旮旮角角贵州史丨贵州举人在康有为发动之前，就已经参加“公车上书”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传来了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据康有为自撰《我史》说，“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公历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这就是康有为一直据以为功的“公车上书”。康有为说“与名者千二百余人”，在松筠庵签名单上的只有603人，广西99名居于榜首，贵州以95名仅次于广西。贵州举人确实不甘人后，被称为“偏于西南一隅的贵州书生名动京城、扬眉中华”。有人还说贵州举人是“冒死签名”。
松筠庵集会
在松筠庵签名的贵州举人有：贵筑县：黄钟杰，李瑞棨，李端槩，李端燊，李端荣，谢沛泽，喻熙箴，伍襄钧，张尧煦，陈其铸，萧子鉴，黄泽书，周之麟，周祜，顾福基，陈端厚，张煦春，傅夔，黄厚成，白赞元，彭秀章，蒯兆庚，丁树铭，向日葵，犹海龙，吴正枢，孔繁华，熊滨臣。清镇县：谭沛林，张鸿逵，张可煐。修文县：杜树棻，廖杭，吴廷璧，聂树奇，吴鹏。开州：胡嗣芬，萧正和，何庆崧。天柱县：吴鹤书，杨树琪，陈明清，吴见举。遵义县：张致安，谢承珪，吴懋卿，杨锡谟，蒋燮奇，犹朝选。毕节县：葛明远，杨懋林。龙泉县：曾鹏星，申德渠，周学海，李绍莲。平远州：谈定安，罗会恕，赵昌麒。普定县：陈凤仪，胡俊。印江县：柳元翘，戴仁禄。婺川县：徐致和，聂树楷。铜仁县：颜德辉。开泰县：姜兴胄。镇远县：杨国栋。黄平州：乐嘉藻。桐梓县：艾应芳。贵阳府XX县（签名单中未注明籍贯）：徐培中，吕钓璜，白子钊，董玉林。XX县（签名单中未注明籍贯）：罗廷珍，黄明，周守彬，杨绶，王崧寿，车鸣桢，彭汝寿，丁汝寯，王勋，陈文焘，申允熙，张清华，胡纪辰，王玉梁，樊瑗，赵永霖，王智元，刘廷魁，魏祚臣，杨元龙，杨鸿翥，马治源。共95人。
历史事实是，在康有为组织松筠庵集会之前，各级官员和举人已经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上书者中不乏封疆大吏。举人上书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其中贵州举人110名，比松筠庵签名单的还多15人。也就是说，贵州举人在松筠庵集会之前就已参与“公车上书”了，且贵州举人上书已呈递到光绪案前。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初七（公历5月1日），都察院代奏了《葛明远等贵州举人条陈》。
在呈文中，郭明远等开宗明义就指出：“为受挟割地，诸戎生心，将及云、贵，请更正和议、勿割台湾，以巩边防而系民心”。1885年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从此，中国承认法国吞并安南（今越南），中国西南门户大开。故而贵州士子有唇齿之痛，极为忧愤：“而云、贵一隅，近鉴前事、远计后患，尤用悚标，惧祸将及！故敢沥肝胆、冒斧钻，为我皇上一言”。并以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为例慷慨直言：法、土构兵割地是因“皆公私俱竭，不得已而为斯举”。1870年普鲁士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触怒了法国政府。法国对普鲁士宣战，但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停战协定赔款2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的大部分地区。1877-1878年俄罗斯与土耳其争夺势力范围展开第十次战争，俄军兵临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甲午之战中，“我师虽小有败衄，而十八行省山东而外未受一矢，金瓯依然；津、沽熙熙，神京无恙。率土臣民握拳攘臂，忠义愤发，随地可用，此诚薄海内外所不解者也。”虽然海战失败，但是绝大部分国土没有受损，京城亦安，众臣百姓义愤填膺，为什么甘心仿效法、土二国签城下之盟，这实在让海内外所不理解啊。
甲午战争
