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文学丨杜国景：《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节选）

文：杜国景
摘编：龙菊珍

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节选）

九十年代以降，贵州文学一个突出特点，是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贵州在这个领域一直是空白。直到1976年8月才出现第一部《英雄的乡土》，作者是南下干部晋庆玉。进入新时期以后，长篇小说创作渐趋活跃。共出版34部长篇。当时还在贵州工作的叶辛，一个人就有11部。而从1990年到2016年，短短26年间，就有大约152位作家，共创作出版了320多部长篇小说，平均每年12.3部，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在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中，长篇小说的分量无疑不能低估，不少人甚至把长篇小说当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学成就最重要的标志。三百多部对贵州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贵州长篇小说的突破，得益于宏观形势的推动。长篇小说热是九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最为突出的现象，其年产量从最初的数十部、数百部，迅速飙升至了近些年的数千部。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说：“2006年，以图书形式出版的各类长篇小说作品，数量约1200部”，2010年为3000部以上，2013年则达到了4790多部。这些数据均来自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署条码中心，相当权威。在许多当代文学史专著及史论中，这一现象被称之为“长篇小说竞写潮”，它与女性主义文学一样，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靓丽风景。在某种意义上，第四代贵州作家就是伴随着长篇热而成长的，三百多部长篇，实际是长篇小说竞潮的一种边缘响应。对这些作品，大体可分作三个阶段来描述。第一阶段是1990-1999十年，第二阶段是2000-2006七年，第三阶段是2007-2016九年。

第一阶段十年刚好是一个世纪的终结。当九十年代长篇热到来时，贵州最早作出响应的主要是石果、龙志毅、苏晓星、袁仁琮、谭良洲、何士光、叶辛、李宽定、胡维汉、邢立斌、袁政谦、余未人、曹雨煤、伍元新、陈廷俊（陈谷一）这些第二代、第三代作家。他们多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或1950年代，仅个别人晚于这个时期（龙潜出生于六十年代，他的《黑瓦房》出版于1999年）。其共同特征是在新时期就很活跃，有的当时属“归来者”，有的当时初登文坛。进入九十年代后，不少人进入中年，甚至老年，生活积累更趋丰富，艺术上也更加成熟，因此有更多条件涉足长篇。相比而言，九十年代长篇领域的新人不多，少数是起步不久就写长篇，如吴恩泽、龙潜、郑君华、宋渤、王文科、卢有斌，有的则是从其他领域转向长篇创作，如王鸿儒、袁浪、罗大胜、何伊经、金永福、旻野（王黔生）、赵进争。其整体力量，尚不能与第二代和第三代中的主力比肩。

进入21世纪后，贵州长篇小说的作家队伍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有的不幸去世，如石果、伍元新、郑君华，有的调离贵州，如叶辛，有的则不再耕耘长篇，如余未人、曹雨煤。除龙志毅、李宽定、袁仁琮、苏晓星、胡维汉、谭良洲等少数几位第二代、第三代老作家仍在长篇领域笔耕不辍外，21世纪的最初六七年，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涌现出来的，以新面孔居多，代际间的更替或流转初现端倪并日渐明显。2000年，以李钢音的《远天远地》和金永福的《挂职》开场，龙潜和王鸿儒在2002年分别推出《铁荆棘》和《张居正：悬崖之舞》。接着是冯飞的《大清血地》和姜东霞的《无水之泳》。《大清血地》2003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十月》2005年12月选载。《无水之泳》原刊于《中国作家》2003年12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年出版时易名为《女囚门》。稍后是赵雪峰的《皇天后土》和谢挺的《爱别离》。两部作品都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爱别离》是2004年该社重点丛书“中国作家文库”的主打作品，并在当年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激起较大反响。接下来出场的，是欧阳黔森、赵剑平、王华。欧阳黔森的《非爱时间》2004年发表于大型文学期刊《红岩》头条，后被收入孟繁华主编的长篇小说丛书。北京大学陈晓明称这部作品是“对当代精神困局的透视”，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4-2005）也介绍说：《非爱时间》等一批长篇小说作为丛书出版后，“受到了陈忠实等作家的热情推荐”。2006年，欧阳黔森的《雄关漫道》又刊发于《当代》头条，因属重大题材，小说出版后，贵州省委宣传部最先想到时把它改编成影视剧，紧接着八一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也看中了这部作品，最后，中央以17号文件的形式，明确把《雄关漫道》的改编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献礼片。作品的“四级跳”，在当时的文坛极为少见。中国作协和《当代》杂志在北京联合组织了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大型研讨会，数十位全国著名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参加会议，《文艺报》用整版篇幅对部分发言作了摘录和报道，中央电视台则在黄金时段播出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赵剑平在新时期崭露头角时主要写中短篇。他的《困豹》1988年动笔，历经17个寒暑，反复修改，数易其稿，进入出版过程还在不断打磨润色。十分凑巧的是，这部作品也是在200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同年也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并且同样有全国著名的数十位著名理论家和批评家出席，孟繁华、何西来等还为这部长篇写了长篇评论。王华九十年代末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她的长篇《桥溪庄》和《傩赐》次第发表于2005、2006年的《当代》。《桥溪庄》并获得《当代》2005年文学拉力赛第一站冠军。两部作品的问世，很快让王华成了一颗耀眼的新星。

