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文学｜“穿沙鱼”意象与冉正万《屯堡》的诗学建构

编者按：

当一位江南士子在科举梦碎后流落西南，他携带的儒家信念与屯堡的戍边文化将发生怎样的碰撞？当一部小说试图穿透六百年的历史烟云，它又该如何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上，为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普通人寻到安放灵魂的角落？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新作《屯堡》，正是这样的文学尝试。

这部小说以明初“南北榜案”为叙事引线，将主人公郝余良的命运抛入贵州屯堡。个人的失意与时代的宏大叙事交织，农耕文明与戍边文化对峙。

动静新闻即日起陆续刊发关于《屯堡》的评论文章。希望通过这些讨论，引导读者走进矗立六百年的石头城堡，寻找属于我们共同的精神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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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沙鱼”意象与冉正万《屯堡》的诗学建构

卢艺婵

冉正万的长篇小说《屯堡》以明初“南北榜案”政治风波为切入口，引出“调北征南”军事移民史，织就了一部关于族群迁徙、乱世生存与精神安放的西南地域史诗。作品构造的“穿沙鱼”意象——出自贵州山野捕蛇人之口的土货，经作者反复点染与意义层累，最终成为解锁整部小说精神内核的诗学符号。

一、“鱼”的经典意象

“穿沙鱼”首次出场于小说第八章。主人公郝余良在阿嘎屯大垭口偶遇捕蛇人，目睹水塘排干后，一种圆滚滚的无鳞黑鱼“感觉到危险立即钻进沙子，一点也不留恋，直到从另外一个水塘钻出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困在塘里任人捉”的困塘鱼。捕蛇人一句“没有人捉不到的东西”，道破了明初乱世生存的残酷本相，也为穿沙鱼意象的后续升华埋下了叙事伏笔。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鱼”是内涵高度固化的经典意象，自《庄子・逍遥游》的鲲鱼起，便与“水”形成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水是鱼的生存边界，也是其自由的基础。从汉乐府“遗我双鲤鱼”的情感载体，到柳宗元笔下“皆若空游无所依”的自由象征，再到“鱼跃龙门”的隐喻，传统鱼的意象与水可谓密不可分。

而《屯堡》中的“穿沙鱼”，则颠覆了传统意象预设。它打破鱼不离水的刻板印象，重新定义了自由与生存的内涵。“穿沙鱼”的自由，是“与束缚共生”的接纳性从容，它不困于单个水塘，而是穿行在广阔的土地，将绝境转化为生存空间，昭示了一种与无常和解的生存可能，体现其原创价值。

二、“穿沙鱼”意象的跃迁

在小说叙事进程中，“穿沙鱼”完成了从生物习性到生命哲学的三重意义跃迁，形成了完整的意象闭环。

一是生存策略的隐喻。小说前半段，“穿沙鱼”首先指向一种具体的生存选择。周王朱橚两度遭流放，他未陷入权力争夺的死局，而是献身植物学，编撰《袖珍方》《救荒本草》，在皇权倾轧的缝隙中开辟一方天地。郝余良感慨：“朱橚是穿沙鱼，而他的兄弟们大多是困塘鱼，那些被杀的开国功臣则是砧板鱼。”三种鱼构成了完整的乱世生存谱系：砧板鱼对应权力游戏的牺牲品，困塘鱼对应困于规则的囚徒，穿沙鱼则对应在绝境中找到生存通道的妙人。

二是精神姿态的象征。随着叙事推进，“穿沙鱼”逐渐内化为人物的精神人格，意象本身也从具象的生存策略隐喻，升华为非对抗性的精神坚守象征。不与绝境正面冲撞、以柔软姿态留存生存空间。夏家青以刺绣搭建精神城池，汤老夫人以七年沉默保留自我，苗人的口弦、傅友德无碑的衣冠冢亦是如此。至此，“穿沙鱼”跳出被动逃生的具象层面，不再只是乱世中苟全性命的策略，而是一种在高压环境中保存尊严的精神范式。

三是生命哲学的完成。小说终章，年近古稀的郝余良坐在府学宫回廊上，生出感慨：“二十多年过去了，享受着光阴之美，随时离开，像穿沙鱼一样钻到另外一个时空，没有半点遗憾”，至此，完成了意象的终极升华。此前的“穿沙”是面对危险的应激反应，此刻则化为主动、通透的生命姿态。将生命视作“穿沙鱼”，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穿行的另一种方式。

三、“沙”的对应形态

“穿沙”的前提是找到“沙”。小说以细腻的书写，呈现了沙的多种形态及其对应的穿越方式，构成一部乱世谋生的微型图谱。

空间维度上，以远徙为穿沙。从京师到镇远，从石阡到婺川，郝余良的迁徙，勾勒出向帝国权力边缘持续撤退的轨迹。小说中北盘江峡谷、阿嘎屯百丈悬崖、烟笼山密林等贵州地理风貌，绝非单纯的故事背景。它们以地理上的险远，隔绝了皇权的直接触达，为乱世中的个体提供了生存场域，是具象化的沙。郝余良以远离权力中枢为代价，换得从容把握自身生命的余裕。

