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强｜杜牧：才子风流与东方人格

公元803年是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那一年长安大旱，京兆府万年县安仁坊内，杜牧呱呱坠地。中晚唐重要诗人以及跟杜牧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中，韩愈三十六岁，刘禹锡、白居易三十二岁，柳宗元三十一岁，元稹、牛僧孺二十五岁，李德裕十七岁，李贺十四岁。喜爱唐诗的人们还要分别再等上十年与九年，才能爬梳出李商隐和温庭筠的名字。

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远祖是被称为“杜武库”的杜预，曾祖杜希望终于西河（今山西汾阳）太守任上；祖父杜佑位极人臣，当了宰相，他的儿子、杜牧的父亲杜从郁因而可以门荫入仕。关于杜从郁的任职，有段小故事。拟转任左补阙和左拾遗，都被谏官叫停，但他的品级反倒由从八品上阶连升六品，当了秘书丞。

一般而言，制度与官位都有延续性。但拾遗与补阙这两个官职都是唐代独创的。初设于武则天登基之初，职责是“供奉讽谏、扈从乘舆”。拾遗从八品上，补阙从七品上。虽然官品不高，但却是皇帝的近侍之臣，要参加早朝，属于常参官，颇为清贵。他们分属中书门下二省，中书省的称为右拾遗和右补阙，门下省的则是左拾遗和左补阙。其中左拾遗这个官名最为响亮，因杜甫担任此职时，“利用职权”替宰相房琯说话，被贬出朝堂，否则我们未必能读到《三吏》《三别》。

左补阙不合适，将其品级降低二等，转任左拾遗如何？依然无法通过。反对意见认为虽然官品不同，但职责一样。父为宰相，子为谏官，一旦朝政有所疏漏，儿子岂不是要议论父亲的得失？最终杜从郁只能改任秘书丞。秘书丞并非秘书，可以说是图书管理员，尽管在皇帝的图书馆。从五品上，比拾遗和补阙高得多，但重要性不及。

唐代官员不能只看官品。品级高可能俸禄低。这逻辑虽有明暗，但道理古今相通。

杜牧的童年记忆有两种味道。书香和药苦。《通典》作者的孙子，印象自然是“万卷书满堂”。因杜从郁从小就身体不好，家中经常弥漫着熬药的味道。遗憾的是，那些药并未能有效地延长杜从郁的生命。他最终在驾部员外郎的任上病卒。当时杜牧最多不过十五岁。顶梁柱的倒塌，让他不得不直面贫困的威胁。他们的三十多间房子，全部变卖或者抵押，给了债主。安仁坊地处长安城中的黄金地段，价值不菲，从侧面可以看出债务之重。毫无疑问，他们借的是高利贷，因当年根本没有官方利率，不仅民间放贷成风，州县政府也都有公廨本钱用于放贷，所谓“捉钱”。收益的七成供给低层级的佐史，剩余部分作为官员俸料。

既无钱维持生计，又无房可供存身，生活还怎么过？年老的奴婢病饿而死，年轻力壮的撇下主人自谋生路。只有一人不忍，带着几百卷书，想方设法照顾他们。无处立足，便栖居延福里的家庙。那里的柱子已经倾倒，荒凉破败。有个不知名的长兄，可能就是《樊川文集》中多次提到的杜慥，大约一直在杜从郁家生活。他年纪大些，骑头瘦驴，像乞丐一样游走于亲朋故旧之家。杜牧与小他四岁的弟弟杜顗只能吃野菜度日，晚上甚至连照明的蜡烛都没有。

困苦中的杜牧并未屈服。他尽力照顾年幼的弟弟，先让他吃饱，并且督促他读书。杜顗自幼多病，视力不好，母亲曾一度禁止他读书。如今怎么样既保护弟弟的眼睛，又不荒废他的学业，可真是让杜牧这小小的长兄挠头。没有办法，他们只能抓紧时间，趁天明读书背诵。夜色四合之后，哥儿俩再默默记诵刚刚读过的书。黑暗之中墙倾屋塌、四面透风的延福家庙，除了偶尔的鼠奔之声，一派死寂。文学家杜牧的童年生涯，又增加了两个关键词：饥饿，黑暗。而且这种悲惨经历并非一天两天，而是整整三年。

无论如何穷困，杜牧哥俩都没忘记读书。这种努力在唐文宗大和二年（828）终于见到成效。杜牧参加进士科考，金榜题名。

杜佑和杜从郁都是门荫入仕的。尽管杜佑当了宰相，但未曾考中进士，也有遗憾。当时法律规定，进士及第者全家免除徭役，其他杂科仅免本人。也就是说，一旦进士及第，便可以享受原本是五品以上官员才有的权利。进士科每年仅录取三十名左右，甚至还有一人不取的例子。以每人工作三十年计算，做官的进士不过千人，而唐初的官员总数接近两万，后期更多。上自帝王下到州县长官，无不礼重进士，慢慢形成这样的社会观念：

可以这么说，重视进士就是当时官场上的普世价值。唐高宗时期的薛元超虽已位极人臣当了宰相，内心依旧有三大憾事：“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而他的三个遗憾，杜牧至少会弥补两个，且进士及第的过程极富传奇色彩。

虽然经过安史之乱的破坏，但社会公信犹存。故而如此重要的考试，考卷并不糊名。考官不仅不封闭，杜绝外界影响，反倒积极接受推荐，由此形成两个特殊现象。一是公荐：“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知所知进士之负艺者，号曰公荐。”关系密切的朋友还可以给考官提供特殊帮助，谓之“通榜”。因阅卷量实在太大：三天考三场，贴经、杂文和策论。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三场考试竟然都是淘汰制，实际也就是三轮。上轮通过之后，才能进入下一轮。

《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中有这样的表述：“（进士）试一大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后试策。”贴经成绩现场可出，首轮淘汰不存在技术障碍，可次日的杂文，无论是箴铭论表，还是诗赋，都难以现场批阅。举子数百人，近千份考卷，考官的眼球哪里够用？只能请了解情况的朋友事先予以提醒。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进士考试最重要的过程不在考场之内，而在考场之外。既然可以公荐和通榜，那么考生事先必须大造舆论，以便赢得关注。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行卷：向有影响的人物呈送诗文。行卷之后没有回音，隔段时间再次呈送或者去信催问，所谓温卷。关于此事，最美妙的唐诗，自然是朱庆馀的《近试上张籍水部》：

这是给著名的乐府诗人、工部水部员外郎张籍的温卷之作，在考试将临的关口。夸赞此诗好，很容易流于泛泛，如果你不懂得画眉对于唐代仕女的重要性的话。唐代的画眉可不像今天这样用眉笔随便描描画画。看看传世经典名画《簪花仕女图》，以及出土墓葬中的唐代仕女形象，你就会发现当时女人的眉毛要全部剃掉。额前的头发也要剃掉一部分，让发际线上移，然后重新勾画。这就是中晚唐的时尚“开额”。这片精心拓展过的空间，是女人争夺男性关注宠爱的重要战场，也是体现其自身匠心与美感的重要舞台，当然马虎不得。朱庆馀以此作比，再合适不过。

在灿烂的唐诗星河中，朱庆馀只留下了这一颗。如果不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可能连这样一颗都未必能留得下来。而奖掖后人，也能留下美名。比方杨敬之。他很欣赏项斯的才华，因而这样写道：