这就是说，在2000-2006这一阶段，贵州长篇小说的主力，全部是第四代作家。几部反响很好的作品，基本出自新人之手（赵剑平稍早）。尤其是2006年，欧阳黔森、赵剑平、王华、谢挺的长篇作品在北京连续成为热议的话题。这正是要把2000年至2006年划作一个阶段的原因。确切地说，这一阶段有一股来自贵州的冲击波，多少搅动了主流文坛，虽不能说声浪巨大，但令人瞩目应是事实。在贵州文学的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2007年，随着潘年英情爱题材的长篇《昨日遗书》，吴勇反应清代西南藩王吴三桂滇黔功罪的《水西悲歌》，以及另一部历史小说《柔远夫人》的出版，第四代贵州作家又有一批新人加入到长篇创作队伍中来。较突出是冉正万和张国华。冉正万从2008年至2016年共写了六部长篇：《纸房》刊于《中国作家》2008年第8期，《洗骨记》刊于《芳草》2008年第6期。《什么是我的》刊于《莽原》2012年第1期，《银鱼来》刊于《人民文学》2012年第9期，《进城》发表于《芳草》2013年第4期，《天眼》发表于《花城》2015年第3期。其中《银鱼来》是当年媒体的热议作品，在北京开过专题研究讨会。《进城》获当年“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天眼》2017年获第六届“花城文学奖”。张国华的《长天秋水》发表于《十月》2009年第3期，也在北京开过研讨会。不久，他又有《铜鼓密码》《盘江道》《二十四道拐》等长篇。

肖江虹、肖勤、曹永、李晁几位，原本以中短篇小说起家，这一阶段也在长篇领域崭露头角。肖江虹的长篇《向日葵》发表于《钟山》。肖勤的长篇《水土》刊发于《十月》。曹永的《无主之地》是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推出的长篇，李晁的是《傻时光》《迷宫中的少女》，2009年与2016年分别刊发于《青年文学》和《百花洲》。除这几位外，2007年以后在长篇领域作出成绩的新人，还有汪洋、唐玉林、田永红、赵朝龙、斯力（李家禄）、喻莉娟、许雯丽、邹德斌、潘国会、龚晓虹、李猛等。2007年以前即有收获的欧阳黔森、王华、谢挺，也不断推出长篇新作。欧阳黔森的长篇分别是《绝地逢生》《奢香夫人》，王华除《家园》外，还有被称作“花河”三部曲的《花河》《花城》《花村》，谢挺的是《留仙记》。第二代、第三代作家中，继续耕耘长篇的，是何士光、袁仁琮、胡维汉、陈谷一。何士光的《今生—经受与寻找》《今生—吾与谁归》分别出版于2011年和2016年。袁仁琮的《破荒》三部，分别出版于2013年和2014年，2016年获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胡维汉继2004年的《小说城故事》后，又有《黑色碉堡》出版于2008年，陈谷一的《尘缘》出版于2012年。不过，老一代作家的势头，已明显不如第四代。

