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文学｜冉正万长篇小说《屯堡》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及其文化隐喻

编者按：

当一位江南士子在科举梦碎后流落西南，他携带的儒家信念与屯堡的戍边文化将发生怎样的碰撞？当一部小说试图穿透六百年的历史烟云，它又该如何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上，为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普通人寻到安放灵魂的角落？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新作《屯堡》，正是这样的文学尝试。

这部小说以明初“南北榜案”为叙事引线，将主人公郝余良的命运抛入贵州屯堡。个人的失意与时代的宏大叙事交织，农耕文明与戍边文化对峙。

动静新闻即日起陆续刊发关于《屯堡》的评论文章。希望通过这些讨论，引导读者走进矗立六百年的石头城堡，寻找属于我们共同的精神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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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正万长篇小说《屯堡》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及其文化隐喻

邓晨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指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贵州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地形特点，造就当地人依山聚居、闭塞安稳的生活方式，由此又孕育出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底色。明朝初期，在朝廷实施的“调北征南”军事行动和“调北填南”国家战略背景下，大批中原军民南下入黔，屯守边疆、落籍定居，黔中屯堡文化正是南北族群、军民结构多方交融的结果之一。

正是在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作家冉正万以其长篇小说《屯堡》，向我们展示了明代西南边地族群交融与“书生移民”心境转变的过程。小说没有仅仅停留在宏观的社会层面，而是将注意力放到大时代下的主人公个体命运上。

主人公郝余良最初当然是想走“正路”的。他熟读诗书，也相信凭自己的学问和操守，至少能做一个像样的官。但命运偏偏不让他这样顺下去，“南北榜案”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新科进士忽然变成了废榜文人，原本已经伸手可及的前程，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对郝余良来说，这不只是仕途受挫，更是他原先相信的那套秩序突然垮掉了——人在大势和权力面前，往往并没有多少说理的空间。在中国文人的精神谱系中，“入世”与“出世”始终是一对纠缠不休的命题。郝余良的“入世”起点，深植于传统的科考观。但“南北榜案”的残酷现实，将他的理想击得粉碎。然而，郝余良的特殊性在于，他并未像传统文人那样在“入世”受挫后彻底遁入“出世”的消极避世，而是走出了一条“入世与出世相融”的道路。到了傅家寨后，一路的经历让他逐渐放下了那份对科举的执念，开始专注于教化边民、研究草药并调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纠纷，以民间士人身份继续济世救人，完成了与自己入仕为官愿望的和解。某种程度上，曾经许下的“不贪不嗔，不徇私舞弊，一定做个好官、做个好人”的誓言也实现了。

《屯堡》之所以能够立得住、铺得开，是因为冉正万拒绝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道德圣人。冉正万赋予了主人公郝余良极其复杂的气质。他看不惯四叔郝安贵的强硬作风，可真到了边地生活里，他也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只靠书本上的道理去处理；甚至在烟笼山情欲萌动，又因礼制的约束而克制。或许这些正体现了他并非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士文人的本质：他既非彻底堕落，也非完全超脱。

顺应天命，究竟是福是祸？郝余良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冉正万的命名也颇具深意，名“余良”，字“天存”，不仅是一个代号，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主人公的一生，恰恰是在对“天存”的被动承受与对“余良”的主动求索。郝余良个人的才华、理想、努力和命运，在天道的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与无力。而“天存”意味着宇宙运行有其不可违逆的规律，人应顺应天道。但在接受了命运对他的打击之后，郝余良不再被动接受“天存”，通过行动赋予其新意义，他的儒士身份中的人格底色正如“余良”其名，不嗔不贪，浩然正气。郝余良在深刻了解边地情况后积极投身实践，知识的熏陶和亲历的实践让他既未沦为四叔般的“生存机器”，也避免了成为不接地气的“迂腐文人”。郝余良始终在矛盾中挣扎，却从未停止在挣扎中前行：他无法完全认同边地的野性，却从中学会了生存的智慧；他厌恶四叔的功利，但也会帮助傅家寨与烟笼山交换红盐。郝余良对“天存”宿命的反抗，正是通过“余良”的实践体现出来。

如果将目光从郝余良的个人命运拉远，再次审视《屯堡》这部小说，我们会发现冉正万的用意在于书写一部西南边疆的文化交融史。作为“书生移民”，郝余良是中国千千万万背井离乡者的一个缩影。他们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既要拼命适应山野的规矩，又要死死护住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原文化。此外，要理解小说的主旨，就不能只看郝余良的柔，而必须先看其四叔郝安贵的硬。作为傅家寨的管理者，郝安贵是纯粹的军事强权代表。他想要修的城墙既是物理屏障，也是心理边界，隔绝着“汉”与“夷”。然而，随着郝余良的进入，傅家寨在某些必要时刻从封闭的军事据点转变为开放的文化共生体（但由于郝安贵刚愎自用的性格特质与固步自封的治理理念，傅家寨并没有完全打通与外界的渠道），郝余良以儒家文人身份介入边疆治理，其方式迥异于郝安贵的军事镇压和身份逼迫：他平等看待汉人与彝人、促成傅家寨与烟笼山的利益交换、通过开展儒学教育在文化层面弥合裂隙。冉正万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借《屯堡》的推演告诉我们：石头垒砌的墙再厚，也挡不住文化的渗透。边疆仅仅依靠军事镇压和身份逼迫，是无法真正扎根的。于是，“书生移民”郝余良的入局，成为了破局的关键。这对叔侄的理念冲突，构成了《屯堡》中最具戏剧张力的故事情节。

在故事的最后，郝余良的精神境界达到了一种中国式的天人合一。在西南的山水草木间，他逐渐摆脱世俗功利的束缚，从对个体命运的纠结转向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他在云山之中体悟，将自身渺小于天地万物之间：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恩怨荣辱是放不下的？生死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花开花落，皆是慈悲。

冉正万用文字为我们砌筑了一座精神的“屯堡”。它屹立于文学的西南边地，抵御着时间的遗忘，传递着一种欣欣向荣的生命力，《屯堡》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真正的成长，也许并不在于走到了多高的位置，而在于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仍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粗暴、守住善意，仍能在陌生的人世间，为自己也为他人，找出一条可以安身立命的路。郝余良作为最典型的迁徙书生移民，同时兼具了失意文人的身份，他一生地域迁徙、身份辗转、心性蜕变。但冉正万写这个人物，没有刻意制造传奇，也没有给他安排太多惊心动魄的高光时刻。他的力量，是慢慢渗出来的。读到后面会发现，这个人似乎总是在退，总是在让，总是在命运的缝隙里寻找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