因此缘故，项斯不仅顺利及第，后世也有了“说项”一词。如果没有这首诗，没有这种美意，谁会知道杨敬之与项斯？

积极推举杜牧的，是散文家吴武陵。他中进士的经历也很传奇。元和二年（807），他参加科考，考官是礼部侍郎崔邠。按照惯例，放榜之前，崔邠拿着二十七人的中举名单请宰相李吉甫过目，所谓呈榜。李吉甫对吴武陵印象深刻，早已列入黑名单，因而还没接榜单便问他的结果。本来吴武陵已经落榜，但崔邠误以为李吉甫属意于他，便毫不迟疑地撒谎说已经高中。恰在此时，宦官前来传皇帝口谕，趁李吉甫接旨的工夫，崔邠不慌不忙地在名单最后添上吴武陵的大名。而吴武陵放榜时见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竟然还能口出豪言：“想不到崔侍郎今年把榜排倒了。”意谓他本来该是状元。其人就是疏狂如斯。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却说大和二年（828），崔邠的弟弟崔郾主考，事先百官置酒为他壮行。正喝得高兴，吴武陵忽然骑头瘦驴前来求见。此人名声在外，又是哥哥的门生，崔郾当然要重视，立即将他引到旁边的房间谈话。刚刚落座，吴武陵便递上《阿房宫赋》：“你德高望重，马上要为国选才，我怎敢不尽点心意？前些天我在太学，看见很多学生围在一起，交口称赞这篇文章。我看这个杜牧确有经国济世之才。你身为主考日理万机，恐怕未曾读到。”说着便高声吟诵起来。崔郾读后，也连连赞叹。

后面的故事就精彩了。为保持原貌，还是请看《唐摭言》上面的原文。吴武陵直接开口替杜牧索要状元。

“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则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这个细节可真是精彩。有贤敢于并且愿意荐，有司也敢于并且愿意纳。这种建立在对个人人格魅力充分信任基础上的“交易”，实质也是大唐气度盛世心胸。

杜牧最终果然排名第五。三十三人名列第五，看似走了后门，其实非常公正。因为别人全都籍籍无名，包括状元韦筹。这跟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类似。他从西点军校毕业时的一百六十四位同学，后来有五十八人升为将军，被誉为“将星云集之班”。艾森豪威尔当时的毕业成绩如何呢？不过第六十一名。

杜牧最厉害的成绩并非中进士，而是高中制举。

所谓制举，即“制诏举人”，以皇帝名义专门举办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各种贡举都以尚书省的名义举办，所谓“省试”，制举显然要高其一头。那一年的制举共设三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详娴吏理达于教化科、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杜牧参加的是第一项。最终榜单可谓人才济济，郑冠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文武双料状元，他先于长庆三年（823）以状元登进士科，此次又通过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的制举，比武状元的含金量还高；郑亚跟元稹、白居易一样，先后通过科举、制举和吏部的科目选，后来成为名诗人李商隐的幕主，其子郑畋最终入相；南卓的《羯鼓录》与《教坊记》一样，是研究唐代音乐艺术、宫廷生活和社会风气的重要典籍。总共二十二人上榜，后来裴休、马植和崔慎由三人入相。

三十三人中进士只有杜牧放光彩，跟二十二人中制举出了三个宰相，是制举更能出人才吗？未必。这种想法恐怕是本末倒置。因为朝廷格外重视制举结果，所以出人更多。

这是大唐的最后一次制举考试。时间一长，很多人将吏部的科目选博学鸿词误以为是制举，因博学鸿词科是制举的常用科目。吏部的科目选是每年选官时举办的专门考试，也很严格，像韩愈那样的狠角色，都挫折过三次。但尽管如此，还是不能跟制举相提并论。不过当年的制举考试之所以史册留名，原因并非它是最后一班地铁，也不是出了三位宰相一位双料状元，更非才子杜牧中选，而是刘蕡落第。

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今属北京）人，博学多才，尤精《左传》，性格耿介，疾恶如仇。他的对策直指长期祸乱朝政的宦官，痛陈兴利除弊之策，抨击宦官把持军权：

刘蕡直言不讳地说，长此以往“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药方直指病根，病根当然会做出反应。刘蕡的对策多么精彩，宦官们的反应就有多么强烈。他们立即向中枢施压。手握大权的中尉仇士良，甚至要找刘蕡进士及第时的座主杨嗣复的麻烦：

人心总是公平的。考官冯宿很欣赏刘蕡，但慑于宦官淫威，非但不敢录取，甚至都不敢上呈皇帝。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成绩第二的李郃是前一年的进士科状元，反应尤其激烈：“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随即上疏，要求将自己的名额让与刘蕡。当然，这不会有结果。刘蕡最终被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和柳宗元一样，都落寞地屈死在那里。其事迹光耀史册，人人敬仰。1958年，毛泽东同志读到《旧唐书·刘蕡传》时，对刘蕡的策论也表示激赏，旁批“起特奇”， 并赋诗一首：

一同高中制举的还有李甘。他是杜牧的终生好友。将来二人会形成鲜明对比。

杜牧通过末代制举，成绩是第四等，似乎不大好听，但其实不是。制举成绩共分五等十级，但一二等几乎从来不曾有过，就像明经科分甲乙丙丁四等实际只有丁等，进士科分甲乙二等实际只有乙等，制举的第三等就相当于头等，因而杜牧的成绩实际是次等。根据诏令，三等及第三次等，“委中书门下优与处分”，授予好官美差；四等的两级由“中书门下即与处分”，马上授予官职。之所以强调“即与处分”，是因为唐代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一直当官。任职期满后，都要停止几年，然后再谋取当官机会，所谓“守选”。进士及第也只是获得出身，不能马上出仕，须当守选三年。守选之“选”，便是参加吏部的科目选考试。所以唐代很多官员要么二十多年没等到官位，要么六十多岁还只是个县尉。唐人墓志铭上经常有高洁不仕之类的字眼，那是真正的鬼话。实际原因是他一直没能通过吏部的科目选。而一旦通过制举，便可立即获得职位。所谓释褐入仕。意思是脱掉平民穿的白色或者黄色布衣，依照品级穿上不同颜色的官服。

通过制举的杜牧不必守选，立即当官，且此后一马平川。先从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幕府的推官、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府的巡官回朝担任监察御史，再从宣歙观察使崔郸幕府的团练判官回朝担任比部员外郎、兼史职；出刺黄州、池州、睦州后，第三次回朝担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为提高收入，三次请求外放，最终被派往湖州担任刺史，一年多后回朝就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知制诰，但不久便卒于中书舍人任上。他五十年的人生虽然短暂，但却可谓占尽风流。

