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叙事下的家国群像：《共潮》小人物塑造的价值内核
2025年9月4日，贵州省第八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共潮》在贵阳市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大礼堂上演，该剧由黔南州人民政府出品，黔南州民宗委、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指导，黔南州文化馆、黔南州百创文化演艺公司创作演出。《共潮》以1934年红军强渡乌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飞马、韦水仙、花姑、独龙等人物的命运起伏为主线，跳出红色题材常见的英雄叙事框架，用小人物在困境中的抉择与坚守传递爱国精神。
摄影：雨润
一、“赛马英雄”到“革命战士”的身份转换
在民族歌舞剧《共潮》里，青年赛马手飞马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交织的典型人物。在第一幕“夺魁恨”中，飞马是村寨中的赛马能手，“四月八”赛马会上，铜鼓震天之际，他策马奔腾、技压群雄，夺魁后第一时间在人群中寻觅绣娘韦水仙。“骏马踏云逐风雷，只为佳人我再夺魁，愿携素手共一生，并骑红尘载爱回……”此时的飞马，人生理想围绕着“赛马夺魁”与“与心爱之人相守”展开，“英雄气”在于赛马场胜负，还没有与家国大义联系起来。婚礼现场，国民党团防部队队长胡一毛因旧怨诬陷飞马“通匪”，致其投河，后被红军先遣队连长陈星所救，这段经历成为他的人生转折。他为了洗清自身冤屈，救出被掳的水仙，凭借熟悉当地地形为红军当向导，这时的他，更像是“报恩”与“寻亲”。
第三幕“招安计”中，胡一毛配合黔军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封锁山路、烧毁船只，企图将红军与山寨人员困死在寒冬中，飞马不再只牵挂水仙安危，主动提议“从后山小道突围”，甚至愿冒生命危险为红军侦察敌情，从赛马手的好胜心转为革命者的责任感。在第四幕“绝渡战”中，飞马扛起门板、跳入冰冷江水与乡亲肩扛手扶搭建“人桥”，目送红军踏桥奔赴前线，眼神里除爱情温柔更有信仰坚定。飞马的成长印证了爱国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普通人经苦难后对“守护”的觉醒，从守护爱人到红军，再到更多人的未来。用递进式的“守护”，展现小人物真切的爱国情怀。
摄影：雨润
二、柔肩担道义的“绣娘英雄”
在传统红色题材作品中，女性角色多为“辅助者”，韦水仙的形象则打破了这一刻板框架。身为水族绣娘，她的既能绣出承载爱意的花带，亦能在危局中迸发惊人勇气，“柔”与“刚”的反差，展现少数民族女性的坚韧品格。“四月八”赛马会后，韦水仙接过飞马所赠银铃，回赠亲手绣制的花带，指尖翻飞的马尾绣中暗藏对未来的期许。婚礼变故成为韦水仙性格中“刚”的觉醒契机。胡一毛率团丁闯入新房，以“通匪”之名欲捕飞马，她临危不乱，果断推开飞马助其跳江逃生，即便知晓自身将遭扣押，仍愿牺牲安危保全爱人。被独龙掳走后，面对“赎金要挟”，她未曾屈服，反而以“乡亲们亦在受苦”劝说独龙勿做胡一毛工具。其坚贞善良打动独龙，促使山寨流民反思“打家劫舍”的生存方式。
韦水仙的爱国情怀体现在对“共同体”的认知与行动中。山上粮尽、红军与山寨人员面临绝境时，她未沉溺个人苦难，主动提议“联系山下乡亲送粮”，强渡乌江战役中，她放下绣花针，扛起自家门板，与乡亲一同跃入江水搭建“人桥”。此时的水仙不仅仅是闺阁绣娘，而是将个人命运与红军、乡亲紧密相连的“守护者”，她用以针线传递希望，用肩膀扛生路，助力红军队伍顺利过江。
摄影：雨润
三、“情执”到“觉醒”的蜕变
