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里原乡｜黔东南腹地的文明界碑

编前  

近日，动静贵州陆续推出《屯堡▪家国六百年》一书中精彩章节。该书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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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里原乡

明朝建立后，为稳固西南边疆，朱元璋制定了“调北征南”的战略，同时，在苗侗地区推行教化，施行卫所制度。明政府在苗侗地区设立五开卫，下辖16所380个屯堡，有卫所官兵及军余3.3万余人，形成了严密的军事网络。隆里古城作为五开卫的重要据点，于洪武十八年（1385）由楚王朱桢下令兴建，设龙里守御千户所，屯兵千余人，成为控扼湘黔要道的战略支点。清顺治十五年（1658），龙里守御千户所更名为“隆里所”。隆里，取“隆盛更新”之意。自此，“隆里”之名沿用至今。

黔东南腹地的文明界碑

撰文/朱千华

从龙里到隆里：刀光剑影与犁铧农耕

隆里古城周长1.5公里，石砌城堡，以“四门瓮城”为筋骨，以“三街六巷九院子”为脉络，将江淮匠人“明通暗阻”的军事智慧与风水玄学深度融合。城墙内侧，跑马道至今仍可辨识，战时可供骑兵快速机动，平时则成为运送公粮的主干道，这种平战结合的设计，使隆里在明清两代始终控扼湘黔驿道的咽喉。尤为精妙的是，北门为“勒马回头”式城门，城楼暗藏机关，遇袭时，可通过旋转结构，形成双重防御，既呼应了“丁” 字街巷避冲纳气的风水哲学，又在军事上实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术效果。

屯军带来的江淮农耕文明，恰如犁铧破土，在贵州腹地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洪武年间，官兵将江南圩田技术与山地特征结合，在龙溪河畔修筑了长达12公里的连环水渠，形成“高田引水、低田排涝”的灌溉网络系统，使原本刀耕火种的山间盆地变成了亩产三石的粮仓。

地方志记载，隆里古城有七十二眼井。这些遍布街巷的吊井，既承担着防火储水的军事功能，又通过地下暗渠与城外梯田相连，构成了旱涝保收的水利系统。至崇祯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城内有40余姓1000多户，时有“城内三千七，城外七千三”之说。依托屯田制度，完全实现了粮食自给。至今，在隆里古城周边，仍能看到成百上千亩稻田，那就是隆里屯田的遗址。

“孤岛”形成：地理隔离与军事壁垒

隆里古城，被誉为黔东南腹地的汉文化“孤岛”。在黔东南苗侗文化的汪洋中，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军屯如同被时光封存的汉文化“飞地”，既凭借保留完整的中原文明要素，清晰界定了与周边苗侗文化的差异边界，又以“孤岛”的特殊存在形态，揭示了苗岭开发历程中，汉文化如何在异质环境中顽强存续的生命力。

隆里，地处黔东南锦屏，四周被苗岭山脉与清水江支流切割，形成“山围四野，一径中通”的封闭地貌。明代在此设立龙里守御千户所，其初衷是构建以屯养军、以军护屯的军事堡垒。石砌城墙高6米，周长1500米，设4门、4哨，墙体至今留存箭孔、瞭望台等防御设施。这种空间结构，使城池成为与周边苗、侗村寨隔离的军事单元。

当时，隆里周边的苗、侗聚落多为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村寨，无固定防御工事，而隆里的城池格局完全复制了江淮地区的卫所规制，犹如嵌入山地的汉式城堡。

隆里的屯堡居民，多为洪武年间从江淮地区征调的屯军后裔。六百年间，屯堡持续传承着三大核心的汉文化符号，其中之一是建筑的原真：城内保留着明代九宫八卦街巷格局，民居多为砖木结构四合院，正房高于厢房，遵循着中原地区的“主从礼制”。雕花门窗的“耕读意象”、封火墙的“徽派风格”，均与徽州、江淮古村如出一辙。而周边苗、侗建筑皆以干栏式吊脚楼、鼓楼为特色，无四合院形制。

隆里居民至今使用“军话”，发音接近江淮官话，语法保留明代特征，如人称代词“俺”“恁”，与周边苗语、侗语形成鲜明区隔。这种方言“孤岛”现象，被语言学家称为明代官话的活标本。

