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粮不及江南一县，清朝贵州何以有“七百进士”？｜黔中殿策窥治道

编者按：

3月20日的上午，贵阳的春光里多了一份穿越历史的墨香。

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光明书房”，“甲秀月谈”2026年第一期将目光投向了泛黄的故纸堆——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清代贵州籍进士殿试卷。本期主题“黔中殿策窥治道”，听起来有些古奥，实则是一场关于“如何探究古代学霸治理国家”的硬核对话。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将联手海内外专家学者系统性地搜集、整理、研究这些“散珠碎玉”，不仅仅是为了修补历史，更是为了“古为今用”。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甲秀月谈”2026年第一期

“贵州的钱粮税赋，在明清时期甚至不及江南的一个大县，却书写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文化奇迹。”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厐思纯用这一对比，揭开了贵州科举史最震撼的一页。

厐思纯指出，由此现象，证明了明代中央王朝“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国策，在这片曾经的“蛮荒之地”真正生根发芽。

“汉文化在贵州开花结果，这与新疆、西藏等地形成了鲜明对比。”厐思纯认为，正是科举制度让“士”这一社会核心阶层在贵州得以稳固，“士为四民之首，这个阶层稳固了，国家就稳定了。”

在厐思纯看来，科举对贵州最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政治上的“失语”状态。

“明代以前，贵州人在中央几乎发不出声音，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官员。”厐思纯举例道，即便是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丁宝桢，在早期也势单力薄。

这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走向全国，为中国的官场输送了大量的“贵州建议”。他们慢慢在各省乃至中央任职，让贵州拥有了话语权，“他们到了中央，开始发声，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厐思纯说。

即便在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的战火中，贵州的科举文脉也未曾断绝。

“读书人跑到外省去考，连遵义最著名的秀才黎庶昌也是在外省考举人。”厐思纯讲述了一个细节：黎庶昌因考举人受挫愤而骂清廷，慈禧本欲惩罚，却因其才华将其送至江南大营“改造”，最终成就了一代外交大家。“只要有科举这条路，读书人就有前途，社会就有向上的流动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