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心系家国的王尊德祖孙

明末清初，贵阳王氏家族尤为士林所瞩目。这个仕宦之家不仅孕育了王尊德、王承祜、王承祥三名进士，还培养出文武兼资的英雄豪俊王孙章。据史册所载：王氏祖孙三代，不管是担任封疆大吏，或位居清要，或捍卫桑梓，均以廉洁的官风、清新的形象，以及对家邦诚挚的爱，赢得了黔人的钦仰与赞颂。

王氏入黔始于明朝初年。据《贵州通志・人物志》所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南直隶凤阳府泗州人王德、王万一兄弟，随官军远征云南梁王。云南平定后，王氏兄弟以军功留黔任职：王德在贵州前卫（原贵阳名）任军职；王万一任官普安卫（治今盘州）军职，其后子孙因世袭移居贵阳。经过两百余年的风风雨雨，这个军人世家顺应历史潮流，弃武从文，躬耕自读，问鼎科名。

万历二十二年（1594），王尊德乡试中举，十年后再试文场，成为王氏家族入黔后的第一位进士。入仕后，王尊德历任行人、中书舍人、监察御史等职。

王尊德中举前，明王朝内乱频发，外患不止，先后爆发播州（今遵义市）、辽东之乱，以及日本丰臣秀吉率兵入侵朝鲜、明军援朝等大事件。这些事件对风雨飘摇、日趋没落的明王朝无疑是沉重打击。

经历十年的征讨，动用川、黔、湖广三省军力，明王朝平定了播州杨应龙之乱，然而并没有消除贵州少数民族动乱的症结。有感于斯，时任监察御史的王尊德针对贵州盗贼难治、兵饷全无的状况，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向朝廷提出治乱的方策。

王尊德认为：贵州山冈瘦瘠，民众稀少，为盗者大多是少数民族。经过官府征剿后，社会日趋安定，民众安居乐业。然而不幸的是，贵州灾疫频兴，民众死亡过多，饥寒者出于无奈，只好上山为贼。由于 “制贼必须兵，欲缮兵必须饷”，“有饷有兵，可剿可抚”，他恳请朝廷不仅要增加兵饷的投入，还要为贵州选好抚臣（巡抚）。认为：“贵州之安危全系于抚臣，而抚臣的劝惩，尤系于赏罚。”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尊德以前贵州巡抚江东之为例，说他为了振兴贵州的经济，自己捐廉为贵州买数万金赈田，又为兴人文、重教育、关心民生倾尽心力。然而不幸的是，如此受民爱戴的抚臣，竟因为 “平播” 兵败而被问罪，实在有失公道。

尽管王尊德的奏疏切中时弊，但由于神宗、光宗相继病逝，熹宗登极，魏忠贤被宠信，加之朝廷内忙于争权夺利，自然无暇采纳其建议。

天启二年（1622），贵州动乱再起，水西（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同知安邦彦响应反明的永宁（辖境相当今四川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陷毕节，围贵阳。

面对后金攻陷沈阳、辽阳的败局及山东白莲教起义、西南动乱的噩耗，明王朝进退失据，一筹莫展。有感于贵阳危在旦夕和故乡民众的安危，王尊德多次上疏朝廷，恳请派兵以解贵阳之围。其情词激切，震人心魄，明熹宗亦为之动容，不得不任令王三善接替卸任的贵州巡抚李枟，率领大军驰援。

王三善惮敌势盛，畏首畏尾，滞留湖南沅州，调兵集粮，迟迟不到任。后担心贵阳陷落，朝廷怪罪，他先后移驻镇远、平越（今福泉市）。到平越后，他又派人赴四川乞求救兵。

对此，王尊德愤怒至极，便与时任监察御史的贵阳人徐卿伯联名上疏，恳请朝廷再次下旨，催促王三善挥师入黔，荡平叛乱。在朝廷的严令督促下，王三善不敢推诿，只好决定以死一战。是年十一月，明军被水西军所败。十二月初，战局逆转，王三善分兵三路，直奔贵阳，击杀水西主将安邦俊与阿成。与此同时，驰援贵州的四川、湖广官军大有斩获。在三路官军的进击下，贵阳之围始解。

在之后的岁月里，王尊德累迁太仆寺少卿、副都御史、广西巡抚。在广西任上，他 “绥靖苗徭，劳绩最著”，受到朝廷嘉奖。崇祯改元（1628），王尊德调任京城，任刑部侍郎，其后又总督两广。在此期间，他勤于政事，最终劳累过度，死于任上。朝廷 “赠兵部尚书，赐祭葬”。

据《贵阳府志》载：王尊德品格高尚，生性俭素，即令身居高位，平常一袭布衣，饮食简单，与贫寒士人没有两样；其为官清廉，不事积聚，亦无钱财留给子孙。病逝之日，家中清贫困窘，令人叹息。

