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董老师

《不事雕琢》董克俊木刻插图作品展将于11月8日在贵阳孔学堂文艺馆开展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贵阳市内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1970年我初中毕业，对我来说，大字报的内容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无非是今天打倒了谁明天又推翻了谁。

我关注的是大字报的报头。这些报头，通常是一些宣传画，这些宣传画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所能看到、触摸到的最直观的美术作品。

大字报头宣传画多数都是东拼西凑拷贝来的图画。

在大量的宣传画报头中，署名“工人董克俊”绘制的却非常引人注目——工农兵形象威武有力，怒目圆睁盯着像小老鼠一样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走资派”，或者是用巨大充满力量的拳头将“走资派”打翻在地，一枝笔将“走资派”钉在地上等等。

这些大字报头宣传画，是我最早接触到的直观的美术启蒙教育，即使是在这样一种程式化、类型化、千篇一律的创作样式中，仍然可以看到创作者的天赋与才能。

董老师在那个特殊年代创作的街头宣传画作品，在程式化样式中依然彰显个性，彰显他的艺术才华。“文革”期间，贵阳街头的大字报头宣传画让我和许多人记住了一个名字——“工人董克俊”。

据说，西方的一些美术馆曾经收藏中国这一特殊时期的大字报宣传画作品，可惜，董老师的创作在贵阳街头随风飘散，消失在时间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贵阳，城市与乡村错落交织在一起，城市也像一个巨大的村庄。在这样的城市里，人与自然很近，春天来临之际，茅草屋前桃花盛开，田野、茅屋、桃花都是写生的好素材。在随处可见的池塘中还能看到青蛙与小蝌蚪，这种环境是儿童与画家的乐园，在我学习绘画的时候，总是就近非常方便地可以找到写生的场景。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马帮穿城而过，有时候赶马人会将马拴在街边电线杆上让马休息顺便喂食，儿童与这些马十分亲近，有时还会发生儿童被马咬伤的事件，这些都是我们青年时代的城市景观。

今天说起这样的事情，恍如隔世。

董老师的家在一幢二层楼的红砖建筑里，这是连成一片有几幢同样房屋的建筑群，在田间野地与乡村茅草房屋之间显得非常醒目。上了楼梯，经过一段楼道，进入董老师的家，一间大约有二十几平米的房间。二层楼上住有十来户人家，共用一条长长的楼道，每家每户的炉灶与厨房用具均放置在楼道里，这也是当时常见的生活景象。

画家董克俊在创作中

董老师的夫人吕姐将室内小小的空间布置得十分温馨舒适，墙上挂满了董老师创作的小尺幅版画作品与油画棒画的风景写生。当年，我怀着朝圣一样的心情走进董老师的家，聆听董老师关于素描、创作、艺术的教诲。

董老师的邻居家里养有一只猫，在我的印象中，这只猫也出现在董老师的版画作品中。董老师对这只猫宠爱有加，常常喂食它，这只在董老师家来去自由的猫也变得越来越胆大，有一天，猫将董老师家中存放的一条晾干的大鱿鱼偷吃一净，想当年，鱿鱼可是十分珍贵稀罕的食物，这条干鱿鱼在猫肚子里膨胀开来，让它瘫在地上动弹不得，董老师见此情景心急如焚十分心疼，飞奔上街寻找药店购买酵母片喂食这只猫。多年以后，董老师讲起这件事仍然一脸灿烂开心得像孩童一般。

1986年，贵阳画院的几位画家前往贵州黔东南地区采风，董老师的学生、极具才华的青年画家颜冰从村民手中购买了一只下司狗。据说下司狗是贵州独有的品种，长相十分呆萌可爱，与人亲近，特别是与孩童在一起时非常温顺，但是在野外，下司狗却是凶猛的猎狗，是黔东南村民打猎时最好的帮手。

颜冰反复叮嘱同行的同事千万不能将购买狗的事情告诉董老师，回到贵阳后，一位同事还是透露了信息。第二天一早，董老师来到颜冰家，“听说你买了一只狗，让我看一下嘛”。谁知小狗一见到董老师就绕着脚旁边转圈打滚，亲热异常，见此情形，颜冰只能将这只狗送给了董老师，董老师为这只狗取名“得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城市里突然兴起一股打狗的热潮，由各街道派出所民警到各家各户搜寻狗，好在分管贵阳市文联大院的派出所所长是一个文艺青年，早年就喜欢董老师的作品，亲自给他的民警下属下达指令，“这只狗是大画家养的写生创作用狗，任何人不准碰”。