今人对风流一词的理解颇为狭隘，甚至猥琐，几乎专指情色。但细究其实，它本有美好的涵义，指风度特异、仪表行为突出。正如毛泽东同志笔下的“风流人物”。杜牧的诗文，很早就表现出了原本意义上的风流。细读《樊川文集》可以发现，他的传、录、论、辩、序、记、书、启、表、碑、志，各类文体都不乏精彩之作。甚至包括他任中书舍人之后的职务作品，代替皇帝写的简短制书，也随时闪现亮点。只可惜这些光芒都被《阿房宫赋》覆盖，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草。单论诗，也很早就表现出了大家气象。比方这首《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草连空一语双关。从水阁上远望，草色连绵接天，但“空”不仅仅是天空，还是空门之空吧。然而这都是观者多情，天淡云闲，丝毫不为所动，自古如此。这首诗在杜牧文集中颇为突出，知名度甚高。尤其是颈联，意象开阔，对仗工稳，宋代魏庆之的《诗人玉屑》激赏不已，认为“双句有闻”，与温庭筠的“羌管一声何处笛，流莺百啭最高枝”，并为“锵金戛玉”。可仔细推敲，这个说法并不贴切。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锵金戛玉”这个成语的涵义，是指声音有节奏、响亮动听。其中“金”并非金器，而是古代的行军乐器钲，亦即“鸣金收兵”一词中的“金”，铜质。纯金硬度不高，很难敲响。否则金玉并举，非但贾宝玉讨厌，文人雅士也不会喜欢。因时至今日，金所蕴含的高贵意味逐渐淡去，堕落痕迹不断增强，富而不贵而已。

尽管金玉之说并无俗气，“双句有闻”、两诗并立云云亦失精准：杜牧写声音是一明一暗，以动作对声音，温庭筠则都是明写声音，境界大有差别。而且杜诗的颔联也颇为经典。尾联虽然被山峰对比得略显低平，但又是点题照应之笔。古往今来，大家都能读出此诗的表层意向，如在寺庙跟前谈论空，以及范蠡远走江湖。但很少有人能听出作者的弦外之音。要知道范蠡是功成身退。前提是功成。说得再明白一些，此处的“功成身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偏正词组。它的正在前，偏在后。

此时的诗人，依旧不能忘怀功名。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德与言不好把握，不如功名，是个天然的抓手。“人歌人哭”的典故出自《礼记·檀弓下》。《赵氏孤儿》中的孤儿原型、晋献文子赵武有新房落成，大夫张孟前去祝贺时说：“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喜庆吉祥的时刻提到哭，看似不祥，但赵武立即对道：“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腰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也！”意思是他能避开刑罚的灾祸，在新宅中安享善终，追随祖先归葬于九原。典故本身虽为中性，甚至不乏积极色彩，但单独下此四字与“鸟去鸟来”对仗，给人的感觉则完全不同，至少有双关之意。而谁能在鸟去鸟来的欢乐动感里，从水声中听到人歌人哭？只有诗人，胸怀壮志而无法寄托的诗人。当此时刻，面对千古兴亡，他体会到了功名的虚无正如秋风夕照，但依旧不能相忘于江湖。

之所以说这首诗格外难得，是因为当时杜牧还很年轻，正当壮年。他在宣州逗留的时间虽然更长，但标志性诗句不算多，而在扬州的短暂逗留，所留笔墨影响深远。《寄扬州韩绰判官》几乎可以说是扬州的历史文化名片：

“草木凋”还是“草未凋”，广有争议。清代文字训诂名家段玉裁便力主“未凋”说。单就一句而论，自然是“草未凋”更有韵致。但杜牧此诗是“厌江南之寂寞，思扬州之欢娱，情虽切而辞不露”，凋落正好营造寂寞氛围，因而“木凋”似乎更加切题。当然，对于今日的扬州而言，最重要的并非“草木凋”或者“草未凋”，而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景象深深地刻在我少年时期的梦想之中，直至今日。

相形之下，《题扬州禅智寺》影响小些，但笔力丝毫不弱：

作为诗人，杜牧最大的风流，便是用这样的诗句作为钉子，将无数文化地标牢牢地嵌入后人的记忆。在和州乌江，有《题乌江亭》：

即便李清照那样的大家，也只能在此基础上花样翻新。而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担任刺史期间，则有这首《赤壁》：

千年之后的黄冈，依旧为杜牧和苏轼的到来而感到荣幸吧。

曾作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金谷园》随即流传千古：

在洛阳怀念跳楼的绿珠，而在秦淮河边的桨声灯影里，却只能对漂亮的歌女讽刺感慨：

作为土生土长的长安人，八字尚无一撇的阿房宫都能被他写得活灵活现，的确劳民费财的华清宫岂能忘怀。苏轼与他崇敬的前代诗人杜牧穿越时空的交流，不仅仅在于赤壁，也在于荔枝。四川荔枝对阵岭南荔枝：

如果没有这种广义上或曰美好意义上的风流，杜牧狭义上的风流不会流传下来，也不会成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总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把无奈、悲哀甚至猥琐、丑陋全部撇除，只留下千古名句、文坛佳话。

这首先要从沈传师的幕府开始谈起。沈传师是书法名家，其父沈既济拥有“黄粱美梦”的版权。不过最终影响杜牧文学创作的并非沈传师，而是其弟沈述师。《张好好诗并序》以及为李贺作品集所作的《李长吉集序》，都与沈述师有直接的关联。前者为他的始乱终弃摇头，后者则被他忠于朋友之托而感动。

张好好是洪州（今江西南昌）的官妓。她没有薛涛的诗才，但却有曼妙的歌喉。那时她还很小，年方十三。沈传师带领一干幕僚到滕王阁宴集，张好好奉命唱歌助兴。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景美人美已经醉人，更何况酒酣耳热之际，还有曼妙的歌喉。张好好一曲歌罢，大家都惊为天人。沈传师尤其满意，赞不绝口，赏赐她天马锦与水犀梳。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天马锦的用途不必多说，但水犀梳的用处却需要饶舌两句。它最主要的功能恐怕还不是梳理头发，而是装饰。从众多的唐代绘画以及墓室壁画上可以看出，当时女性习惯于在发髻上插梳子作为装饰，不带把的。有的在发髻正前方一上一下对插两把大梳，有的插在发髻后方。《宫乐图》中有位吹笙的仕女，发髻前面一上一下横插两把梳子，两侧再各插一把。杜牧看不上的元稹，有诗《恨妆成》曰：满头行小梳。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尽管那些梳子都比较漂亮。

从此以后，使府无论在城北的龙沙还是城东的东湖赏玩，都会叫张好好随行。后来沈传师调任宣州，也将她带了过去。美能让瞎子开眼，张好好的人气当然很高。她的倾慕者就包括沈传师的弟弟沈述师。张好好十六岁那年，被他纳为妾室。杜牧与沈家兄弟都有私交，因而跟张好好再熟悉不过，曾经写诗赠她夫妇。从《张好好诗并序》可以看出，杜牧对她颇为欣赏，应当是暗有好感。

杜牧也一同到了宣州。如果说他的风流在《张好好诗并序》中仅有隐晦的蛛丝马迹，那么在宣州便已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即这首《宣州留赠》：

四年夫婿，可见相恋已久，而且却要如云飘散。比起扬州，宣州的放荡生活仅仅是个序幕。在这个问题上，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简直是在怂恿他的下属。《太平广记》对此有详细记载，今人也一直津津乐道。说是每逢幕府巡官杜牧冶游，身后总有牛僧孺派出的便衣兵士暗中保护。两年后，杜牧回朝担任监察御史，牛僧孺为他践行时说：“以侍御史气概达驭，固当自报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杜牧有点不好意思，本能地抵赖：“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牛僧孺笑而不答，令人捧出一只小书簏，当着杜牧的面打开，里面全是便衣的秘密报告。时间详细，地点完整。

