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徽州到清水江，民间文书正在“重写历史”｜清水江文书座谈

编者按：

贵州黔东南的木楼梁上、族谱夹层与老箱底，沉睡着约50万份民间契纸。

11月27日，清水江文书座谈会暨《清水江学文库》出版规划论证会在贵州贵阳召开。那些被称为“清水江文书”的民间档案，将被重新发现、整理与激活。

挖掘清水江的故事，实则是在重述一个由无数普通人书写的中国。

上世纪90年代，他曾眼睁睁看着日本收藏家在市场成捆买走徽州文书，心如刀割。

正是这种痛感，促使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徽学学会副会长刘伯山投身民间文书的抢救、整理与出版事业。多年来，他已推出百余卷徽州文书与谱牒文献，目标是在有生之年完成265卷。

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徽学学会副会长刘伯山

谈及清水江文书，刘伯山对清水江文书的未来既期待又警醒：“我们徽州和清水江关系太密切了，下一步要互鉴、协同。”

刘伯山是民间文书“归户性”概念的提出者，整理过时间跨度长达610年的徽州文书。

30年前，他就意识到，民间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单张契约的内容，更在于它们属于某个具体家庭或家族，并在数百年间持续累积，形成一部“活的家族史”。

清水江文书虽起步较晚，也已展现出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连续性。 一个卖田契，表面看是一块地的交易，背后却是一个家族兴衰的轨迹。刘伯山说，这不是文人、诗人的抒情，而是老百姓为生存留下的原始证据。

正是这种“真真切切为切身利益而形成”的特质，让民间文书成为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国度，谁记录了农民的声音？正史很少，方志有限，唯有这些藏于民间的契据、分家单、借贷字据，默默保存了乡村社会的真实肌理。

“它天然具有人民性。”刘伯山强调，研究民间文书，就是在践行“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更关键的是，这些大量存世的契约文书，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内在运行机制提供了关键线索。

一个延续千年的乡土社会究竟是如何维系的？答案就藏在这些看似琐碎的纸页之中。

它们不仅是中国人契约精神、诚信意识与理性交往的生动体现，更是乡村社会，乃至一个个家庭、家族得以长期稳定、有序传承的重要制度基础。正是通过一纸纸契约为纽带，权利与义务得以明确，纠纷得以调和，信任得以建立，从而支撑起整个基层社会的自我运转与代际延续。

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正与当下的乡村振兴紧密相连。

黔东南与徽州，都是全国传统村落较为密集的地区。刘伯山认为，这些地方的民间文书就乡村文化的基因库，从中可以挖掘传统生态智慧、合作经济模式、礼俗治理体系，为今天的乡村文化复兴提供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