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丨百年党史·天天学习——贵州省临时工委的建立与隐蔽疏散、坚持斗争（九）

来源：（《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在国民党贵州当局接二连三地制造破坏中共贵州地下组织和进步团体、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的事件，白色恐怖弥漫全省的严峻形势下，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处境愈益险恶，任务更加艰巨。既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共反人民行径作斗争，又要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和条件，通过各种渠道，认真贯彻党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理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最大可能地保存干部，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省临工委1940年4月成立后，立即着手开展疏散转移工作。开始是组织已暴露的同志进行转移，如本省不能隐蔽下来，就转移到邻近的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省区，也有的安排去新四军或延安。除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外，贵阳的陶信镛、熊蕴竹，黔大仁中心县委的蓝芸夫等，均先后转移到延安。文焕群、孙瑞华、王启霖、刘家祥、宋大鸣、李正裕等分别转移去了桂林或新四军。

同时，为了使转移异地的同志能够生存，找到职业，便于今后工作的开展，省临工委在作转移安排时，既要考虑把同志转移到能够长期埋伏的地方，又要考虑到每个同志的社会条件和发展前途，分情况进行转移。云南当时是国际交通要道，省临工委就把交通运输部门的同志转移去昆明。

这些同志大多是技术工人，有驾驶汽车、修理汽车的专长，去从事运输工作，既可掩护自己，又熟悉了交通情况，广泛结交了朋友，直接间接掌握着车辆，不仅能为党组织工作提供交通方便，还能为党筹集经费。此外，省临工委还对部分同志进行了学校或地区的变换，以策安全。当贵阳中学支部面临危险时，党组织立刻让已暴露的党员及不适宜继续留下的学生转学，先后转移了五六十位同学到修文县城关省立高中就读。

转移工作前期是主动的，到1940年7月以后，贵州形势日益严峻，各县不少人被捕，疏散转移工作愈加紧迫。为适应工作的需要，省临工委曾指派胡钦僧、文宛丽、刘跃能三人组成了特别工作小组，协助张述成负责疏散转移工作。

1940年底，贵州当局加剧了对地下党员的迫害，转移任务进一步繁重。在疏散工作中，交通工具是很关键的问题。那时贵州没有铁路，进出省内外全靠公路汽车，而沿途关卡甚多且严，很不安全。为了保证疏散工作的顺利进行，急需建立一条地下交通线。省临工委积极调动一切可靠社会力量，共同解决了这一难题。 当时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有中共特支，贵州公路局有中共党员任站长，汽车修配厂有中共党支部，西南公路局也有中共党员作站长，因此，在他们的努力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红色交通线终于建立起来了。疏散转移的同志乔装成家属或本单位职工去搭车，必要时可以绕过车站特务的盘查，到检查站以外上下车。还可以选择驾驶员或随车人员，使疏散工作做到更安全可靠。这条地下交通线对贵州的转移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1940年夏秋到1941年春，是紧急疏散的高峰时期。除通过上述渠道有计划安排转移外，还有的是经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直接送到延安或皖南新四军军部。也有的是自己设法投亲靠友，进行转移隐蔽。据不完全统计，此期间转移到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地的同志共有120多人，为革命保存了一批重要力量。到1942年初，贵阳地区疏散转移工作暂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