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塑造贵州的力量（中）
编前
近日，动静贵州陆续推出《屯堡▪家国六百年》一书中精彩章节。该书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
屯堡：塑造贵州的力量（中）
撰文／楼学
军商与耕读
翻开明朝的贵州地图，不难注意到这个形如哑铃的版图与今日的贵州省域有着明显的区别，最显著的差异在于黔北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四川的版图向东南延伸，最远的触角抵达今黄平的重安镇。
洪武四年（1371），明朝大军平定四川，随后在播州的边远之地重安设置长官司——长官司沿用元朝旧制，由土官世袭。而到弘治元年（1488），随着“一线路”的军事力量在黔地逐渐稳固，地处兴隆卫（治今贵州黄平）、平越卫（治今贵州福泉）两大卫所之间的重安因控扼军事要道，战略价值凸显，明朝遂在此设置守御千户所，重安江畔的屯堡成为重兵把守之地。昔日的土司版图逐渐瓦解，更替为王朝牢牢掌控的据点——重安的角色转变，是国家力量进入黔地的缩影。
抵达重安的这天正是街上的集日，四面乡邻来镇上赶集，沿街叫卖的各式特产中，最著名的便是重安粑和米酸汤。镇外的江心沙洲上，越过旱季的浅滩，我们找到数十座自明代以来陆续修建的巨大水碾。人们利用内外河道的天然落差，安置石碓用来舂米。这些从稻作农业衍生而来的生产、生活习惯，也广泛流行于贵州各地。
军屯使贵州逐渐推广牛耕，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水利技术，也最适合在河流沿岸的平坝区域施展。安顺鲍家屯的水利工程，自明代以来不断增建完善，这座“黔中都江堰”至今仍在发挥着灌溉、防洪的功能。而在更具体、更细微的生活场景中，如重安本地愈加丰富的饮食传统，正是屯堡移民给地方生活带来的最直观的变革。
贵州师范大学的李景寿将稻米品种的增加视作贵州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弘治时期，承载众多汉族移民的贵州宣慰司，出现了香稻等新品种；移民众多的程番府（曾治今贵州惠水，后移治今贵州贵阳）也引入汉地的饮食习惯，有了香白异常的香稻和“能愈疮疡”的稻米品种“一枝箭”。
这种军事性与经济性的双重特征，使卫所、屯堡堪比“生产建设兵团”。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往往会导致经济与军事属性的此消彼长，最显著的案例就发生在镇远。洪武二十二年（1389）镇远置卫，这处“滇楚要冲”地处沅江上游的㵲阳河畔，是从长江流域进入云贵高原最便捷的水陆枢纽。在地势局促的河谷中，戒备森严的卫城“僻峻难守，中围五老大山，营基狭隘，皆苗夷当守”，四周更环绕百座以上屯堡。
庞大的军需供应吸引了嗅觉敏锐的商人，粮草、盐茶贸易使镇远的商贸蓬勃兴起。正统二年（1437），“令两淮官盐听客商于贵州地方货卖，盐引于镇远府告销”，更使镇远在贵州获得卓然地位——缺盐的贵州在此托举出一个盐运中心，㵲阳河上舟楫往来、商旅辐辏，沿岸的数十座码头正是昔日繁荣商贸的记忆。中和山麓，青龙洞自明代中叶始建以来，逐渐发展为一处融合了寺庙、宫观、会馆、书院的庞大建筑群——在这片苗族、侗族、仡佬族世居的土地上，环绕镇远的“苗疆长城”依然显示着鲜明的军事传统，但耕读、商贸、科举和纷繁的仪式信仰，正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流。
同样因盐运而得到快速发展的还有思南。这座“群峰叠翠，一水萦流”的古城，地处乌江航运的重要节点，大船上行至此便无法再深入黔地，只能换为舢板将商货转运至遵义、石阡等地。独特的地理区位使思南成为重要的盐运码头，繁荣的商贸也催生出本地厚重的文教传统，这座“黔中首郡”历来是贵州的文化重镇。位于县城中心的思南府文庙是贵州最古老的文庙之一，其历史可以上溯至元代，礼门、宫墙、泮池、大成门、大成殿等建筑依山就势，规制殊为完整。嘉靖九年（1530），正是从思南走出的田秋呈递了《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首倡开设贵州科场，结束了贵州子弟要远赴云南赶考的历史。
在省城贵阳营建贡院、开科取士，不仅是贵州文教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形塑贵州省域完整性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事件。贵阳从此具备了一座省会完整的文化职能，真正成为贵州子弟心中不可替代的省城。众多文教建筑随之涌现：明嘉靖十三年（1534），王阳明的黔中弟子倡建阳明书院，清雍正十三年（1735），在阳明书院旧址上扩建为贵山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贵山书院的基础上，朝廷批准建立贵州大学堂，后成为今日贵州大学的前身；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贵阳东门之内建起形制特殊的文昌阁；仅仅两年之后，取“科甲挺秀”之意的甲秀楼也在南明河中央的鳌矶上落成。
在省会贵阳之外，各大卫所也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桥头堡。有明一朝，贵州境内相继创办20多所卫学，是全国卫学密度最高的省域。与中原腹地的府县州学有所不同，卫学设置的最初目的并非服务于科举功名，而是在这一军事化的社会体系之下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同时也可培育文武双全的军事人才。明中期以后，卫所制度面临崩溃，军户子弟寄望通过科举改变世代戍守之苦。卫学成为贵州科举功名的中坚力量，有统计显示，明代贵州科举取士者中，出身卫籍者占比超过60％。
在微观层面，科举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通道，而在更宏观的层面，科举也促进了中原与西南的交流。
明嘉靖年间，出身于清平卫官籍的孙应鳌考中进士，成为给皇帝讲学的贵州第一人。孙应鳌的故乡就在香炉山下的炉山镇，他辞官回乡后即在家乡建学孔书院、平旦草堂，继承和发展阳明心学，成为黔中王门的重要旗手。万历十四年（1586），出身于平越卫一户将门世家的葛镜致仕还乡，他倾尽家财、耗时三十余年为故乡修建石桥，这座长52米、高29米的葛镜桥历经两毁三建，成为茅以升称赞的“西南桥梁之冠”。清末，遵义人黎恂为官浙江桐乡，在任上“颇广见闻”，带回的三万余卷图书成为贵州第一座私家藏书楼——锄经堂的主要收藏。黎恂回乡后广收弟子、开课讲学，又培养出郑珍、莫友芝这样的西南大儒……通过科举进入政治与文化舞台中央的贵州士子，身体力行地将中原先进的文化与技术带回贵州。
清宣统元年（1909），再次重建的甲秀楼在南明河上落成，这座神采奕奕的楼阁一直是贵州文教开发的标志。贵阳人刘蕴良为甲秀楼所书写的长联，不仅高度概括了贵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也隐含着对历史的深层思考。“让我一层更上，茫茫眼界拓开”，或许并非只是登楼远眺的白描情境，更暗示着贵州人胸怀和视野的转变；“问谁双柱重镌，滚滚惊涛挽住”也意外成为历史的预言，在此后动荡的近代史中，贵州一度成为捍卫华夏的西南堡垒。这片曾被视为“异域”的土地，早已建构起强烈的文化认同，并在“滚滚惊涛”的时代浪潮中，承担起属于自己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