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的贵州札记丨引我入门的那一颗璀璨福星

撰文:余未人 | 2026-04-05 20:54

我在贵阳三中初中毕业时,一位小学名校校长来班上动员报考师范。她激情澎湃巧舌如簧,仿佛在学生中燃起了一把烈火。掌声一落,校方掐准点儿就发下了升学志愿表。我和十多位又懵又萌的伙伴,当即将此前全然未知的贵阳师范学校,填报为第一志愿,瞬间定下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仿佛从此扬金鞭、跃青骢,一路顺风。那就是1950年代特有的热情。

中考后,我被分配到幼师班。一进校,热度消退,日渐生悔,不时幻想着如何逃离。

1956年,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将《语文》分解成了《文学》和《汉语》两门课。王裕兴老师为我们上《文学》,他与一些老师天天讲“巩固专业思想”不同,他从来不谈这个令我煎熬的话题,课堂上说文论道之外,没有一句生硬说教。这使我对他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王裕兴老师

王裕兴老师伉俪

在我“逆反心”颇重的时候,是他在文学课讲解《诗经》时那浓郁的文学氛围吸引了我,感心动耳,荡气回肠,我浑然不觉地读了进去,为之陶醉,忘记了自己对幼教专业的拒斥。他那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纵横捭阖的讲课风格,他那忠厚长者的风范,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渐渐为我们打开了辉光熠熠的古典文学宝库。一步步引领我们进入古典文学殿堂。

王裕兴老师及其家人

王裕兴老师全家福

在班上,我纪律观念差,不太本分。那又是一个管不住自己、向往自由生长的年岁。一次他讲汉乐府《陌上桑》,同学们在记笔记,我却悄悄画他讲的乐府诗中的古典美人罗敷,画出了好几个大眼蜂腰女子。后来,在听描述形象的课时,也管不住涂鸦的手。我自鸣得意,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还参与策划些恶作剧,比如上课时把王老师的长女藏在课桌底下逗着玩,买许多刺藜放在课桌的书箱里,上课时悄悄吃上几颗还相互传递,但王老师视而不见并不追究……

回想起来,我在中幼师文学课的学习特别愉快,可谓举目方知宇宙宽,这也许是让我爱上了文学的诸多因由之一。

因为王老师的文学课,他对待学生的宽容,他全无“教条”,还要求我们背诵了那么多古典文学作品。年少时的记忆,让我至今遗存,不至全抛。在1958年勤工俭学中,王老师负责理发组。我和佩、玲、珠等同学都选择了学习理发,学理男子发型。我到市第一浴室见习过两次,观摩师父的操作,但不可能在顾客头上实操。学校的男生中,没人愿意用“首级”来充当试验品。

王裕兴老师及其家人

身为理发组长的王老师身先士卒,做了我学习理发的首个产品。推子来路不知,我也不会调试。我摆好姿势,可一推下去,就扯住了王老师的发根,我僵住不敢再动。他反倒安慰我:“没关系,不痛嘛!”我将推子慢慢退出,从头再来。如此这般,经40多分钟的“实习”之后,望着他头上被我“开出”的一道道“梯田”,真让我羞愧难当。可王老师恍然不觉,对我们鼓励有加。后来十余天,每看到他那经师傅修整后仍然有碍观瞻的发型出现在课堂上,我都觉得自己有辱斯文。

王裕兴老师

真对不起王老师的是,当年我学理发的动机并非“勤工俭学”什么的,而是父亲开玩笑“考”我:“有一种职业是既好学,又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都需要、永远不会消失的,你说是什么?”我想不出来。父亲说:“理发!”我一想,还真是这样哩。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和佩、玲悄悄展开幻想的翅膀,憧憬着,将来我们只需带上三把理发推子,就能自食自足结伴,想去哪儿旅行,我们说走就走……后来,周游列国从没敢带上推子,但理发技艺却伴我们终身,尤其在六十多载后的口罩年月,“静默”家中,我又得以为家人重操旧业。