花姑是歌舞剧《共潮》中人性维度最为复杂的角色，从最初被情感裹挟的“帮凶”，到最终挺身而出的“救赎者”，她的转变诠释了“爱国精神源于良知觉醒”的主题。第一幕中的花姑天真与懵懂，她暗恋飞马多年，在“四月八”赛马会后，鼓起勇气向飞马送上自己绣的花带，却得知飞马早已与水仙定情。未说出口的爱恋让她陷入失落与不甘，也为胡一毛的利用埋下了伏笔。胡一毛假意同情花姑的遭遇，谎称有“能验飞马真心”的包裹，诱骗她在婚礼当日放入新房。这一阶段的花姑带着几分“自私”，演绎出“不完美”的人性。当看到胡一毛陷害飞马，致使水仙被掳走，肆意欺压乡亲，甚至下令封锁山路、烧毁船只，企图将红军与山寨人员困死在山上时，花姑内心充斥着对飞马、水仙的愧疚和对胡一毛暴行的愤怒。花姑的“觉醒”最终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她不再沉溺于自责，她在深夜里悄悄串联寨中乡亲，含泪诉说自己的过错，恳请大家一同帮助红军。在送粮的过程中，她冒着严寒与被胡一毛发现的风险，沿着险峻的山路，将粮食一点点扛上山；在强渡乌江时，她与其他乡亲一同跳入江水，用身体支撑起“人桥”。
花姑这一人物形象，印证了爱国并非英雄的专属，普通人在认清错误后，依然可以用行动践行大义。当她看到乡亲们受苦、红军陷入困境时，她无法再置身事外。这种“从自我到他人”的认知转变，正是小人物爱国情怀最真实的起点，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共潮”的一份子。
摄影：雨润
四、“山匪头领”到“革命义士”的身份重构
独龙这一人物打破了红色题材中“反派”与“正派” 的对立，塑造出“爱国精神无关身份，只关良知”的形象。身为山匪头领的独龙带有矛盾性，部众多为战乱流民，掳走水仙为了向飞马家索要赎金以维系山寨生存。这时期的独龙占山为王，却对国民党团防部队欺压心怀不满却无力反抗，“凶悍”外表下缺满是对命运的无奈。胡一毛“招安计”成为关键节点，其以 “加入正规军”为诱饵索要水仙，实则企图围剿红军与独龙部众。水仙识破诡计并剖析利害，独龙彻底认清胡一毛真面目，最终拒绝合作，选择保护水仙并与红军并肩作战。胡一毛封锁山路、烧毁船只且山上粮尽时，独龙拿出山寨存粮与红军共享，主动提议共同突围。渡江过程中，他身先士卒，扛门板跳入江水搭建“人桥”，甚至为保护红军战士牺牲。此时独龙的身份由“聚众头领”转换成了为乡亲抗争的“义士”、为革命牺牲的“英雄”。
独龙形象是《共潮》对“小人物”的叙事拓展，他的转变无外部力量强迫，仅靠内心良知驱动，从利己到利他的转变，体现了爱国精神不分身份、不论过往，只要心怀良知，每个人都能在时代浪潮中找到自身价值。
摄影：雨润
五、家国情怀的集体表达
民族歌舞剧《共潮》中，除飞马、水仙、花姑、独龙等四位核心人物外，还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小人物群像：为红军送粮的乡亲、与独龙一同作战的流民、保护红军的边寨老人……剧中，这些人物没有太多的台词，用实际行动展现“军民一心”的情义。“乡亲们把深情做成板”“把青丝搓成缆”“浮桥不是桐油粘，是百姓一腔炙热肝胆”唱出了家国大义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行动共同铸成的。九十年前的“强渡乌江”的胜利，正因为有了这些小人物的支持，红军才能克服“乌江天险”，继续长征。
六、结语
民族歌舞剧《共潮》，用小人物的故事回顾红军长征途中的历史事件，用小人物的“潮”，汇聚成中华民族的“魂”。尽管时代变迁，但“守护家园”“团结互助”的家国情怀，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
作者：陈爽娇 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贵州省戏剧创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