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讲解员│到遵义会议会址“打卡”前，来这里划重点

7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刊发《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会址，是一个需要不断去“打卡”的地方——“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报道贵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永不褪色。

为了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目标要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在《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推出系列特别节目《百名讲解员讲贵州百年故事》。

“长征精神诲育千秋，遵义会议永放光芒”。本期节目，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钟露露带我们再次走进这个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听听几件馆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遵义会议会议室挂钟

遵义会议会议室挂钟位于会议室东壁墙上，长50厘米，宽22厘米，厚11厘米，为一架自鸣木壳机械摆钟，刻度为罗马数字，钟顶饰有变形植物图案木雕，底部系倒梯形木座，钟面有玻璃门，门的四周为木质雕花边框。钟已不运行，时针、分针和钟摆已不存在。

为纪念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1954年，经过多方调查考证，确定遵义会议就在国民党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二楼的小客厅召开。据柏家奶妈及柏家帮工刘仲康等说，红军走后他们回柏公馆时，看见楼上的挂钟等都在原处（即遵义会议会议室）未动。后来，柏家办了一所小学，挂钟被抬到小学使用。解放初期，柏家办的小学停办，这个挂钟移交给了朝阳小学使用。1955年，这个挂钟由朝阳小学调拨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

1994年，这个挂钟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遵义会议会议桌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长征进驻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城内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拟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1954年8月，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遵义会议参会者杨尚昆的帮助下，初步确定了遵义会议是在原国民党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召开。遵义会议会址初步确定后，紧接着组织人员调查了解柏家有关情况。柏辉章的表哥余大勋谈到，红军离开遵义后，他第一个进入柏家，发现二楼东侧小客厅原来摆放的长方形木桌仍在原处，四周还有一些木椅、木凳和一张藤躺椅，像开过会的样子。柏家奶妈及柏家帮工刘仲康等也说，红军走后他们回柏公馆时，楼上的长方形木桌等都在原处未动（即遵义会议会议室）。后来，柏家办了一所小学，木桌被抬到小学使用。解放初期，柏家办的小学停办，这张长方形木桌移交给了遵义朝阳小学使用。1955年，这张木桌由朝阳小学调拨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

遵义会议会议桌为长方形木桌，长200厘米，宽100厘米，高80厘米，土漆板栗色，桌面边沿呈鱼背形，桌子侧边四周为宽15.8厘米的薄木板边框，边框与桌腿连接处车成方宝瓶式装饰。木桌保存完整无损，漆色略褪。

1994年，这张长方形木桌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连印章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连印章，高2.5厘米，直径5.6厘米，为梨木质圆形，印体较矮，完整无损。印文篆书体阳文，文字规范清晰。全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连”十七个字。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在福建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连随即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连”印章也随之产生并生效。由于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一些组织的名称不那么规范，总指挥部有时又称司令部，特务连又称警卫连。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这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连”印章也跟随红一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935年2月28日，红军在5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共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又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鼓舞了士气。3月5日，红一军团撤离遵义城，向长干山、枫香坝之间攻击，红一军团司令部驻扎在枫香坝一带附近地域，并在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边备战，边休整，积极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此印章于1935年3月红一军团转战枫香坝一带遗失。

1958年，遵义县枫香乡一杨姓农民在清理院坝堆积的物品时，民兵黄锡书在一堆杂物中发现这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特务连”印章，并将该印章交给枫香区公安特派员李德崇。同年，李德崇将这枚印章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

1994年，这枚印章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中国工农红军遵绥湄游击队政治委员王有发私章

中国工农红军遵绥湄游击队政治委员王有发私章，高2.6厘米，长1.3厘米，宽1.1厘米，木质，长方体型，印面下半部刻横排楷书“王有發”，上半部刻半个五角星和若干光芒线。

王有发，江西泰和县人。1933年，从红军大学调到红军第3师7团任营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红三师扩编成立红军第九军团时，王有发调到军团政治部任地方工作部部长。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撤离遵义时，在遵义、绥阳、湄潭一带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武装民众。3月4日，在遵义老城杨柳街召开中国工农红军遵绥湄游击队成立大会，王有发任政治委员。游击队共有120多人，主要负责在遵义、绥阳、湄潭边境向东牵引敌人的任务。4月，王有发率部转战到湄潭县鱼泉沟，与国民党乡兵枪战时，不幸中弹牺牲。农民马治成、马治良将王有发的遗体掩埋在遇害处的岩石下。

