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丨百年党史·天天学习——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和实现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五）

（来源：《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由于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的正确决策，红军北渡乌江进到遵义地区，不仅把围追堵截红军的十几万敌军甩在了乌江以南地区，而且使北面的四川军阀由于恐惧红军渡过长江“赤化全川”而退守长江不敢主动向红军进攻。贵州军阀王家烈、候之担的军队也被红军突如其来的打击惊慌逃向川边地区。

中共中央进驻遵义后，第一军团主力也进驻到桐梓、松坎，第三军团主力扼守城南刀靶水、城西南鸭溪一线，第五军团主力防御城东南江界河、团溪、羊岩河，第九军团驻城东湄潭、牛场，四支主力红军在东、南、西、北四面形成了对遵义城的拱卫。 

长征开始后，全军上下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数次失利，又几近绝境的现实与前四次反“围剿”所取得的胜利进行了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对这一错误，早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产生过怀疑和不满，相继提出批评意见，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过正确的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随着长征初期红军的不断失利，思想上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希望党和红军早日摆脱被动的困境。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多次反复向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并得到他们的认可。 

周恩来、朱德等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明显加大，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猴场的一路上没有休止过。进驻遵义后，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认识上已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为此，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的条件已经成熟。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客观困难造成的，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定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云南省扎西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了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也就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鸡鸣三省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补充，从组织上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为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