另外，第四代的小说创作有两个特点过去从未有过，一是属儿童文学范畴的长篇。胡巧玲的《狗狗想要一个家》《童年的千纸鹤》《走过春天》，何伊经的《乒乓小勇士》《小福尔摩斯和他的伙伴们》等，都是用儿童的语言、儿童的思维创作的作品。从儿童形象塑造到小说的篇章结构等，都完全不同于成人文学的儿童视角、儿童情趣。二是网络长篇。张贤春的《猪朝前拱》和褐蜘蛛的《男人制造》，朱双艺的《迷离档案》《赎心者》，都是称有网络人气、先有点击率，然后才与出版社签约出版的。除这两位，还有前面提到过的一大批网络作家都在写长篇，这也是贵州文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概括地看，第四代的长篇小说，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历史题材，尤其是本土或与本土有关的地域历史文化。冯飞的《大清血地》涉及太平天国运动在贵州、四川的一段传奇：当年石达开身边有一位来自贵州遵义的少年，名叫冯开良，他13岁在黔北仁江河畔参加太平军，石达开兵败后侥幸生还，在川藏漂泊了17个年头。回到故乡后，他又在贵阳、遵义参与了轰动朝野的两起驱逐外国传教士案。冯飞正是冯开良的后人，作品写的也正是这一段历史。贵州明清时期最受关注的少数民族历史人物是奢香夫人（1358年－1396年）。她是彝族历史上杰出的女性政治家，主要事迹是胸襟博大，视野宽广，时时把民族团结、地区和谐放在首位。平内患，通九驿，化解矛盾，加强中央与边疆、内地与西南的联系，促进彝族水西地区与贵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清两代即有不少歌咏她的诗词，此后同类题材的创作更是绵绵不绝，仅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即有黔剧、电影、电视、小说、话剧等。欧阳黔森的《奢香夫人》是一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小说头绪纷繁，情节更复杂，冲突激烈，奢香的形像也更为丰满。

也有的关注宏大历史。最突出是王鸿儒。王鸿儒出生于1943年，原本作文学研究，九十年代才开始写小说，故把他算作第四代。他的作品主要是“大唐系列”三部与“唐风晚唱系列”三部，分别为《盛唐遗恨》（1991），《大唐歌伎》（1993），《日落长安》（1997），以及《风尘豪门女》《风雪陵园妾》《风流女道士》（1994），此外还有一部《张居正：悬崖之舞》（2002）。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与小说创作兼顾的学者型作家，王鸿儒历史题材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对文学思潮的动向、走势等比较敏感。当代文学史上，历史题材创作曾出现过较大的误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度成为禁忌，不是被弱化、虚化就是被丑化。自八十年代徐兴业的《金瓯缺》、凌力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少年康熙》，杨书案的《秦娥忆》《长安恨》等接连出版后，流行一时的文学观与历史观妈有所松动。到九十年代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均为多卷本），杨书案的《风流隋炀帝》《风流秦始皇》，禁区彻底被突破，有人戏称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卷土重来。王鸿儒相当敏锐地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新动向作出了反应。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风云与现实变革，如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是贵州长篇小说写得最多的题材。除老一代作家石果的《沧桑曲》，龙志毅的《王国末日》《岁岁年年》，袁仁琮的《血雨》与《破荒》三部曲，苏晓星的《末代土司》，第四代亦有不少作品涉及这些领域。吴恩泽的《伤寒》与郑君华的《芙蓉风》是其中较好的作品。前者着眼于大跨度的地域化民族历史，明显有将历史寓言化、传奇化的倾向。“化外川”的地名，鸟、万、武、胡四大姓的恩怨情仇，还有“伤寒”对民族命运的隐喻等，都是作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寓言化、传奇化是吴恩泽特有的历史观与表达方式。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历史陌生化，在叙述者与他叙述的历史之间拉开距离，让寓言化、传奇化的故事去承载更多的历史哲学内涵。这个特点，在这位作家后来的另一部长篇《平民世纪》中还有所保留。虽然在《平民世纪》中，寓言、传奇有所消解，但那种冷静客观的叙述却一如既往，正如故事仍发生于“化外”之地一样。与《伤寒》不同，《芙蓉风》的现实感要强很多，农村历史变革所激起的波澜，以及当代农民命运的坎坷命运，也要真切很多。特别值得一提是小说的叙事风格，郑君华的意图，是要在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矛盾及其烦恼和抗争中，去发现并寄寓历史感，用作者的话说，是要用《红楼梦》那样的风格和手段，去“反映普通百姓生活且具历史内蕴”。为此，它的艺术结构、叙述语言、景物描写，人物心理刻画，包括对话等，明显都有古典章回体小说的流风遗韵，但又并不影响作家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农村变革的整体把握。以《红楼梦》那样古朴典雅的方式来讲述农家日常生活，在作家是一种新的尝试，在读者也不失为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