牛僧孺的长婿苗愔是杜牧的制举同年。但这并不能解释他如此厚待杜牧的原因。杜牧平生志向远大，喜爱谈兵，出将入相才是他的抱负。最终之所以未能成功，恐怕也与之有关。但我们暂且放下，先看其从不掩饰的风流：

四句二十八字，可谓通俗易懂，惟一的典故只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但通俗不等于俗。或曰大俗可能即是大雅。此诗在文学史中如此强势，长期强烈的光照甚至导致了“青楼”一词的基因变异。“青楼”一词入诗，始于曹植的《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指美丽女子居住的宏伟建筑，涵义美好。《太平御览》中，青楼又指南齐建立的“仙华、神仙、玉寿诸殿。”齐武帝建的兴光楼外涂绿漆，人称“青楼”，此时的青楼还只是中性词。后来南齐朝政昏暗帝后淫乱，此地藏污纳垢，“青楼”涵义渐变。在诗中以青楼借指妓院并非杜牧首创，南朝诗人刘邈即有诗句“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李商隐也有诗句“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但流布最广者的，还是杜牧的这首《遣怀》。其影响足以覆盖一切。爱与别离如影随形。于是就有了这两首《赠别》：

风流的杜牧当然要处处撩妹。不仅自己撩妹，还鼓励下属撩妹。《早春赠军事薛判官》有这样的句子：“弦管开双调、花钿坐两行。唯君莫惜醉、认取少年场。”大概这个薛判官不甚积极，杜牧又替歌妓给他写诗，反过来撩他。当然，这些游戏之作不走心，也就没有流传的力量。

就这样，杜荀鹤跟杜牧产生了八卦关系。杜荀鹤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人（今安徽石台），在晚唐诗坛名气不小，有《唐风集》流传于世。《山中寡妇》是其代表作：

乱世之象，在诗中表现甚明，毋庸赘语。《小松》浩叹生不逢时，也颇有影响：

杜牧跟杜荀鹤有什么关系？宋人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有这样的记载：《池阳集》载，杜牧之守郡时，有妾怀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后生子，即杜荀鹤也。此事人罕知。

计有功编著的《唐诗纪事》中也有类似记载。尽管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对此予以采信，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清代薛雪《一瓢诗话》，对周必大予以驳斥：污蔑樊川，已属不堪，与彦之尤不可忍。杨森嘉树曾引《太平杜氏宗谱》辨之，殊合鄙意。

杨森引用的《太平杜氏宗谱》已不可考。所以无论正说反说，都没有直接证据。然而历代《池州府志》、《石台县志》以及贵池茅坦杜氏宗谱，对此均有明确记述。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正说反说的证据，只读杜牧本人的诗作，对此恐怕很难质疑。而薛雪所谓的“污蔑”，已是典型的清代观念。从朱熹开始，儒家礼教越来越缺乏人情味，越来越空洞干瘪乃至吃人，到清代已经进入崩塌的前夜。薛雪所谓的“污蔑”，在唐代顶多不过是则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不齿，也有人视为佳话。他的反驳与如今已经无法查考的杨森的辨证，虽出自善意，但不免一厢情愿，失之徒劳。

杜牧有两个儿子。长子曹师名晦辞，次子柅柅名德祥。晦辞后来做过淮南节度判官，算是追随父祖的踪迹。这不仅仅指官职，也指习性。他的浪漫多情比起乃父可谓后来居上。

《唐语林》记载，他去扬州赴任途径常州时，因与官妓朱娘离别而掩袂大哭。刺史李赡说：“此风声贱人，员外何必如此！”随即将朱娘送给他。散席之后，晦辞衣服都顾不得换，便跑回舟中告诉妻子，而其妻也不妒忌，大概已经习以为常。相形之下，次子德祥似乎更能为父增光。他在唐昭宗时代出任礼部侍郎，知贡举，亦有名声。可惜他们在文学上都无建树。出于善良的愿望，我们更希望杜荀鹤是杜牧的私生子。无论如何，杜牧的文学事业和成就，需要后辈继承。

八卦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发问。杜牧如此风流，他有没有给他妻子写过诗呢？没有。唐代官员就任一般会带着家眷，但杜牧的两任妻子，在他的诗中都没有出现过。为什么？

在杜牧之前，韩愈与柳宗元尽管政见不甚相容，但道义相交；元稹与白居易更是史上最好基友。而翻翻杜牧的朋友圈，很有意思。他格外推崇李杜韩柳，对当时文坛最热门的元白却很不感冒。

杜牧的《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有一大段批评元白诗作“纤艳不逞”的话，在文学史上颇受争议：

简直要把元白的诗作视为“三俗”，甚至还想“用法以治之”。拿今天的观点看，这是严重干涉文艺创作自由的想法，因而早已有人对此表示关切。明朝胡震亨的《唐诗谈丛》即是一例：“使诸公仕路相值，岂有幸哉？”

这段话究竟出自杜牧，还是出自李戡，坊间多有争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这是李戡的原话，杜牧只是转述。但是又说“或牧尝有是语，及为戡志墓，乃借以发之。”无论这段话是否出自李戡，毫无疑问，杜牧对此都持赞同态度，否则不会写进墓志。统共就那么长的篇幅，字字句句都必须带有足够的信息才不致浪费。因而后人对杜牧此论的观点，并不统一。南宋刘克庄认为杜牧也经常写男女艳情，与元白差不多，此为五十步笑百步。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更是引杜牧诗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牧之诗淫媟者与元白等耳，岂所谓睫在眼前犹不见乎？”

睫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是杜牧写给张祜的诗句。毫无疑问，他对白居易、元稹诗作的评价有失客观公允，私人成见的含量甚高。据《云溪友议》记载：

 按照惯例，年龄大级别高的官员可以乘肩舆，结果白居易反倒骑马，而李林宗乘肩舆。这对顶头上司显然有失尊重。而且他们还嘲笑白居易是“嗫嚅翁”。这应该是对白居易的反讽。因白居易曾经这样笑话过窦巩。窦巩颇有诗才，但平时跟人说话只见嘴唇动，不闻声响。“嗫嚅”二字，无非是说他懦弱怕事，说话吞吞吐吐不利索。这样描述一个行辈级别年龄都高于自己的官员，颇为失礼，也不公道，因为白居易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甚至敢于当着唐宪宗的面说“陛下错”。考虑到白居易跟杜牧的恩公牛僧孺、沈传师都有深厚的友谊，是前者的制举考覆官，后者的制举同年，杜牧这种表现颇不寻常。他与白居易之间必定有个人恩怨。最初的根由，有史家认为白居易曾经讽刺过杜牧的祖父杜佑贪恋权位、年龄很大了还不肯退休。《秦中吟》中《不致仕》一诗，便是具体的子弹。《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也很有可能是影射杜佑。陈寅恪先生便认为，古以司徒上应三台之中台，故“谴在中台”则“宜黜司徒。”这个司徒，应当是指杜佑。

