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壮歌》第一集：烽火西迁 讲述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移与文物保护

11月24日22:04，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出品的纪录片《西迁壮歌》登陆央视纪录片（CCTV-9）频道。该片围绕浙大西迁、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故宫文物南迁三条主线展开，讲述中华儿女共同守护中华文脉的动人故事，重点展现抗战时期文化西迁贵州的壮阔全景。

《西迁壮歌》第一集：烽火西迁

一个狂风大作的雨夜，心思沉重的竺可桢，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彷徨，然而这个雨夜，夜不成寐的，又岂止竺可桢一人。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寒意逼人，一群人神情凝重，在凄冷的夜色中步履匆匆。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早在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大幕就此拉开。日军践踏中国领土的同时，妄图推行殖民文化统治，北平、上海等地的高校及其他文化机构或被日军占领、或惨遭轰炸。面对日军的暴行，香港大公报揭露了日军蓄意对高校等文化机构进行肆意轰炸的真相。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命脉、精神、灵魂。日本要占领中国。当然它要改造甚至消灭中国的文化，它要用日本的文化控制中国的老百姓的灵魂。”

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副馆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官员徐婉玲：“七七事变之前的一二八事变，日军对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进行了轰炸，所藏的古籍在顷刻之间化为灰烬。”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董平：“战况危急，形势逼迫，搬迁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率先联合内迁，其他高校也不得不分批撤离。尽管路径不同，却都向着西南西北腹地跋涉，为守护教育火种寻一方安身之地。

李忠杰：“当时中国政府、各界人士、企业、高校西迁，都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之下，为保护中华文明而采取的一个特殊的措施，都是以大西南，包括贵州等地为主要目的地的。”

董平：“上海的大厦大学遭受日军轰炸，这件事情给竺可桢校长敲响了警钟。”

自上海沦陷，杭州告急，竺可桢便与校委会紧急商议后，毅然带领浙江大学上千名师生踏上迁徙之路。战争让人别无选择，当时的浙大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别竟然长达将近十年。

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原部长沈文华：“到底要去哪里，要迁多久，大家都不清楚，是前途未卜。”

侵华日军不仅强占中国高校，还蓄意盗窃中国文化典籍与文物。1937年，一部被誉为“东方文化金字塔”的旷世典籍，刚刚从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分馆完成转移。随即，9名日军潜入杭州展开疯狂搜寻。

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淑锵：“（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它不仅是想要占有我们的土地，它还想毁灭我们的文化。”

而这一次日，本侵略者锁定的目标，正是承载华夏千年文明的皇皇典籍——《四库全书》。

浙江省图书馆研究官员张群：“当时日本人对文澜阁的《四库全书》觊觎已久，他们就千方百计想得到它。”

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的丛书之一，《四库全书》共计36000余册，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丰碑。全书誊抄7套，分别珍藏于南北七阁，历经战火洗礼，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成为南方唯一的孤本。

张群：“日本有个松本刚，他写了一部书叫《掠夺了的文化——战争与图书》，上面记载了日本当时组织了9个人，从上海出发到杭州来找《四库全书》。”

然而，日军垂涎已久的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和88箱善本并未得手。

贵州省图书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钟海珍：“日军没有得到这套《四库全书》，完全得益于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果断的决策，提前就把《四库全书》转运离开了杭州。”

张群：“陈训慈作为一个馆长，两大头痛的事情，一个是经费，因为当时教育厅没给他钱；第二个就是交通工具，要拿什么来搬？”

浙江省图书馆馆长胡海荣：“陈训慈馆长就去找他的老师，就是竺可桢校长。”

竺可桢得知此事心急如焚，面对紧急情况，他很快做出了回应。

董平：“竺可桢先生一点没有犹豫，马上就答应了，还让浙江大学的老师协助陈训慈去装箱、一路护送。”

1938年初，竺可桢紧急电告国民政府教育部，强调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国民政府教育部随即致电浙江，提出“兹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望贵省府设法运黔。”

电报中说的黔，就是西南腹地的贵州省。这里自古是连接西南与华南华中的咽喉枢纽。明朝初期实行“北守南进”的国家战略，贵州的地理战略价值被发现，从而成为中国第十三个行省。作为抗战期间的战略大后方，贵州无疑是烽火西迁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李忠杰：“总体上大西南是战略大后方，贵州是大后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贵州，它是当时四川重庆的战略屏障。”

军事科学院原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罗援：“从战略上来看，就是由于贵州它有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当时还没有受到战火的殃及，是相对安全。”

正是这种相对优越的避险环境，使贵州成为众多高校西迁重要选择地。1937年被炸成废墟的大夏大学，即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由上海迁到贵阳，成为全面抗战时期第一个迁到贵州的高校。

原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之子、华东师范大学退休教师欧天锡：“大夏大学西迁到了贵州贵阳，在贵阳复课了。”

和大夏大学不同的是，文澜阁《四库全书》此刻刚刚开启西迁大幕，前路未卜。这部中国文化的瑰宝如何才能躲过连天战火和劫掠之手？

张群：“陈训慈一直觉得不安全，如果在他手上《四库全书》有什么闪失，他如何来面对浙江的父老？”

硝烟弥漫中，文澜阁《四库全书》仓促启运。同为华夏瑰宝的故宫文物也早已踏上迁徙征程。

1933年初战火席卷而来，为了国宝免遭侵袭，故宫博物院毅然启动紧急转移。

徐婉玲：“1933年的元旦，日军进犯山海关，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丧失了，所以故宫博物院不得不做出紧急会议，然后决议文物要南迁。从北平先迁移到了上海，然后在上海迁移到南京。”

战火步步紧逼，危机再次袭来。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南京岌岌可危。已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故宫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一场隐秘而迅疾的迁徙之路由此展开。

故宫文物主要分三路西迁，到贵州的是南路，从武汉到重庆这是中路，经过陕西到成都是北路。

最先转移的是刚刚在英国参加完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载誉归来的80箱文物。这80箱是我们选出来的国宝级的，精品中的精品。

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故宫博物院指派古物馆职员庄严等人，迅速护送80箱文物登船前往汉口。几天后，长沙火车北站职工突然接到转运文物指令，来自汉口的80箱故宫文物随即运抵备战，此时日军飞机已多次在湘江以东侦察，危险一触即发。经过慎重考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决定，将文物存放于湘江以西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即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