性不足，使用时四角极易翻卷翘起。

古人早已留意到这一特性，《诗经·邶风·柏舟》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托物言志，以席易卷曲的物理特点比喻心志坚定、不可动摇，侧面印证了汉代席子易卷的普遍特征。与此同时，汉代形成了严苛的坐席礼仪，《论语正义》《论语·乡党》皆记载“席不正不坐”的准则，古人落座前必先摆正席子，是恪守礼法的基本体现。

为化解席子易歪斜翻卷与“正席之礼”的矛盾，同时避免起身落座时席角勾挂衣袍的尴尬，古人专门创制了压固席角的专用器物——席镇。

《竹林七贤图》（局部）坐席四角的席镇（来源：《汉镇的考古学研究》）

现存最早的席镇文字记载，出自先秦楚辞典籍。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有“瑶席兮玉瑱”，《湘夫人》载“白玉兮为镇”，以美玉为镇、固定席幔；西汉邹阳《酒赋》亦言“绡绮为席，犀璩为镇”，记录了以犀玉镇压丝织坐席的贵族风尚。早期文献记载的席镇，材质皆为玉质。

但考古发掘成果却与之形成反差：汉代出土席镇以金属材质为主，玉质席镇数量稀少。究其原因，席镇的核心功能是“镇压固定”，需要足够重量。古人多以青铜为胎，内部填充锡、铅、铁或细沙增重，质地坚固、实用性强；而玉质器物质地脆嫩，高频使用下极易破损，难以普及。除此之外，石质席镇存世数量介于金属与玉质之间，是汉代席镇的重要品类。

席镇 兴义万屯7号汉墓出土

1975年，贵州兴义万屯公社检朝沟7号汉墓出土一件石质席镇，为贵州目前唯一出土的汉代席镇文物，极具地域考古价值。该器物通长4.8厘米、通高3.4厘米，整体分上下两层，下层为规整方形底座，上层为圆丘造型，圆丘之上透雕两兽。整件器物雕工简练圆润，双兽身形纤细、相互盘绕、口咬颈肩，呈搏杀对峙之态，兽足带爪、长尾舒展，造型生动传神。

席镇上的两兽相博

据《汉镇的考古学研究》统计，汉代兽纹席镇常见题材为虎、豹、熊、狮等猛兽，双兽组合多为虎虎、虎熊、虎牛相搏。但这件兴义出土席镇的神兽造型，与已知纹样均不匹配。其身形近似神话中的螭龙，却无传世螭龙吉祥温婉的寓意，撕咬搏杀的形态实属罕见；身形又酷似野狼，却无任何狼纹席镇的考古记录，暂无同类器物可佐证。因此，这件席镇的神兽原型，至今尚无定论，仍是汉代文物研究的一处谜题。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席镇并非仅用于压固坐席。战汉时期盛行的六博棋，传为象棋雏形，部分丝织棋盘质地轻薄、易起褶皱，同样需要小件重物镇压固定。学者孙机在《坐席镇与博镇》中提出观点：尺寸约4厘米的小型席镇，大概率兼具压席、压棋盘两种用途。陕西榆林绥德县四十里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清晰刻画了棋盘四角置镇的画面，为这一推论提供了实物图像佐证。

陕西榆林绥德县四十里铺出土的画像石拓片，棋盘四角刻有席镇（来源：《汉镇的考古学研究》）

兴义万屯汉墓出土的这件石质席镇，体量小巧，究竟为席镇还是博镇，目前尚无明确考古依据佐证，与神兽原型之谜一样，留有待解空间。但作为贵州境内仅此一件的汉代席镇遗存，它填补了贵州汉代民俗、礼制与器物考古的空白，承载着西南地区汉代社会生活、礼仪文化与手工技艺的珍贵信息，拥有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与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