因为“得儿”，董老师与这位派出所所长成为好朋友。

每天董老师创作之余都会带着“得儿”到外溜达。有一天傍晚时分，董老师来到我家，我刚完成的一幅作品颜色未干正平摊在地上晾干，谁知“得儿”一到我家径直走到画上洒了泡尿，董老师用颇为欣赏的眼神看着“得儿”，并且毫无歉意笑嘻嘻看着我说，“你可以顺便将那幅画染点颜色”。

1980年，董老师为《雪峰寓言》创作插图，董老师一生喜爱动物，各种动物常常成为创作题材。早在创作《雪峰寓言》之前，董老师就已经创作出了《草青青》《亲密的一团》《山歌》《笛声》《三头牛》等与动物有关联的作品。

时至今日，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版画创作中的经典之作。

《雪峰寓言》插图是董老师版画创作的巅峰作品之一，插图中出现了许多的动物，毛驴、狮子、猴子、老虎等，造型夸张，形态生动有趣，构图无拘无束，刻刀在木板上刻划的自由又自在，这套插图釆用平口刀斜向接触木板，刻出了篆刻作品独有的金石意味，在当时与现在的版画作品中，这样的技法十分独特。

八十年代初是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年代，但是美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却比较单一，仍然是写实作品占主导地位，《雪峰寓言》夸张的造型，大刀阔斧的刻痕印迹，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版画作品中横空出世，引起众人注目。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美术刊物不吝啬版面，纷纷用较大篇幅登载《雪峰寓言》插图，董老师也名扬中国美术界。

1989年3月，由董老师一手策划并全程参与实施的我的个人作品展览即将在中国美术馆东大厅开展，董老师陪同我和拙荆亚平提前到达北京，展览开幕前，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安排处理。那一年我34岁，在北京的美术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所有事情都是董老师带着我或者干脆就是董老师自己去完成的。

董老师首先带领我拜访了彦涵先生，我们将一组作品照片展示给彦涵先生观看后，董老师提出了撰写展览前言的请求。彦涵先生欣然同意，并在两天后如期将展览前言撰写完毕。

展览前还有大量的事情需要一件一件的完成，在最关键的节点上，我突然感冒发高烧，在这种情形下，我越发焦虑了，董老师安慰我不要着急，呆在酒店吃药、睡觉、休息，什么事都别想，尽快恢复过来。

董老师将我的展览请柬放在一个背包中，坐着公交车到偌大的北京城，一家一户地分送到古元、彦涵、王琦、华君武、武必端、宋元文、广军等先生手中，还有《美术》杂志总编辑夏硕碕及相关编辑，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办公室，请他们的工作人员转交给各位老师们。

当时的北京城只有公交车与极少的地铁线路，许多老先生的家离我们住宿的酒店很远，有时候还需要转乘几次公交线路才能到达，一天时间只能去几户人家。我的展览开幕式来了非常多的嘉宾，美术界的嘉宾，几乎都是董老师请来的。

由董老师策划的《曹琼德绘画艺术展》主办方是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省美术家协会，承办方是贵阳市美术家协会、贵阳书画院。董老师与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董小明商量要开一场展览新闻发布会，要求我面对记者们讲几句话。

董老师与董小明反复给我强调，一定要用普通话发言。

发布会当天，来了许多报刊杂志记者，我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普通话说得极差，看到这么多记者心中发怵。由于太过紧张，一开口就说的是贵阳话，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加之紧张导致语速极快，听得现场的记者一脸茫然。

然后董老师代表主办方发言，我惊奇的发现，他操一口带着川腔的贵阳话，从容自在语速不紧不慢的讲话，反而让记者们都听懂了他的全部发言。

展览开幕前一天，中国美术馆给我们一天的时间布展，必须在当天晚上十点钟完成，超过时间，电源会自动断电。在1989年，布置一个展览与今天的条件有天壤之别，展览作品只能放置在美术馆提供的现成画框中。

布展的当天上午，我们才知道，我为个展创作的最重要的《岜沙系列》作品尺寸超出了中国美术馆的画框尺寸，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的心又被提到了嗓子眼上。焦头烂额之际，中国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一批画框可以装下我的作品。

董老师让我与中国美术馆工作人员在展览现场继续布展，他亲自带着我姐夫等人去商借画框。这批画框原则上只提供给本院老师使用，好在董老师已是中国美术界声名远扬、大名鼎鼎的画家，亲自出面交涉后，最后用400元钱租借到这批画框，让我们在晚上十点钟以前完成了布展事宜。

开幕式的前一天，时任贵阳市市长王寿亭也在北京，当时通迅极端不方便，我不知道董老师怎么知道了信息，还邀请王寿亭市长第二天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