隆里屯堡的“孤岛性”并非自然形成，而在于军事制度的连贯性。明代卫所制虽已消亡，但屯堡一村寨的二元治理模式延续至清代，屯堡人长期以军户自居，与周边苗族、侗族保持着社会距离。

在历史上，屯堡人拒绝与苗族、侗族通婚，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集体生存的一种机制：作为明政府嵌人苗侗腹地的军事人员，屯堡人须通过血缘纽带维系战斗力。这种制度设计使屯堡人形成了兵农合一的封闭社群。内部通婚可确保兵源稳定，避免因联姻卷入地方族群纷争。典型案例是洪武三十年（1397）侗民林宽率众起义，包围了隆里，而隆里的屯堡人因血缘纽带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虽伤亡惨重，但坚守待援，直至林宽被俘。

明代隆里辖地达3.6万亩，通婚限制亦可避免土地因联姻流人苗、侗村寨。乾隆年间实行改土归流时，屯堡人进一步通过血缘网络抱团，抵制地方土司对屯田的侵吞，这种经济理性强化了婚姻的封闭性，在边疆建构起一个微型的中原社会。

20世纪后期，隆里迎来了屯堡人后裔与苗族、侗族的通婚潮。据2020年人口普查，隆里这种通婚家庭占比已达37%，其中“80后”“90后”群体占比超60%。这个现象虽来源于现代社会婚姻自由思想，但本质上是屯堡人实现了从“军事共同体”向“公民个体”的身份转换，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案例。

文教兴边：中原文化在黔地生根

隆里古城自洪武十八年（1385）设龙里守御千户所起，作为军事屯堡，却在数百年间孕育出贵州高原少见的科举文化奇观。其中，以王氏家族最为耀眼，诞生了“一门三进士”的传奇故事。清代隆里王氏家族中，王师泰、王大臣、王炳章三人先后考中进士，其中王师泰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后官至广东潮州知府，成为黔东南科举史上的标杆人物。

王氏家族设有族田，以田租资助族中子弟读书，形成“贫者供衣食，优者奖膏火”的助学体系。其宗祠楹联“诗书承世泽，忠孝振家声”，至今仍昭示着中原儒学传统在边地的延续。

王氏科举的成就，激励着周边苗、侗村寨效仿，清代黎平府境内共出进士23人，举人200余人，隆里所在的锦屏县成为黔东南文教高地，甚至吸引了湖南靖州、广西三江学子跨省求学。

隆里文教勃兴的另一核心，是寄托着唐代文脉的龙标书院。相传隆里为唐代诗人王昌龄贬谪地（龙标县，今湖南洪江），明代屯军后，为了追念这位“诗家夫子”，隆里人于万历年间创建龙标书院，将中原文脉与屯堡使命相结合。

书院不仅是讲学之所，更承担着编修方志（如《龙标志略》）、刊刻典籍的功能。清代黎平府举人胡奉衡，曾提出“化夷为夏，莫先于教”，推动儒学向侗族“款约”社会渗透。书院门楼题额“龙标书院”四字，为清代贵州巡抚贺长龄手书，其存在本身，已成为中央王朝文治边地的象征。至光绪末年，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仍延续教育使命。

隆里古城内，“科甲第”“苏湖世第”“关西第”等门楣题刻，构成了一部凝固的文明迁徙史。如“苏湖世第”属张姓宅院，典出北宋教育家胡瑗“苏湖教法”（苏州、湖州办学理念），暗示其先祖可能来自江南士族。门头两侧“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的楹联，将家族团结与耕读传统紧密结合。

建筑空间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表达，隆里民居普遍采用“三间两进封火墙”的徽派建筑变体，门头装饰“渔樵耕读”砖雕、蝙蝠（福）纹样，院内设“天地君亲师”牌位，形成从公共空间到私宅的礼教秩序场域。

明代屯堡对贵州的影响远超军事范畴，实际上是武装屯田和文化移植的双重工程。屯军引入江南稻作技术，在黔中推广稻麦轮作，使贵州耕地面积从洪武十四年（1381）的95万亩增至万历末年的134万亩，屯堡成了贵州高原上的“农业技术推广站”。