第四代作家当然更容易为轰轰烈烈的战争风云与地域传奇所激动、所吸引。欧阳黔森的《雄关漫道》，龚晓虹的《鸽子花开》，唐玉林的“沧桑五陵三部曲”，赵朝龙的《风雨梵净山》，张国华的《铜鼓密码》等，都是这样的小说。凑巧的是，这几位作家均来自黔东或黔北，那是土地革命时期贺龙、夏曦、关向应等所创建的革命老区的腹地，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他们的作品虽然都取材于黔东或黔北的地域历史与文化，但都对故事作了某种传奇化、通俗化、民间化处理，“沧桑五陵三部曲”包括《中南门》《清浪街》《龙井巷》，最好是《清浪街》，人物众多，故事也最有吸引力。大大小小的民国乱象、地域传奇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并且头绪繁多，悬念众生，在英雄豪杰、夫人小姐及官、民、警、匪、兵之间，演绎出黔东大地沧桑历史。《鸽子花开》《风雨梵净山》进入“正史”的方式也都是黔东人物的传奇故事，也都是试图以民间化的视角展示历史叙述的另一种魅力。《鸽子花开》中，小到斗蛐蛐，大到战场拼杀，都有许多民间智慧的参与，而正是这些章节，给这部作品带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田永红的《盐号》选材新颖，贵州交通险阻，自古缺盐，乌江水道的作用不言而喻，盐商的兴衰尤其关系到贵州的经济命脉，龚家盐号所牵动的，也就不仅仅是几个人物的悲欢离合问题，在盐号兴衰史后面，勾连的是地区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

李钢音的《远天远地》以感觉细腻、语言雕琢见长，尤其擅长写心理。作家在依崖村，在格龙和小腊娘，在娃娃金才、美丽村姑陈罗朵、乡村老师田茂盛，甚至在小镇周老板等人物鸡零狗碎的日子里，找到了城市与乡村的嫁接方式，那是一种跟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相似的诗意，一种完全无关乎城乡，完全不在意“远天远地”，而只与人，与人的生活有关的情感维系。

与《远天远地》不同，西篱《东方根限主义或皮鞋尖尖》里的人生毫无诗意，shyly这样的都市男女，甚至连情感都可以不在乎，他们所要的就是赤祼祼的金钱、性欲和放纵。这类人物在袁浪的《富翁、乞丐与勇士》，在罗大胜的《金三角风云》里也似曾相识。不同的是，在《富翁、乞丐与勇士》与《金三角风云》中，人物还有一层伪装，他们的阴谋、杀戮、算计等，常常要用一些小花招、小噱头来掩饰或交换，如奢华的场面，甜蜜的爱情、金钱与尊严的交易、庄严的承诺等，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剥去这层伪装。与此针锋相对，则是正义与邪恶的搏击，惊心动魄的故事即由此而来。依靠对通俗小说技巧的娴熟把握与灵活动用，袁浪、罗大胜、旻野（王黔生）走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向影视进军，九十年代后的长篇新作，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宋渤的《车坠安江：一个目击者的手记》、吴昉的《封疆小吏》、张国华的《长天秋水》属于反腐题材创作。在宋渤的作品中，腐败分子是东安市建筑公司总经理曲果，他借改革之名，以权谋利，以利结党，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资产，最后发展到杀人灭口的地步。小说中的报社副总编安思危则是正义的代表，他与曲果的较量虽然一波三折，最终当然是正义战胜了邪恶。《长天秋水》与《封疆小吏》的意蕴要复杂一些，赵长天这个名字及“长天秋水”的意象，“小吏”与“大吏”的相对等，都包含有特殊的含义。小说所要展示的，是基层干部的苦涩人生，也触及了官场的一些难言之隐。

赵剑平的《困豹》和金永福的《挂职》，是现实感更强的作品，但各有不同的艺术追求。《挂职》在对贵州山区的扶贫描写中，穿插了不少地域历史文化片断。《洗骨记》有对大山封闭和贫困的记忆，但更在意人生疼痛感的表达。《困豹》写的虽是动物，但关注的却是大山深处严峻的生存现实，那跟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有关。正是因为这种破坏，木家寨的现实才让令狐荣、木青青他们束手无策。他们并不缺少改变现实的愿望，但在日益膨胀的乡村欲望面前，个人力量却太渺小，最后只能选择逃离，而这一走，木家寨的未来也就变得愈加黯淡了。