1989年中国美术馆《曹琼德绘画艺术展》王寿亭致开幕词，从左至右：董克俊、王琦、华君武、李葆华、汪风、古元夫妇、彦涵、曹琼德

1989年中国美术馆《曹琼德绘画艺术展》彦涵（左）与董克俊（右）合影

开幕式的嘉宾里，美术界的有古元、彦涵、王琦、华君武、武必端、广军、卜维勤、石虎、王仲、夏硕琦等等，王寿亭市长致辞时侃侃而谈，对展览的评述颇为专业，让老先生们非常吃惊，纷纷夸赞，一致认为王寿亭市长对绘画有独特的见解与认识，是少有的真正懂艺术的领导，董老师也在一旁点头称是。

事后，董老师狡黠一笑，悄悄地告诉我，他头一天晚上代拟了一篇致辞，王寿亭市长不仅背了下来，还自己发挥了一下。

1984年初，我妻子唐亚平从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工作，她的第一部电视纪录片原计划拍摄贵州的诗人，我建议说，还不如拍摄贵州的画家，有董老师、尹光中这样生动活泼有趣的人。

唐亚平采纳了我的建议，第一部纪录片《尹光中与他的砂陶艺术》在贵州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强烈。尹光中创作的砂陶面具造型奇特夸张，背景音乐是著名的贵州籍音乐家瞿小松创作的《懵懂》，音乐与怪异的面具浑然天成，一经推出，就获得了贵州省纪录片一等奖。

第二部片子《刻刀下的黑与白》，更是获得了首届全国电视文艺政府奖“星光杯”一等奖。事后唐亚平告诉我，拍摄这两部片子的过程非常轻松愉快，她找好摄像机机位后，简单的与画家交流，他们就开始自编自导自演，两部纪录片能够获奖，被拍摄对象的确增添了形色光彩。

有一天，唐亚平要为《刻刀下的黑与白》拍摄一组外景镜头，我被临时抓差顶替因事不能前来的摄影师。外境拍摄场地选择在镇山村，八十年代的镇山村十分古朴，依山而建的石板房高低错落，村道蜿蜒幽深，忽上忽下，木梁榫合镶嵌的石板墙色泽厚重沉稳，董老师沿石阶拾级而上，东看看、西瞧瞧，仔细观看着木梁石板墙上时间留下的痕迹，颇有与村庄相依相存的模样。

这组镜头，拍出了董老师穿行在古老村庄中采风的感觉，有一个镜头拍摄了董老师站在一幢院落大门前看着远方，我控制着镜头慢慢推移最终定格在董老师的脸上，镜头中只有董老师若有所思的脸庞，正好有一缕微风吹过，长发飘散开来。

那一刻，我觉得董老师帅极了。

1986年，贵阳书画院成立，戴明贤老师与董克俊老师将我从贵阳市工艺美术公司调过去工作，从此走上专业美术创作的道路。当时贵阳书画院的成员，都是一群历经坎坷，坚持艺术创作，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但也是一群没有学历没有文凭的人，现在看来，这一切真是无法想象不可思议，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中国的八十年代。

进入贵阳书画院，是我个人生活中巨大的转折点。

1986年，《刻刀下的黑与白》获奖后，让亚平有一个调入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机会，她从北京领奖回来与我商量，我讲了两条不去北京的理由：贵阳书画院有戴老师、董老师还有许多趣味相投的同事，我第一次遇到理解我的创作、关心我的创作、并全力提供最好创作条件给我的老师，让我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创作自由与幸福；贵州的自然山水人文村庄是我最喜爱的创作题材。

就这样，我们一家便安居贵阳，亚平继续在贵州的侗乡苗寨拍她的纪录片。

董老师是自学成才的画家，素描速写画得十分出彩，而且与学院训练出来的素描完全不一样，寥寥数笔，将人的形态、环境交待得清楚明了，充满韵律节奏与美感，素描作品对人物的刻画形神兼备、生动活泼，每一根线条都自信自如，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

董老师的创作，无论是木刻版画、综合版画、水墨、重彩、炭条，任何一种材料与技术，在他手中都会产生一种物理效应，变成非常特别的董氏图式。

董老师年轻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在他生病的那个年代，结核病是不治之症，这样的人生经历通常会给人留下心理上的阴影，影响人的一生。但是在董老师身上，看不到任何疾病留下的不良影响，他同病房的病友多数被结核病夺去了生命，他亲眼看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助，因为这一段与病魔抗争的经历，反而让他面对生活时十分积极，他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是如此的自主、自信、自由，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董老师是我认识的画家中最勤奋的创作者，这是一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对生命的爱惜与尊重。

从更深层次上说，董老师的创作，更像是一次对生命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