知识维度上，以著述为穿沙。编撰《袖珍方》《救荒本草》是朱橚为自己在权力乱局中建造的一片安身之沙，后续由郝余良继承，继续补录与修订书本。他走遍阿嘎屯的山野角落，将贵州本土植物的民间命名、山野经验转化为可传承的文本，完成了知识层面的“穿沙”。

技艺维度上，以劳作为穿沙。夏家青是个被命运反复推搡的悲剧女子，在针线间找到了不被父权侵犯的精神领地，其绣品最终跨越数百年，成为明初移民史的鲜活证据。夜郎道苗人的口弦亦是如此，他们以金属簧片讲述迁徙史，以曲调保存族群记忆，让日常技艺成为乱世中个体与族群精神自治的实践。

语言维度上，以不言为穿沙。汤老夫人七年不语、阿嘎屯彝人用鸡胯骨卜卦、傅家寨军士对郝安贵的隐忍……这些沉默、隐语与伪装，共同构成了乱世中的生存智慧。在这片化外之地中，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代表着拒绝附和强权体系，守护自身立场的态度。

小说同时以“失败的穿沙者”郝安贵，进一步丰富了意象内涵。他将毕生心力倾注于修筑高墙，坚信坚壁能将一切凶险隔绝在外，搞得军民怨声载道。当烟笼山的红盐映入眼帘，他误以为这便是挣脱困局的希望之沙，却未曾察觉，真正困住他的，是他自身的对抗性思维。最终，他为争夺盐泉诉诸暴力，在“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不能得到”的执念里，纵火焚毁盐泉，跃入火海，以极端方式毁灭自我。

四、“穿沙鱼”意象建构的成就及其更多可能性

《屯堡》的艺术成就之一在于“穿沙鱼”意象的完整创造与闭环建构。作者冉正万并未让这个意象停留在静态隐喻层面，而是让它成为贯穿全文、指引人物命运的参照系，从出场到终章升华，形成了完整的叙事链条，彰显了作者高度的艺术自觉。

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意象与贵州在地性形成了深度互嵌。小说中的贵州绝非风景化、奇观化的异域他者，而是历史、地理、民族、物产与人物命运紧密交织的生存现场。屯堡的石板房、古驿道的溜滑石级、阿嘎屯的百丈悬崖、本土植物的民间命名，无不深植于贵州的乡土现场。“穿沙鱼”的意象本身就源自贵州山野经验，它不是外来的隐喻强加，而是从这片土地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诗学体验，赋予了作品不可复制的地域根性与历史厚重感。同时，小说对明初屯堡制度、南北榜案、靖难之役等历史事件的精准还原，将宏大历史叙事与微观个体命运紧密编织，让“穿沙鱼”意象拥有了沉甸甸的历史重量。

同时，作品的叙事选择为“穿沙鱼”意象留下了丰富的拓展空间。当前小说除首尾少数章节外，绝大部分篇幅均以郝余良的单一视角推动叙事，这种叙事选择的优势突出，高度集中故事焦点，读者与主人公的认知同频，其困惑与成长始终牵引着读者的情绪，强化了情节的代入感。

而若能在此基础上适度打破单线叙事结构，在更多章节切换叙事视角，为不同人物的穿沙之路开辟独立叙事单元，让夏家青的刺绣人生、郝安贵的城墙执念、周王朱橚流放的心路历程、唐同仪的官场沉浮以第一视角展现，人物形象将更加鲜活，作品也将获得更为立体的艺术呈现。其一，多视角能够丰富十六余万字篇幅的叙事节奏，有效规避线性推进可能带来的审美疲劳；其二，多视角能够让作品的人物群像更具主体性与共情力。当前小说大部分人物的内心世界，多通过郝余良的外部观察间接呈现，读者始终以旁观者的视角见证其命运起落。若能扩展更多叙事空间，人物的穿沙之路将更具感染力，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穿沙鱼”意象的内涵与外延，让作品拥有更广阔的历史广度与人性深度。

总之，《屯堡》是一部兼具史诗野心与诗学自觉的作品，它试图通过一个人的迁徙史，写出一个时代的乱局，以及贵州这片土地与居民如何相互塑造。“穿沙鱼”意象的完整建构，为作品奠定了独有的诗学内核。而这一意象与贵州在地性的深度融合，则使小说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域根性与历史厚度。尽管单线叙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艺术上限，但意象本身的完成度，及其与贵州山川、民族、历史建立的联结，已足以让《屯堡》在贵州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谱系中，占据独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