王孙章（字天公），王尊德次子。王孙章聪颖过人，少怀壮志，经史诗文无不阅读。王尊德对这个儿子十分钟爱，当官时常常带在身边。在父亲任所，王孙章 “凡文案卷籍，罔不综览”，由此对经世济民之道产生浓厚的兴趣。

天启二年（1622），“奢安之乱” 在川黔地区爆发。当水西宣慰同知安邦彦率十万大军进围贵阳时，贵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恰逢此时王孙章因事返里，进入贵阳后，一幕幕悲惨的画面直击他的眼帘：在安邦彦大军的围困下，往日人流涌动、生意繁忙的商业街成了残垣颓壁。

面对如此惨景，王孙章百感交集，怆然泪下。王孙章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看到当时贵阳的境况，便担负起保卫家乡的责任。他不仅向官府献战守之策，还督率义勇守城。贵阳解围后，王孙章以弱年（未成年）有功而广受民众好评。

明亡之后，王孙章顺应时代潮流，因从军有功，深受洪承畴赏识。经其推荐，王孙章出任刑部员外郎。在此任上，由于早年在父亲官衙有所历练，加之办案公允正直，被擢升为九江知府。

针对清初遭受战火最多、百姓离散、物资匮乏的棘手难题，王孙章下车伊始，招抚民众，“劝农桑，缓催科。流民始复，岁渐丰稔”。与此同时，王孙章将治政的要务放在地方文教的振兴和培养人才上。在他的努力下，九江士人奋发图强，志在功名，中举者数倍于他府。

王孙章对地方的治安非常重视，当得知所属瑞昌有巨盗、彭泽有疑狱时，他立即赶往，“靖其根株，活其株连”。在其治理下，九江安居乐业，治安良好。自是，王孙章循（守法有治绩）声大起。不久，王母逝世，王孙章辞职奔丧。其后寓居江陵，终老该地。

王孙章有子五人，次子王承祜《贵州通志・人物志》有传。

王承祜，字受之。康熙十八年（1679），王承祜中进士，入翰林院，官编修，改监察御史。在御史任上，他尽职尽力，尤其对长芦盐政有所建树，因此升任顺天府丞兼提督学政。

康熙三十年（1691），王承祜充任会试监试官。所谓 “会试”，又称 “春闱”，即乡试后第二年春天，在京师由礼部主持考试，应试者系举人，录取者为贡士，进而取得了殿试的资格。是科（壬申）榜发之日，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竟然没有一人考中。

自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以来，文教日兴，科甲鼎盛。这与入黔官员关心文教有着重要的关系。清朝建立后，为统治的需要，大兴官学，作养人才，各级学校在贵州的府、州、县、卫、厅蓬勃发展起来，士人阶层亦日渐壮大，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然而自清初以来，清王朝虽然根据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及教育的发展水平来下达乡试的名额。遗憾的是，顺治十七年（1660），贵州乡试名额仅二十名，居各省乡试名额之后。之后，乡试名额虽陆续有所增加，然而远远落后于广大读书人追逐功名的愿望。

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王承祜，最终他打破沉默，向清廷上疏《题贵州会试分卷事例》，在奏疏中，王承祜有如是之言：“窃惟国家取士，三年大比于乡（考举人），既又合直省十五国人会试于礼闱（会试）。盖以人才之生，何地蔑有！而搜罗所至，必使无远弗届，是以人文鼓舞，争自濯磨，莫不思奋于尧天舜日之世也。乃臣昨监试礼闱，事竣公同拆卷及唱名填榜，而广西、云、贵三省竟无一人获售，臣不胜骇异。夫此三省之中岂尽乏才，考诸往志，间有名臣。即我朝开科以来，亦多与选，则非无才可知。而近每一榜发，中式者寥寥，所不及他省者，实因中卷之偏枯与道途遥远所致也。臣，黔人也，备悉艰苦，谨一一为我皇上陈之。”

接着王承祜指出会试分南、北、中卷，旨在因地取才，然而行之既久，各省文教的发展此消彼长，沿用旧例，势必打击了一些省份士人勤奋向学、志在功名的热情。

奏疏上达，康熙帝亦感到原先的政策不妥，于是曰：“朕自御极以来，礼闱较卷依例施行，今顺天学政所奏殊属不公，川、广、云、贵界在远方，士子寒苦者甚多，准给驿马。其各省额数（学额人数）令礼部大臣众议。再奏议上，始令贵州编入中左卷，后乃定令贵州举人十五名中一名（进士）。”

王承祜关心桑梓，为贵州文教发展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好事。之后，王承祜逝于任上，葬于江宁（今南京）城南年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