杜牧拉黑的不仅仅是元白，还有跟元白过从甚密、积极参加新乐府运动的李绅。在诗坛上，李绅名气不大，但《悯农》二首，却是有口皆碑：

李绅字公垂，身材不高，人称“短李”，乃李党中坚。任翰林学士时，便与李德裕和元稹并称“三俊”。开成元年（836）六月底，他由河南府尹调任宣武军（治今河南开封）节度使，赴镇当日万余人沿街相送，到白马寺时，许多人挡在车驾前面泣涕不止。写出《悯农》的诗人，还真的未必有德政。李绅后来格外奢侈，官声一般。否则不会有“司空见惯”这个典故。《云溪友议》也记载，李绅发迹之前，经常到李元将家中做客，且尊之为叔。而发迹之后，李元将反过来巴结，主动降低辈分，但以弟或者侄自居，李绅都不满意，直到他自称孙子。所以这些百姓的表现究竟是自发还是组织，难以考辩。而他的副手、河南府少尹严元容，已深恶痛恨，因而鞭打送行的胥吏百姓。杜牧当时担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也派御史台的吏卒阻止，强迫他们拆除饯别的祖帐。

对元白的态度，可能是出自文艺观念，或者是对白居易批评其祖的反击。对李绅，现在看来就很像党争。李绅是再标准不过的李党。而杜牧向来被目为牛党，因为牛僧孺的关系。

杜牧当然也有诗坛好友。许浑、赵嘏、张祜跟他都有唱和。许浑是杜顗的进士同年，笔下有名句“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经常写水，被讥为“许浑千首湿”。赵嘏跟项斯是进士同年，“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一联贯穿千古，被杜牧称为“赵倚楼”。相比之下，他们都算是后进，杜牧此举有提携的意思。在道义的薪火相传中，当初吴武陵的举荐之恩，杜牧回报得可谓得当。蒯希逸、孟迟、严恽、元处士、沈处士以及卢秀才，都曾感受过他的温暖。

这些唱和之作中，我最喜欢下面这首，是写给李郢的。李郢是余杭人，字楚望，与诗僧清塞、贾岛关系密切，诗名重于一时。他的诗好到什么程度呢？《唐语林》上有一则轶事可为旁证。他与别人争聘一位美貌女子，女方难以决断，便让他们两家各备一千缗，先到先得，结果两家的礼金同日抵达；女方无奈，又让他们两人各赋诗一篇，结果李郢如愿。

这样的诗人，杜牧当然要结交。大中四年（850）冬至日，时任湖州刺史的杜牧向李郢发出隆重邀请：

跟孟迟、严恽等人一样，李郢虽有诗界微名，但尚为白身。而已是从三品高官的杜牧并不嫌弃，格外热情。他的确尽到了文学前辈扶持后进的责任。然而还是有件事格外令人遗憾，那就是他没有理睬李商隐和温庭钧。

晚唐最亮的两颗诗星，毫无疑问当是李商隐和杜牧。李商隐比杜牧小十岁，蹭蹬五年，方才于开成二年（837）进士及第。跟杜牧一样，他也被无端卷入牛李党争，因而仕途偃蹇。尽管会昌二年（842）又通过了吏部书判拔萃科的考试，但直到大中三年（849），还只是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很不正常。此前他本是桂管防御观察使、杜牧制举同年郑亚的掌书记，后来郑亚坐李德裕之党而被远贬，他只得落寞归京。京兆尹赏识其文才，让他留在京兆府负责典章奏疏，代理参军事。换成如今的说法，就是临时借调，帮助工作。主要是起草公文，类乎高级秘书。

作为宗室子弟，李商隐与杜家有遥远的姻亲关系，故在诗文中称呼杜牧的堂兄杜悰“杜七兄”和“外兄”。尽管曾与杜悰有过往还，但在此之前，“小李杜”这两大诗星的运行轨道尚未交集。大中三年（849），杜牧和李商隐都在京师，李商隐写了两首诗赠给时任吏部司勋员外郎的杜牧。论及杜牧的总体定位时，这首《杜司勋》每每会被引用，只是引用虽多，但误解更多：

《诗·郑风·风雨》有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高楼风雨可能是实情，但更是国家衰落的象征。此时读到杜牧的诗文，李商隐不觉感慨万千。感慨自己命途多舛，更与杜牧同病相怜。第二句的典故来自于《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表面看来，“不及群”是自谦才力不逮，但其实恐怕是感慨“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感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最大的误解往往来自于最核心的部分。此诗的第三句便经常被人断章取义，只提“伤春伤别”，但忽略了“刻意”二字。李商隐是精于诗词的方家，只有他懂得杜牧伤春伤别诗文背后的感时伤事和家国之思。换句话说，杜牧的儿女情长往往只是表面文章。军国大略才是宏旨。李商隐认为，只有杜牧精于此道。换言之，也只有他能这样正确地理解杜牧。他是杜牧的知音。还有一首律诗《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诗中特别推崇杜牧的《杜秋娘诗》，并且以梁朝的江总比喻杜牧。提起南朝姓江的文学家，人们首先会想到《恨赋》与《别赋》的作者江淹，“江郎才尽”的主人公。江总的文学成就可能不如江淹，但在政界和文坛更加威名赫赫。身为亡国丞相，他一生遭逢坎坷，后世也饱受争议。

用干将莫邪比喻似铁的人心，也只有李商隐能想得出来。而什么样的风霜岁月，能锻炼出这等境界？你尽可以想象。第六句是对杜牧的安慰。由此可见，两人见过面，杜牧大概还曾习惯性地感叹衰老。

双方都是名人，因而李商隐的这两首赠诗影响很大，常被引用。但翻遍杜牧文集，却找不到回赠的痕迹。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杜牧向来看不上白居易，李商隐却自称是白的“及门弟子”，并于大中三年（849）为白居易写了《白公墓碑铭》，并在其中夸奖了当朝宰相、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而时任池州刺史的杜牧急于回朝，却被平调到更远的睦州（今浙江建德），便发生于白敏中当政时期。

在文学史上，杜牧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李在前杜在后，这种排名无关乎成就，主要是平仄需要，并与李杜呼应。而在唐代，人们也有类似的同列比拟：此前一年，亦即大中二年（848）、杜牧终于从睦州回到朝堂的那年冬天，牛僧孺卒于洛阳寓所，各地纷纷展开祭悼活动，京兆府也不例外。而李商隐写的祭文深受委托者推崇，京兆尹认为与杜牧的同题文章“并称双壁”。如此双雄并立，却未能像李杜那样交游酬唱、形成文坛佳话，实在令人遗憾。

我们不禁要问，杜牧没有和诗流传的原因究竟何在？细究史实，恐怕有和诗但失传的可能性小，杜牧压根儿未曾理会的可能性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杜牧像当时的很多人那样，瞧不上李商隐。

如今人们对李商隐的第一印象肯定不错。因为那并非诗人本身的真实印象，而是被其诗作虚化美化乃至格式化的印象。那些缠绵悱恻的寄内诗，张力十足的无题诗，你没法不被打动。久而久之，作品便悄然淹没颠覆作者，所谓喧宾夺主。这本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化感染力的体现，更是读者的善良愿望，但毕竟不是真相。时人对李商隐的评价恰恰相反。他在两《唐书》本传上的口碑很差，差得令我不忍落笔。甚至同情其身世、怜惜其才学的张采田与冯浩也未脱窠臼。其核心是两个关键词：无行；背恩。根本原因，无非是所谓的“去牛就李”：他受知于牛党的令狐楚，后来却进入李党王茂元的幕府，并娶了王的女儿。