1957年，经当地人民政府查实后，将王有发的遗骸迁葬鱼泉沟区所在地。迁坟时，在遗骸堆里发现这枚王有发私章。同年，湄潭县文教科将这枚私章拨交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
    1994年，这枚私章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通行证

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通行证，长11.2厘米，宽5厘米，纸质，墨笔书写“步哨同志：兹有袁国钦前往城内，请通行。 没委 华”十九字，行书，左下角残缺，有红色椭圆形印章，印鉴模糊。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地域休整期间，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筹备和建立各级革命组织和革命武装。10日，中央和各军团分别成立了没收征发委员会简称“没委会”，林伯渠任没委会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兼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没收地主、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分发给红军和当地群众、为红军提供军需。红军在遵义期间没委会曾经发动、组织民众打土豪、分浮财。经调查袁国钦是遵义习水县土城镇人。红军曾经在习水县土城镇停留，经考察通行证的行文，是红军第一次渡赤水河期间由某部队没委会给袁国钦写的。

1955年，该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通行证由遵义市图书馆拨交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

1994年，这张红军没委会通行证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一十八师五十四团军旗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一十八师五十四团军旗，长94厘米，宽96厘米，用正方形鲜艳的大红色有葡萄串暗纹的丝绸制作，旗面中心有用白布剪贴的镰刀斧头图案，右上角还有用白布剪贴的一颗五角星，缝合的针脚比较均匀，是用缝纫机缝制。旗面三方边沿有大红色丝绦流苏，另一方边沿缝有宽2厘米的白布旗杆套，紧连旗杆套处有一条长94厘米，宽2厘米的白布条，上书“中國工农红軍第六軍團一十八師五十四團”十八个字，楷书。旗面破裂多处，并有少量的油污渍和小墨点。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湘赣省委，令红6军团撤出苏区，转移到湘中创建新根据地。湘赣省委接到命令后，积极组织部队进行行军的有关准备工作；扩红工作也全面展开，3000多名地方武装转入红军主力。红6军团从6800多人扩充到9700多人，新增编18师54团，团长赵雄。红6军团18师54团军旗随之产生并开始使用。

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6军团踏上西征路。9月20日，到达贵州省黎平县。9月25日，在凯寨、孟优地区与国民党湘军独立第32旅、55旅遭遇。由于湘军占据了周围山头高地等有利地形，并构筑了野战工事。红6军团连续组织几次进攻，准备冲破敌人的阻击，终因地形不利未能得手。此时，桂军第19师前来增援。由于敌情变化，红军决定连夜撤出战斗返回大广。26日凌晨，红6军团18师前卫翻越大广坳口，准备进至大广寨子时，被埋伏在坳口的桂军第24师突然袭击。刚经历了恶战，又连夜在崇山峻岭中长途行军的红军已十分饥饿疲惫，在前有桂军堵截、后有湘军追击的情况下，红6军团首长决定18师第 52、54团担任掩护，主力迅速向西转移，进至鸟平寨一带宿营。红52、54团接令后，从大广坳口北面的山脚向驻守坳口的敌军发起进攻。双方在黑夜中经过反复争夺，红军于天亮时终于攻上坳口，将桂军第24师全部击溃，为主力转移争取了时间。红52、54团完成掩护任务，准备撤出战斗时，桂军一部突然从圭养沟抄袭红军后路，同时，湘军补充第1总队也赶来增援。红52、54团陷入重围，经战士们勇猛冲杀，红52团先冲出包围圈，追上了主力部队；红54团撤离在后，团长赵雄在战斗中牺牲，政委和两名营长负伤，阵亡近150人，红54团军旗也遗落在战场上。

战斗结束后，当地农民陈年贵邀约同乡伙伴到战场上捡拾东西时，发现了这面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18师54团军旗，把它带回家中悄悄地保存起来。解放初期，解放军到当地剿匪时，陈年贵才将这面红军军旗拿出来，给大家观看，并讲述了这面军旗的来历。1957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征集组在剑河了解这一情况后，买了三尺新红布把陈年贵收藏多年的军旗交换而来。