李晁是在写过《铁葫芦街》《纪念麦黄》《少年故事》《少女故事》《朝南朝北》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后，就开始尝试写长篇的。那便是《傻时光》，应《青春文学》的约稿而创作，发表在该刊2009年10月号上。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作家在短篇中经常描绘的铁葫芦街作为故事的发生地，表现的是一个少年的成长经历。与一般的成长小说的不同之处，是它讲述故事的视角和方式。一开始，由“我”来讲述被别人称作“傻子”的智利在小学读书期间种种经历。然而，“我”所认同的智利的行为，在他人看来统统是“傻事”。后来主人公进入初中了，“傻子”表现出超人的一面，不仅被大家认同，而且处处显得卓尔不群，小说主人公也逐渐回到正常人的轨道来。这部作品总体上写的是一种艺术感觉，在第四代作家中风格独特。

贵州的旅游业近些年人气颇旺，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山峰的长篇小说《黔上听香》可能会让人别生一番感触。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近30的未婚女人，在上海有高雅的职业，但却私生活糜烂，经常与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男人发生一夜情。但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却与一位来自北京的音乐才子在贵州旅游时发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小说的结构和写法有自己的特点：用贵州自然山水、民族风情来烘托、渲染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还有精神归宿一类的主题诉求。

除传统文学，贵州长篇小说也有成功的例子，如褐蜘蛛的《男人制造》与张春贤的《猪朝前拱》。两部长篇都是先有网络人气、先有点击率，然后才与出版社签约出版的。与多数这样的作品一样，《男人制造》出版时也改了个名：《我的红尘女友——男人制造》。小说主要围绕情感和性欲，讲述一个青春期男子与三位女子的纠葛，有些描写比较敏感，有点露骨甚至狎亵，但绝非游戏文字。热热闹闹之中，其实都事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都是严肃的人生悲喜故事。《猪朝前拱》出版时的书名是《青龙坝》，它讲的故事发生在当代农村，无论是青龙坝乡场的熙熙攘攘，还是各家各户的婚丧嫁娶、儿女生计，均有着乌江中下游浓厚的乡土气息。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如颜仲江的成长与堕落，晋成刚的好色与贪腐等，对乡村道德造成极大破坏，难免让人产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感慨。网络文学虽有类型化趋势，但现实指向越来越明显，中国作协把网络文学朝精英方向引导的力度也越来越大。《青龙坝》之所以有这么高的人气，正是因为它对当代乡村的精神文化生态有着执着关注与深入诠释的缘故。

主要诉诸爱情，或主要从爱情角度来揭示现实的精神隐痛，有汪洋的《洋嫁》，喻莉娟的《卉卉》，龙潜的《黑瓦房》《铁荆棘》等。这都是追怀青涩岁月的长篇，都有童年、青春的回望，其中的苦涩与温馨，懵懂与自省，也能给读者留下某些印象。《洋嫁》如题目所示，是一个关于“美国梦”的故事，这样的题材在贵州委实不多，因此它是“多样性”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为这部小说，曾在北京召开过专门的研讨会，它的独特之处，既不是“美国梦”的如何破灭，也不是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和碰撞，而是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观照，物质化追求不仅在她们与男人之间造成了微妙而紧张的对峙，同时也严重伤害了女人间、同胞间的友谊和感情。如此严酷的精神、道德危机，发生在繁华但陌生的异度空间，尤其发人深省。

第四代的长篇，相对此前的数十年，肯定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但在全国长篇竞写潮争奇斗艳的整体格局面前，成就还谈不上特别令人瞩目。没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作品，且尚未获得过国家级大奖，一些优秀之作未能进入更多理论批评家的视野，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在当代文学批评“过度阐释”喧嚣四起的时刻，贵州的一些长篇作品恰恰缺少阐释，这跟作品本身是有密切关系的。三百多部作品中，有的甚至还缺乏可读性，这已经是对长篇小说的最低要求，如果连这个条件都不能满足，就更谈不到成功了。缺少基本的语言、结构、形象可感性等要素，或过于猎奇，过于个人化，都可能导致作品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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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国景，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专著《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获贵州省文学奖。出版《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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