这所谓的“去牛就李”实在是天大的冤案，是史书上无数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代表。令狐楚或许可以归入牛党，但王茂元跟李党完全不沾边儿。这一点后人多有辩诬，傅璇琮先生的考证可为代表。也就是说，时人并不把王茂元视为李党。事实上他跟牛党成员的交谊更深。可惜令狐绹后来跟李商隐交恶，不断诋毁于他。这些负面评价既影响了时人的印象，也造成了写《旧唐书》的史官的误解，《新唐书》则继续谬种流传。令狐绹与李商隐交恶的确伏笔于王茂元幕府事件，但根本原因不是王茂元的党派色彩，而是李商隐在此期间的失礼：令狐楚提携李商隐经年，李商隐最终科举及第也是因为令狐绹的举荐。而且科考之前，令狐楚还特意提供了经济资助，李商隐得以买件新棉袍，换下穿了十年的旧袍子，以抵御科考期间的严寒。因而放榜之后，他立即给恩师写信，报捷致谢。当时令狐楚身体不好，很想念李商隐，多次邀请他入幕，但李商隐都没有答应，理由是要回济源老家探亲。等回到长安，依旧迟迟未到兴元（今陕西汉中），直到令狐楚病危的消息传来；恩师丧事一毕，他便加入王茂元的幕府，并与其女完婚。这中间的时间空白，就是令狐绹的心病。

但造成二人绝交的关键因素，的确还是党争。只不过标杆人物并非早已亡故的王茂元，而是杜牧的制举同年、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他是标准的李党。大中元年（847）二月，李德裕已经降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此时李商隐突然加入郑亚的幕府，跟随远贬的他前往桂林。期间李德裕将自己的文书奏章编成十五卷，寄给郑亚，请他作序，而这些工作，自然是掌书记李商隐的职责所系。他起草完成，送呈幕主改定。除了改骈为散的文字修饰，郑亚主要删除了李商隐拟稿中的赞誉，以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比如“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繄尔来者，景山仰之”。后来奉命起草《上李太尉状》，李商隐对李德裕依旧无比推崇：“太尉妙简宸襟，式光洪祚，有大手笔，居第一功”；并赞誉他的文章“言不失诬，事皆传信，固合藏于中禁，付在有司，居征诰说命之简，为帝典皇坟之式。”这位朦胧诗人此后跟随的幕主卢弘正、柳仲郢，均与李德裕有较深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牛李党争谢幕的时刻，李商隐选择了下跌的李德裕，而杜牧的选项依旧是牛僧孺，可巧他正在上涨途中。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发表获奖感言时曾经说过：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最后关头有人选择失败者，也有人选择胜利者，似乎是高下立判，但行文至此，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恐怕不是道德评判，更非盖棺论定。我们最应该谴责，或曰感慨的，还是历史的吊诡，党争的无情，政治的无聊：杜牧这样一个自认为被党争祸害经年的著名诗人，竟然也会“加害”另外一个被动卷入党争的著名诗人，还有什么能比此事更加可怜可悲可叹？不仅如此，李商隐对李党的长期坚定倾向那时并未表现出来，他追随与李德裕有较深关系的卢弘正和柳仲郢，以及在李德裕灵柩北归期间奉派前去路祭，都是后来之事。当时的情况是，他回到长安，又替京兆尹起草祭文，隆重悼念牛僧孺。当此时刻，在杜司勋眼中，这李县尉不是“无行”，还能是什么？那篇祭文越精彩，他的摇头恐怕就会越坚定。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商隐的两首赠诗体例不同，题目有异，不是一次完成的。应该是首次赠诗未获回音，失望之余心犹不死，再度提笔，并且拉长篇幅，由七绝改为七律，以期获得汲引奥援。结果呢？还是沉默。当年杜甫对李白的热情多少有点入不敷出，而今杜家的贸易逆差终于被杜牧一举扭转。

李商隐申请加好友，杜牧没有通过。同样，温庭钧的好友申请，他也没有理睬。这是三年之后，亦即大中六年（852）的事情。当时杜牧已离任湖州刺史，当了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号称宰相判官，就任时几位宰相要一起把他送到办公室的。两《唐书》列传中曾任中书舍人的共二百七十九名，超过六成迁转为六部侍郎。他们名义上属于中书省，其实也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在这个位置上，杜牧的影响力当然更大，因而温庭筠寄希望于他。

温庭筠是初唐宰相温彦博之后。相貌奇丑，人称“温钟馗”。上帝没有赐予他美丽的容貌，但却赐予了非凡的文才：科场考诗赋，律诗八韵，据说他叉手八下便能完成，因而人送外号“温八叉”；他精通音律，词风浓艳绮丽，语言工炼，格调清俊，诗与李商隐齐名，号称“温李”；温李与段成式都排行十六，又号称“三十六体”。

温庭筠一生不得志，放浪纵酒，出入欢场，依红偎翠。相貌丑陋又自负其才，难免心理扭曲。他对权贵的蔑视，很难说完全无此成分。因为能诗，经常自告奋勇替旁边的考生当免费枪手，结果上了黑名单，屡试不第。大中六年（852），温庭筠向杜牧致书求援：

这篇短文，处处典故，但引用得都很自然。西晋的文学家张华，就是见斗牛星宿之间有紫气，最终出土龙泉、太阿两柄宝剑的那位文学家，他发现的不止是这两柄传世宝剑，还有陆机陆云两兄弟。张华对陆机激赏不已，称赞其“才多”，甚至这样表述：“伐吴之役，利获二骏”，好像二陆的价值超过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孔闿无名时，谢朓读到他的文章，便四处推荐，说他名声未立，正需鼓励。在温庭筠眼中，前辈表达这样的善意，就像从地上拾取小草那样简单。因而他迫切希望杜牧能拉他一把。古代下乡宣布政教法令时，常常摇动木舌铜铃，以引起注意。“微回木铎，便是云梯”。温庭筠这话既切实又无奈。因为政府和官员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资源。所有希望的管道，最终只有一个出口。这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一味乞求当然不是才子风范。类似的事情杜牧干过很多，态度都是绵里藏针，不软不硬。温庭筠也是如此。他在文中暗以南宋神童刘孝绰和东汉的王充自比。只是“李郢秀奉扬仁旨”一句费解，疑有脱字或者衍文。也许指的就是前文被杜牧隆重邀请招待的诗人李郢秀才。他奉扬的是什么“仁旨”我们也不得而知，有可能是杜牧对温庭筠诗文包含批评的正面评价。温庭筠获悉后立即顺水推舟，写成此启，但结果十有八九还是竹篮打水。因杜牧文集中丝毫没有相应的痕迹。

一部中国史，亦即一部遗憾史。如果晚唐三杰能齐集长安，如果他们能像李杜高适那样漫游齐赵诗酒酬唱，那种诗情与浪漫，想必能够照亮长安这座势利的都市，这个不折不扣的名利场吧。杜牧拒绝李商隐的原因不言自明，但不搭理温庭钧的原因，还得卖个小小的关子。

两《唐书》本传称杜牧“刚直有气节”。气节二字杜牧当得起，刚直恐怕不匹配。制举考试中的刘蕡算得上刚直，杜牧的制举同年李甘也算得上，惟独杜牧不行。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三十三岁的杜牧离开扬州，回朝担任监察御史。他的父亲杜从郁没有当成言官，而他当上言官之后，又未曾建言。当时朝堂上的政治气候就像许浑的诗，山雨欲来风满楼。主要是李训、郑注爬升太快，成为牛李二党与宦官的共同目标。