屯堡通过乡约、祠堂、义学构建了基层治理网络。如隆里“三街六巷九院子”的格局中，观音堂、城隍庙与书院形成“神道设教+儒学教化”的双轨控制体系。

据《黎平府志》载，清代隆里周边苗、侗村寨“渐习汉语，婚丧多仿汉礼”，甚至出现“苗女戴银饰而诵《孝经》”的奇特景观，印证了屯堡文化的渗透力。

隆里古城从军事堡垒变为文教中心的历史，折射出贵州开发的深层思考。明代以卫所体系为骨架植入中原文明，再通过科举世家、书院教育和建筑符号的日常浸润，将华夏边缘逐步转变为文明腹地。这是一部浓缩的边远地区文治史，见证着儒学如何在刀耕火种的群山中扎下根基。

隆里习俗：屯堡遗风与族群交融的文化巡演

作为隆里古城的活态文化基因——“花脸龙”，因舞龙者按京剧生旦净末丑角色画脸谱而得名，由明代屯军从中原带人，经长期演变，于20世纪90年代成熟。故事取材于北宋汉戏《蓝季子会大哥》：传说赵匡胤建宋后大宴群臣，却忘封义弟蓝季子，后者醉酒抹花脸，装癫戏弄皇嫂泄愤。“花脸龙”脸谱与表演兼具傩戏色彩，在中国龙舞体系中独树一帜。

龙头上常缀“龙标”二字，以此纪念唐代被贬谪至此的诗人王昌龄（世称“王龙标”），赋予舞龙活动文脉传承的意义。

舞龙者皆有统一服饰：身穿青布蓝条对襟衫，腿着绿裤子，头扎黄巾。“花脸龙”表演时，有舞狮、舞蚌壳、耍花灯、舞金钱棍等表演，还伴有锣鼓声、鞭炮声。舞龙队伍里，最抢眼的是执掌龙尾的丑角蓝季子，他的扮相狂放不羁，以龙尾牵引整支龙队，在打、逗、追、戏间尽显其能，将舞龙者与观众卷入一场互动的戏剧中。伴随着“花脸龙”翻江倒海的狂舞和蓝季子的疯癫表演，四周人群笑声、尖叫声不绝，充满民间野趣。伴奏除使用汉族的锣鼓，还吸纳了侗族芦笙的曲调，形成“汉调侗韵”的特殊声景。

隆里古镇的迎春习俗称“迎故事”，此名源于迎春活动，以演绎民间故事为核心。作为当地特有的巡游盛会，人们在迎春时通过扮演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中的角色，以队列巡游形式展现故事，故以“迎故事”代指迎春习俗。

明代屯军后裔将江南“抬阁”艺术带入黔东南，与当地苗族“游方”、侗族“月也”习俗相结合，形成了以轿抬戏的独特形式。这是一种人神共娱的情景，最初为祭祀江南民间信仰中的火神，清代逐渐世俗化，成为祈求丰收的岁时节庆。这是多民族参与的一种民俗活动。巡游队伍中，汉族的彩轿与侗族的牛腿琴队、苗族的银饰方阵并行，形成文化融合的新景观。

2010年后，“迎故事”融人脱贫攻坚主题，出现“直播带货仙子”“生态稻田模型” 等新元素，传统形式被赋予现代性表达。

隆里汉戏，并非单纯的戏曲，而是屯堡人维系文化根脉的特殊形式。首先是著名的弋阳腔。这是一种高亢激越的唱腔，一人启口、众人帮腔，保留了明代弋阳腔“其节以鼓，其调喧”的特点，与贵州本土傩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特有剧目《蓝玉征南》直接演绎洪武年间屯军入黔史实，武将唱段多用“喊板”，模拟战场传令声调。剧场通常设在祠堂。王氏宗祠戏台楹联“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道出屯堡人在逼仄空间中重构精神原乡的智慧。

清代汉戏班社常赴侗寨演出，侗民为听懂唱词，都会主动学习汉语，《黎平府志》载：“侗童能操官话者，多自观戏始。”

2023年，隆里汉戏与“花脸龙”结合，创排了实验剧《龙标夜宴》，用当代舞美技术再现王昌龄“醉别江楼橘柚香”的诗意场景。

“花脸龙”的脸谱、“迎故事”的“抬阁” 、汉戏的弋阳腔，将江南记忆浓缩在黔东南山地，而芦笙伴奏、多民族共舞，又使中原传统浸润在当地文化中。隆里人通过年复一年的节庆展演，不断重申“明朝遗民”的集体身份。这些习俗不仅是娱乐方式，更是屯堡人在六百年时空裂变中，用艺术手段完成的文化自救，让冰冷的军事堡垒生长出温热的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