我中幼师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分配在语文组,教初幼师的语文课。王老师是我的教研组长。我深知自己是不合格的、全校学历最低的教师,只是因为贵州当时没有幼师师资,才让我滥竽充数。

王裕兴老师及其家人

在对我的一次辅导聊天中,他似乎不经意地说道:“学生在听课时画个美人也算创意,但还是肤浅,做学问,忌讳肤浅……”我就像一个蟊贼被抓获了一样,无地自容。

王老师循循然善诱人,教我上课。师范学校的教师有一个莫大的压力,就是“公开课”的任务会不期而至。像我这样的新手,别说公开课,就是日常上课的钟声一响,我也常常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18岁那年,当我心怀忐忑第一次走上初师《语文》公开课讲台的时候,那一瞬间,眼前黑鸦鸦的一片,天昏地暗,只觉舌头发僵了。我忽然发现王老师静坐于教室的末座。他那平静中透着鼓励的目光,仿佛微风拂过,鸟儿啁啾,阳光辉映,一切都还原成了勃勃生机!于是,早已谙熟于心的话语自然流淌出来……

王裕兴老师及其家人

我因中专学历,在1961年“下放”的高潮中,被放到了贵师附小任教,不再是王老师职务辅导下的贵师青年教师了,但他依旧诲我不倦。

那时,教小学毕业班的同时,我正准备考大学,却又因阔别高中课本三年了,对语文应试颇为心虚。我日夜连轴转,习作了几篇小文呈送王老师看。他的评点非常严厉,但听后,我看到了希望之光,渐渐钻出黑洞,眼前海阔天空,鸢飞鱼跃。他对我,似有一种“摩挲数尺沙边柳,待汝成荫系钓舟”的期待。

王裕兴老师

王裕兴老师及其家人

1964年,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去看望王老师,他问我毕业后的打算,并希望我能再回母校任教,因我原本就是贵师培养的老师,了解贵师的教学特色。如我愿意,他可以对校方提出来。我一听这话就紧张了,支支吾吾的——窃以为“好马不吃回头草”。可望着王老师那期待的、真诚慈祥的目光,我又不敢说出心里所藏的“小”来。回去后我为这事辗转反侧。两年后,到我大学毕业时,大学生已成“老九”,只有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份儿;你就是想回到地点在贵阳城里的母校,也是痴心妄想了。这事也算释然。

王裕兴老师夫人

王裕兴老师一家

我还不能忘怀的,是师母杨宁静老师。她赋有娴雅的艺术气质。我进贵大中文系时,师母在艺术系教授声乐。她周一至周六,都一人住在贵大宿舍里。知道我喜欢唱歌,就让我到艺术系的声乐室,像教自己声乐专业学生一样,让我学唱俄罗斯民歌,单独辅导我学习美声。那是一种苛严的专业训练,她耐心地要我体会发音的部位,让我“靠前、再前一点点”“靠后,再后一点点……”我这才体会到学声乐是多么艰深痛苦。由于我声乐资质不足,主要精力又不在此,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终于未能修成正果。但杨师母给我的声乐陶冶,让我终身受用。

王裕兴老师与四个孩子

我在教育的“宝塔”上攀爬磨蹭,算来是19年,而直接领受恩师王裕兴先生的谆谆教诲,是6年,占了近三分之一。再想想呢,在他5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受惠6年,竟是九分之一强。在我的生命中,与王老师结下了难舍难分的师生缘。我们幼师班的同学,直到毕业几十年后,还与王老师不时相约聚会。

王裕兴老师

如今,王裕兴先生已经辞世20年了。在他的同辈人中,群星璀璨;王老师只是繁星中的一颗。但星光是永恒的,当人的生命之火熄灭后,它依旧闪烁如昔。我忘掉了那么多炫目一时的流星,但我却永远铭记这位人品和学养俱佳的、引导自己步入文学殿堂的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