李训出自陇西李氏，本名仲言，是宰相李揆的族孙，李逢吉的从子。他也有进士出身，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解人意。因卷入宰相间的政治斗争，以诬告罪被流放，后来遇到大赦，回到朝堂走宦官的门路，逐渐满血复活。郑注既无门第又无出身，身材矮小，眼睛近视，虽是江湖医生，但有点医术，并非简单的江湖骗子。行走江湖日久，已能口舌生花，进入名将李愬的幕府担任衙推，就是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的那位。监军王守澄很讨厌郑注，已起杀心，但李愬建议他们直接接触一下，说是若见后还不喜欢，杀之未晚。见面之初，王守澄满面怒容，“及延与坐语，机辩纵横，尽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与语，促膝相分，恨相见之晚。”李愬随即将郑注提升为巡官，让他跟幕宾同席。后来唐文宗得了“风疾”，大概就是心脑血管病，郑注一出手，又是立竿见影，从此飞黄腾达。

唐文宗对这二人格外信赖。因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诛杀宦官。这是唐文宗的第二次努力。虽然首度努力已经失败、宰相宋申锡好险丧命，但唐文宗剪除宦官、收复河湟、平定河北的愿望依旧强烈，而李训、郑注对此有充分信心。他们接连撵走三位宰相，然后李训火箭式升为兵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郑注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也当了翰林学士。翰林学士编制六人，虽无固定品级，但却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兼秘书，号称“天子私人”。皇帝对他们极为恩宠，凡有内宴，所赐酒食与宰相一样。据岑仲勉先生统计，从德宗到懿宗，九朝共有翰林学士一百五十四人，其中五十三人升任宰相，超过三成；九朝宰相共一百二十一人，翰林出身者接近半数。因此缘故，翰林学士素有“内相”之称。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顾问承对，起草诏令。最大的便利，是可以随时出入宫禁，这一点宰相都做不到。他们二人联手，更兼手眼通天，完全掌控朝局。因而传言纷纷，都说郑注旦夕便要拜相。

干预这种事情本来是御史的职责。但杜牧对此没有任何公开反应。而他的好友、制举同年、而今御史台的同僚李甘，却已挺身而出。他在朝堂上公开说道：

“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后文艺。注乃何人，敢兹叨窃？白麻若出，吾必坏之。”

阻挡郑注就阻挡郑注，干嘛要难为“白麻”？这涉及到公文用纸制度。桓温诏令公文一律用纸取代竹木简牍时，规定重要公文用加染的黄纸书写避免虫蛀，一般公文用白纸。唐代造纸技术全面普及，纸张品种繁多，原料、质地、色泽各异，公文用纸制度更加规范。比如皇帝赏赐征召敕书用白藤纸，慰劳军旅敕书用黄麻纸，赐新罗渤海等国王的敕书用五色金花白背纸，将相的告身亦即任命状用金花五色绫纸。郑注若拜相，必定由翰林学士起草“内制”，要用白麻纸。李甘毫不畏惧，公开挑战，声称果真如此，他定要将白麻制书撕毁。要知道，郑注还有御史大夫的兼职，李甘正好在其射程之内。

两天之后，李甘被贬为封州（今广东新兴县东南）司马，没过多久便死于贬所。事情全部尘埃落定后，杜牧写成《李甘诗》纪念好友，但在当时什么都没说，只以身体有病、不能胜任巨繁为由，请求调职。最终被安排分司东都，职务依旧是监察御史。唐代在洛阳置有留守台，类似明朝中后期的南京，也有一套政府机构。当然，都带着养老性质，或者干脆就是安置贬官，日子清闲。白居易甚至将东都的仕宦生涯视为隐士：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杜牧的选择事后看来很明智。因为诛杀宦官的努力最终演变成了血腥的“甘露之变”：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卫大厅后面的石榴树夜降甘露，唐文宗随即令仇士良、鱼弘志等人前去查验。二人到达后，韩约神色慌张，额头流汗，引起仇士良的警觉。正巧风吹帷幕，埋伏若隐若现。这两个宦官头子回过神来，转身就跑。他们动作太快，伏兵无法关门打狗。仇士良跑回含元殿，便要挟持唐文宗进入内宫。李训抓住乘舆不放，并从靴子里摸出匕首，试图刺杀仇士良，但坚持到宣政门，终被宦官击倒。宦官们随即将唐文宗挟持进东上阁，然后紧闭阁门，派出禁军大开杀戒，血洗都城。除了李训、郑注和王璠等密谋者，宰相王涯、贾餗和舒元舆也被连累，共十一人被族诛，许多人被无端牵连，朝班几乎为之一空。坊市间流氓地痞恶少趁火打劫，京师震动。在此之前，南衙（朝臣）北司（宦官）尚能维持表面上的脆弱平衡，从此以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 

甘露之变影响深远。司马光怒斥“训注小人，穷奸究险”，但时人普遍的心态，则是“惜训恶注”。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甚至将李训郑注都目为奇士。陈寅恪先生也称李训为“天下奇才”。的确，李训几乎就要奏效全功。他先利用王守澄将陈弘志、韦元素、杨乘和、王践言等元和逆党全部杀掉，再利用仇士良制衡并灭杀王守澄。可惜功败垂成。

在那个时刻，御史杜牧，被称为“刚直有气节”的杜牧，通过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杜牧，为何没有说话？这就要回到前面的话题：他如此风流，为何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写诗。他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妻子的痕迹，担任湖州刺史期间，上山监采春茶时带着家眷，是续娶的崔氏。但她在诗文中不仅没有正面形象，甚至连依稀背影也没有，官妓依旧大擅胜场。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个疑问：他是否婚外多情婚内无情？

老杜有句“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更加知名，“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如果愿意罗列，这个名单还可以无限加长。一般而言，这类诗的存在前提是别离，杜牧文集中没有这样的作品，看来他自任外官便一直带着家眷，日日耳鬓厮磨，难有诗情。在湖州刺史任上，到茶山踏青时惟一一次提到家室，也是点到为止。

但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老杜完全是原生态的生活，带着尘土与烟火气息，因而贴心贴肺，知冷知热。而这类描写日常生活的诗作，杜牧文集中也不见踪影。《樊川外集》收有《别家》、《到家》二诗，但未必是他的手笔。后者在《全唐诗》中便归入赵嘏名下。除此之外，杜牧写给家人的诗作仅有三首，分别给弟弟杜顗、儿子曹师等人、侄子阿宜。这些诗与《别家》和《到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政治正确。换言之，硬度相对较高，不那么柔软。跟他写给朋友的诗，完全两样。不信你读读这首六言的《代人寄远》：

给家人的诗论理，给朋友的诗动情。这就是杜牧。其弟杜顗入仕之初，被李德裕聘入幕府，行前他写成《送杜顗赴润州幕》：

此诗在杜牧诗集中文学价值并不突出，但颇有推究价值。因是写给亲弟弟的，自然要说真心话，因而颇能见出性格。前面两句既是夸弟弟有才，也是夸李德裕爱才；颔联提醒弟弟以“直道”对待知音李德裕，独自在异乡生活，也要保重身体。即便从诗歌本身起承转合的规律而言，颈联也必须要话锋一转，此诗的颈联也的确在转向。然而这个转向需要细细品味，才能读得出来。

