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献给聂佳佳》排练场首次公开 90天打磨揭开二创面纱

4月6日，距话剧《献给聂佳佳》首演还剩不到1个月时间，“醒山戏剧”将排练场向公众敞开。一群“全素人”演员，在封闭训练90天后，第一次接受外界的审视。

这部话剧改编自贵州作家戴冰的同名小说。戴冰擅长用博尔赫斯式的叙事圈套，构建起一座虚幻的精神城堡。《献给聂佳佳》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画家陈长兴的死亡为切口，时间凝滞倒流，陈长兴的事业、婚姻、家庭状况被详细挖掘和反复述说。

目前，剧组已完成了前四幕的打磨，而关于陈长兴死亡真相的终章，仍被剧组紧“握”在手中，留待正式演出时揭晓。

话剧《献给聂佳佳》公开探班日

面具之下：极致表达的“多面”突围

将这部充满心理独白与时空跳跃的小说搬上舞台，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

导演李星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有限的舞台上，呈现小说中庞杂的人物关系网。

原著中与陈长兴有过交集的“路人”，共计数十位，在电影中或许只需几个空镜或群演便能带过，但在剧场里，每一个声音都需要实体。

“确实是没招了，才这样演的。”李星瑶坦承。演员配置有限，剧组不得不另辟蹊径，借鉴了戏剧训练中常见的“换凳子”游戏，并引入了“面具”这一视觉符号，开辟另一种风格化的表达。

于是，观众看到了一场特别“审讯”戏。当陈长兴的尸体被发现后，演员们坐在板凳上，有的化身追查真相的警察，有的成为道听途说的路人，还有的是与陈长兴爱恨交织的亲友。

这种转换，在演员大桑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不仅在剧中饰演主角陈长兴，还通过面具的切换及动作的转变，饰演陈长兴那位举止夸张的“娘娘腔”好友。面具遮蔽了演员的面部表情，却将他们推向了更极致的肢体与声音表达。

导演李星瑶解读陈长兴的面具

这份“不得已”的巧思，意外地契合了戴冰小说的内核。那个色彩斑斓、参照毕加索《哭泣的少女》设计的陈长兴面具，正如死者本身。在受众那，他是所有朋友口中无数记忆拼贴出的“多面体”，却唯独没有一张完整的脸。

陈长兴的好友们在餐厅讨论那场戏，四位戴着面具的演员，是数十位过场角色的抽象替代，更是台上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投射。李星瑶在交流环节解释了这一设计背后的专业背景：戏剧治疗。

李星瑶将临床治疗中的“替身”概念引入了舞台。“当来访者无法用语言表达具象情感时，替身会帮他演出那种情绪。”李星瑶解释道，面具人用肢体表达疑惑、挣扎或感动，他们是角色的影子，是其灵魂的旁白。

话剧引入“面具”这一视觉符号

舞台具象：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误读”

改编的过程并非没有痛楚。

陈家大姐接到聂佳佳告知“陈长兴失踪”的电话时，无丝毫的惊慌。相反，她冷漠地表示这个弟弟从小狡诈无比，谁也摸不透他的心思。当聂佳佳试探性地问：“如果最后找到的是死人呢？”大姐的回答更是令人不寒而栗：“那结果就出来了啊，陈长兴死了呗。”

张琦惠用浓浓的贵州方言，将对弟弟那种深入骨髓的厌恶与冷漠演绎得淋漓尽致。

原著中，关于姐姐的描写仅有六七句。张琦惠是剧组中的“素人”演员之一，为驾驭这个性格复杂的角色，她阅读小说后，提笔写下一段人物独白。

陈长兴大姐

张琦惠努力填补这巨大的叙事空白：为什么姐姐会讨厌这个弟弟？作为家里唯一搞艺术的孩子，姐姐本该是宠爱他的，这种由爱生恨的心理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这种对小说“留白”的填补，正是戏剧改编中不可避免的重塑过程。

“原著意味着特别的可能性。比如聂佳佳那张脸，如果过于直白地将她具象化，我觉得对人物形象是种伤害。”李星瑶说，戏剧的具象化，破坏了文学原本的“唯一性”和想象空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舞台只能呈现其中一种。

这种“破坏”，在聂佳佳与陈长兴的感情戏上很明显。戴冰曾多次强调，这段感情要“埋起来！不让大家看见。”但剧组最终选择了呈现。

《献给聂佳佳》原著作者戴冰

“演员走近角色的过程中，也许走岔了、走错了，离这个角色很远，反而是很美妙的事情。”李星瑶对这种“误读”持开放态度。她认为，戏剧的魅力在于允许犯错、允许失败，正是这些偏离原著的“意外”，赋予了角色新的生命力。

“导演喊了Action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再来第二次。”李星瑶说，虽然当下的呈现，只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这是现场艺术的魅力，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

专家“会诊”：生与死的跨时空对话

剧组对陈长兴“在场”的处理，让贵州省文学艺术评论家张建建倍感欣喜，“这一段很精彩”。

原著中，陈长兴作为死者，是缺席的。而在舞台上，导演大胆地让他“活”了过来。“死者与生者同台，是结构的胜利。”

同时，张建建也提出了个人的观感：“叙事节奏稍显拖沓，前面铺垫的内容是否太过？或许从第四幕开始就很好。”他口中的第四幕，是陈长兴尸体被发现后，李建伟带朋友在餐厅讨论，聂佳佳讲述他们故事的段落。

对这一幕，张建建有着更深层的期待。他认为，聂佳佳在剧中承载着双重叙事功能：一个是“讲述者”，冷静地剖析“我和陈长兴的关系”；另一个是“演绎者”，沉浸式地重现二人的关系。

“聂佳佳”沉浸式地重现与陈长兴的关系

“我甚至觉得，舞台上的演员们都没能充分地运用起来。”在张建建看来，演员们都可以成为聂佳佳的讲述者，或者陈长兴的讲述者。这种处理方式，如同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或是中国川剧里的“帮腔”。如果能让这些“群像”开口说话，成为角色内心外化的声音，那么演员们的能量将被彻底激活。

贵州大学哲学系教授王良范则将目光投向了死亡本身。

作为曾出现在戴冰小说原型中的真实人物，王良范对陈长兴这一角色的理解更加形而上。

王良范指出，陈长兴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的自杀势必有着深刻的原因。然而，朋友们的讨论往往停留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甚至陷入责任归咎的怪圈。

“真正的孤独者是死者。”王良范感叹道。他认为，死亡是一个神秘且紧张的问题，人们对死者表现出的不理解，其实源于生者自身的焦虑、好奇与恐惧。他主张舞台应当超越原著的文字，戏剧的张力，应当建立在这种“生者与死者”以及“生者与生者”之间对死亡认知的巨大差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