1994年，这面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18师54团军旗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侗族群众杨和钧怀念红军的诗歌稿本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珍藏着一本纸质早已泛黄的诗歌稿本。这是贵州省锦屏县侗族群众杨和钧于1934年12月至1935年6月撰写的“怀念红军诗”稿本。稿本是用白皮纸装订的草本，长25.2厘米，宽13.9厘米，厚0.2厘米，共30页。封面与封底略有残破。稿本原是家庭日常账本，诗句写在第9至12页。有《板壁上的指南》《苦》《感恸七绝词一首》《奠祭》《清明》《无价之宝》《再见》《悼之》等七首诗，其余部分均为日常账目。

1934年12月18日，红九军团长征路过贵州省锦屏县婆洞时，当地恶霸地主杨玉廷企图负隅顽抗，便日夜强迫群众挖断山间道路，阻止红军前行。红军在识破敌人的阴谋后，一部分绕道而行，一部分留下为群众修补断路。在此停留的四天时间里，红军对当地苗族、侗族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等标语，写遍了整个婆洞场镇的墙壁、木板上。这些宣传教育，深深启发了当地群众。特别是对侗族青年杨和钧，影响更为深刻。

杨和钧读过几年私塾，还曾先后到黎平、镇远等县城读过高小和初中，是当地少有的一个有见识的青年。红军到来时，他没有上山躲避，而是成天在街头寨上转来转去，观看红军贴出的标语、布告。逐渐地，红军宣传的革命思想，已经把他感染并吸引住了。

红军走后，逃出去的恶霸地主又纷纷回到寨上，他们一边耀武扬威地向各家追回被红军没收分配的财物，一面对农民进行疯狂报复。杨和钧亲眼目睹了敌人的残暴，激起了他对现实的不满。

在红军离开的第四天（1934年12月26日），他在家里的账本中间的几页上，写下第一首“怀念红军诗”《板壁上的指南》：

    “赶场天或是平常，

       寨上的农民或是行人来往。

       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

       因为板壁上有农民的指南。

       这指南是红军留下的宣传标语，

       它召唤穷苦农民站起来。

       打倒土豪劣绅，

       分田地夺政权，

       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

后来，杨和钧陆续创作了其他6首诗，并已有意追随王连长革命的足迹，准备沿着红军北上的道路寻找红军。在临出发前，他于1935年6月7日（农历端午节），写下了最后一首诗《再见》：

   “再见连绵的山峦，

       再见淙淙的小溪，

       再见穷苦的农民兄弟，

       再见父母妻子儿女，

       再见吧再见吧家乡的一切，

       我要北上寻觅那光辉灿烂的红日。”

由于他倾向革命的表现和行踪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1937年，他被敌人残酷杀害了。

写有杨和钧“怀念红军诗”的诗歌稿本，自从杨和钧死后一直夹在一些旧书堆里无人发现。1957年，杨和钧的儿子杨胜生在整理其父遗书时发现，随即将这本诗稿无偿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

1994年，杨和钧诗稿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这本浸染着侗族群众鲜血的诗歌稿本，而今已经成为了一件反映军民鱼水情的珍贵历史文物，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馆藏的镇馆之宝之一。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建国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于1955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统属管理的代表性建筑有：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陈列馆，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址等。1964年11月，毛泽东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1984年11月，邓小平为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题写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的匾牌。1991年、1996年，江泽民先后两次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并敬录毛主席诗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作纪念。1996年、2012年，胡锦涛先后两次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201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并作重要指示。

“长征精神诲育千秋，遵义会议永放光芒”。六十多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不断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拓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功能， 1997年被中央宣传部公布为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近年来，被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委、财政部、文化部等部门评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先进单位、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等荣誉称号。全馆占地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陈列布展面积9000余平方米，每年接待观众500余万人，为观众讲解2万余批次，充分发挥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时代功能。

遵义会议纪念馆1951年就开始组织人员进行文物征集，近年来又积极与长征参与者的后人、红色文物收藏爱好者等人士取得联系，通过接受外界捐赠、征集购买等多种文物征集方式来丰富馆藏文物。经过70多年的努力，现有馆藏文物1982件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