呈文中不仅指出：“若复割台，东南之防，更复何有！”割让了台湾，东南沿海哪里还有防御的可能。更进一步指出：“况倭既得台，经营整顿，藉其饶富，无异又益一日本！我弃地不治，故为石田；人尽地乏力，将成天府。不识他日东南各省与强邻为界，何以自存！”后来的事实的确证明了贵州举子的预见，日本据有台湾后，将台湾作为支持本国工业的后盾，同时作为向南方发展的基地，由台湾提供资源、物产及劳力，为其侵略意图服务。
呈文还提醒朝廷：“法人之取越南，欲以窥云、贵、广西；与倭人之取高丽，欲以窥辽阳、山东，其立意相同。”“若不之许，则法衅立开。英索广东、川、藏。俄索新疆、漠北，苟求而不得，亦复如是”，列强觊觎已久，将借此趁机分裂中国。贵州举子还提出：“今者割地之外，复益以二万万之兵费。皇上苟以此二万万之款购置兵械、广募新军、搜求将材、激厉土气、淘汰庸臣、诛磔懦将，信赏必罚以号天下，天下之大，食毛践土之众，岂尽无人心，甘负天日；众志成城，有必然者。”与其还要赔偿两亿银两，不如用来扩大和装备军队，“乘此人心固结之馀，正可以抒义愤而巩边卫；亦时会之不可失者也”。与其他呈文着眼于“門戶既失，危急堪虞”相比，贵州呈文的思虑和眼界显得更为宽远些。
贵州举人上书署名的有：葛明远、吕钓璜、喻熙箴、傅夔、吴廷璧、顾福基、周之麟、吴 鹏、杜树棻、张鸿逵、张煦春、张可煐、王勋、陈清明、马治源、张清华、谢承圭、吴正枢、申德渠、徐致和、曾鹏星、陈凤仪、后贇、廖 杭、乐嘉藻、廖袭华、聂延祜、罗廷珍、石天荣、周廷琛、萧正和、戚朝勋、李端槩、罗会恕、黄莹书、谈定安、胡嗣芬、杨 澍、华 鈖、黄锺杰、戴仁禄、周学海、李绍莲、徐培中、姜兴胄、孔繁锡、胡序铨、熊滨臣、谭沛霖、张杰、刘廷魁、王玉梁、王崧寿、樊瑗、颜德辉、彭汝畴、杨 绶、柳元翘、陈文燽、陈其铸、犹龙、犹朝选、犹海龙、王之珍、王维恪、邹国柱、胡绍铨、吴本基、李端荣、曾寿祺、丁树铭、张致安、吴懋卿、杨锡谟、晏怀新、冯元亮、魏祚臣、周坚、刘端棻、周永年、金正炜、龚绵元、任承纪、杨元龙、胡纪辰、杨鸿翥、丁树楠、李端棨、黄明，王智元、黄家琮、匡履福、朱 勋、杨国栋、丁良佐、张尧煦、聂树楷、申允熙、赵永霖、伍襄钧、艾应芳、聂树奇、周淧、董玉林、曾凤文、蹇念恒、马汝骥、陈夔麒、周祜、胡培元，共110名。
在具名举人中，领衔者葛明远，字子惠，毕节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进士，曾任江西万载知县。贵州著名土木建筑专家葛天回之祖父。李端槩、李端棨、李端荣和在松筠庵签名的李端燊均是李端棻的堂兄弟。乐嘉藻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之一。陈夔麒是清末重臣陈夔龙的二哥。蹇念恒是著名作家蹇先艾的父亲。聂树楷，字尊吾，一字得庵，晚号聱园居士，务川人，仡佬族诗人。胡嗣芬，字景威，号宗武，开阳人，当年中进士，民国初参加编纂《清史稿》，又曾主持江南通志局 。聂延祜、丁良佐、周之麟、马汝骥 、张致安均当年中进士。聂延祜曾任广西桂平知县，《贵州通志》编审。丁良佐曾任广西贺县知县。周之麟曾任刑部宥恤司主事。
至于落款日期，一则都察院是双日堂期，代奏条陈在其规定的早朝日。都察院、大理寺随同刑部参加早朝，八日一轮。四月初七日是都察院的早朝日。所以贵州举人的折片可能是四月初六日堂期呈递都察院，初七正好轮都察院早朝呈上。一则据当时天津《直报》报道：“已据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将各省孝廉、京官先后所呈各情，缮折具奏，未经发抄”，即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已将各省的上书代奏，但还未交内阁发抄。依后一种说法，那么贵州举人的上书是在四月初四日前。
又据《点石斋画报》以“伏阙谏书”为题报道：虽然都察院已将各省的上书代奏，因未交内阁发抄，各省公车不知道都察院是否代奏，便到都察院质询：“是以初六、初八两日，都察院内各省孝廉又聚千余名之多，纷纷议论，势若哄堂。经京畿道前往弹压。诸孝廉声称，历朝有事，文死于谏，武死于战。今我国家被侵受辱至于此极，而文不闻有死谏者，武未有死绥者。三百年养士之恩所成全者，固如是卑鄙无耻耶。一唱百和，院宪等皆无可如何。”报道内容与天津《直报》的报道基本一致。这两天聚集都察院的千余名举人中是否有贵州举人？想来是不会缺席的。据此报道，这两天“势若哄堂”，贵州举人呈文如何呈递呢？我估计贵州呈文应是在四月初四前呈递，初七都察院早朝奏上。
伏阙谏书
由此可知有两个“公车上书”：前一个是由各级官员、举人参与的上书，且呈文已上达。后一个是由康有为在松筠庵组织的上书活动。贵州举人因为对局势的了解深切，故而态度极为坚决，两次都积极参与。所以在论及贵州举人“公车上书”时，绝不能忽略前一个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