玳瑁作的簪子，倒也适合杜顗宰相孙子的身份。“食野蒿藿、寒无夜烛”的日子本来便是小插曲，更兼已经一去不复返。韦是柔软的皮革，弦是弓弦。《韩非子·观行》有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性格急躁或者迟缓，通常分别选用韦弦，用以自警。曾长期生活于扬州的朱自清先生字佩弦，想来性格温和迟缓，至少在给他取字号的老人眼中是这样的。

唐初曾改江宁县为上元县，上元因此而成南京的代称。谢安墓即在上元县境内。杜牧拿谢安说事，谢安又是什么特点呢？虽有大才大功，但不居高自傲，会急流勇退，能明哲保身。也就是说，杜牧的根本着眼点，其实不在于鼓励弟弟“直道事人”，而是要让他悠着点。从此前的制举风波到以后的甘露之变中杜牧长期的沉默来看，这符合他的做派。相形之下，杜顗性情比较直率，不避锋芒，杜牧身为兄长，自然要做善意的提醒。

牛李党争中杜牧的表现，也可以作为附注。从交游圈子看，他确实像是牛党：他是牛僧孺和沈传师的幕僚，而牛沈是进士同年；其恩公周墀曾为李宗闵帐下的行军司马；主动致信问候他的高元裕，与李宗闵友善；其亲家李方玄的幕主李固言，好友邢群的幕主王璠，都是李德裕的政治对头；好友李甘与韦楚老乃李宗闵的门生，另一好友李中敏也是牛党。

起初杜牧并不想介入争端，试图保守中立，因而既对牛僧孺感激有加，又支持李德裕的诸多政略。会昌（841-847）年间牛党失势，纷纷贬窜外地，“慨然最喜谈兵”的他也被出为黄州刺史。但此后依旧接二连三地上书宰相李德裕指陈方略，甚至还充满赞美讴歌：

谁也没有资格批评杜牧给李德裕上书的行为。无论他是忠贞谋国，还是只想引起宰相的注意、获得重用。但问题在于，他的文章再好，李德裕也未必会看。这一点，白居易已有教训在先。白居易起初跟李德裕有过交游唱和，与李党的重要成员李绅更是关系密切。然而很不幸，他跟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感情不睦，又娶了杨汝士之妹，而杨汝士、杨虞卿兄弟，向为牛党干将。尽管白居易并非牛党，李德裕也对他保持高度警惕。甚至警惕到了不看其诗文，以免被其才华打动、使自己内心动摇的程度。《北梦琐言》卷一有这样的记载：

李德裕的主要政略，杜牧都是赞同的。惟一的反对，就是子弟的科举问题。不妨这么说，那时的杜牧情感上近牛，政略上似李。然而到大中三年（849）他为牛僧孺写墓志铭时，终于有了“时李太尉专柄五年，多逐贤士，天下恨怨”的字眼，并且说“李太尉志必杀公（牛僧孺）”。大中五年（851），周墀去世，杜牧写《祭周相公文》时，对牛李二党的态度终于有了最直白的表达：

杜牧写这两篇文章时，李德裕已经死于贬所，牛党得势。将之归结为杜牧落井下石，打死老虎向当局献媚，未免错看小量了他。杜牧不是这样的人，否则他早已发达。他对李德裕的态度，有明显的发展过程。从期待到失望，最终到愤恨。

这就是杜牧的性格。我命名为东方人格，也可以说是长兄人格。一篇并非传记的文章，之所以要把他出仕之前的经历写得比较详细，就是要埋这个伏笔。在黑暗饥饿的童年时期，杜牧对杜顗对家人，就是顶梁柱。他无法承担失败的风险，因而处处小心谨慎，明哲保身。明哲保身这个字眼，跟自私一样，现在看来消极负面，但其本源涵义却不是如此，甚至可以说高贵。东方文化亦即儒家文化圈的人，都能理解。

杜牧绝不与恶同流，更不会为虎作伥，但只是在内心抗拒，慢说行动，语言都不会多。即便在言官的职位上，职责所系，他也很少开口。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阙下谏官业，拜疏无文章”。就此而言，杜牧只是典型的中国文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外圆内方。虽无肥厚的膘遮蔽骨头的棱角，但那些棱角已经被他自己主动磨钝。骨刺不能有，它会导致自己的伤痛。《与人论谏书》，是他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认为自秦汉以来，“怒谏而激乱生祸者累累皆是，纳谏而悔过行道者不能百一”，原因就在于进谏不讲究方式方法，“辞语迂险，指射丑恶，致使然也”。

薛元超的三个遗憾，杜牧至少弥补了至少两个。如果续娶的崔氏夫人出自清河或者博陵崔氏，那就是大满贯。再看他的履历，也格外丰满，没有断档。一个唐代官员能这样并且最终做到中书舍人，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失败。但通读其作品，总感觉杜牧怀才不遇。是个失意的战略家。之所以如此，无非是自我期许过高。那种自我期许本身，便是东方人格的体现：他宁愿用这三个圆满，去换取薛元超的相位。但是很遗憾，不能。很多人看重他的才干，但那是文才史才，并非将相之才。当初牛僧孺对他纵情声色之所以那样保护，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把他当作后备干部来培养。他看不上李商隐，但他频频给李德裕上书也为牛党中人不齿，故而牛党得势之后，他不但没能返回朝堂，反倒从池州去了更加偏远的睦州，所谓“三守僻左、七换星霜”。

写到这里，他没有搭理温庭钧的原因，也就有了八八九九。但用现在的话说，这个鄙视链其实很悲哀。

杜牧终归是个伟大的诗人。能诗善文，还有词作。对《孙子》的注释被列入《十一家注孙子》，跟曹操和梅尧臣同列。书法得右军真趣，绘画“精彩照人”，围棋水平高，知音。绝对的才子。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暖色调的结尾。《清明》固然名气最响，但未必是他的作品。因不见于其文集。《樊川文集》、《别集》、《外集》和《集外诗》中都不曾录入，《全唐诗》中也不见踪影。它最初现于宋人谢枋得的《千家诗》，作者注明是杜牧。从湖州刺史任上回京后，杜牧用俸钱在樊川修了别墅。大概自知死亡将临，同时开始编订文集，将文稿烧毁了十之六七。幸亏他最喜欢信任的外甥裴延翰保存着舅舅寄来的全部作品，整理出了《樊川文集》。后来又出现了《别集》《外集》和《集外诗》。如果这些里面都不见《清明》，而池州和汾酒集团还要据此争执杏花村的具体地点，是不是有些徒劳？话说回来，即便作者真是杜牧，其色调也偏冷，应景不如这首《山行》：

近代诗评家俞陛云的《诗境浅说续编》这样评价此诗：“诗人之咏及红叶者多矣，如‘林间暖酒烧红叶'，‘红树春山好放船’等句，尤脍炙诗坛，播诸图画。惟杜牧诗专赏其色之艳，谓胜于春花。当风劲霜严之际，独绚秋光，红黄绀紫，诸色咸备，笼山络野，春花无此大观，宜司勋特赏于艳李秾桃外也。”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亦赞曰：“读此可见诗人高怀逸致。霜叶胜花，常人所不易道出者。一经诗人道出，便留诵千口矣。”

近人张伯驹的名句“当门落叶做花看”甚有意味，应当也是从中化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