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文化丨从贵州方言窥见古音流变的蛛丝马迹

上大学时,普通话课上老师讲过一个笑话。一个云贵川渝一带的人到北京旅游,买的新鞋子不见了,就给路边的警察说:“我的hai子不在咯,不晓得在哪点搞落咯。”警察说:“那赶紧去派出所备案啊……”这人嫌麻烦不愿意去,警察比他还着急:“你这人心也太大了吧,我从来没见过,丢了孩子还这么不着急的。”
不知道各位看懂这个笑话没有,到北京旅游的南方人把“鞋”称为“hai”,与“孩”字同音,对方则认为其没心没肺。其实类似的语言现象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熟知的将“上街”说成“上该”,将“螃蟹”说成“螃海”,将“阶段”说成“该段”,将“解放”说成“改放”,将“世界”说成“世ɡai”……

还有一个笑话,我读大学时,有个室友是遵义湄潭人,她去打饭,给食堂师傅说,我要“缸豆”,食堂师傅不明白,只说“没有缸子炒的豆子,都是大铁锅炒的。”实际上,室友口中的“缸豆”是指豇豆。
很多贵州人口中的“恩涛”,实际就是“樱桃”,“樱”字读成了“恩”,“桃”则因为音变,读成了高平调后与“涛”同音。安顺屯堡人还将“杏子”读成了“恨子”。贵阳人常说的“等一哈”,实际本字也应该是“下”而非“哈”。再比如,“房间”老一辈的贵州人,常把“间”读成“ɡan”。
“粳米”是一种糯性适中的稻米,也是许多南方人和东北人的主粮。但就是这种几亿人赖以为生的重要农作物,从读音上讲却十分“扯皮”,曾引发横跨科学界、语言学界的一字之争。无论《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还是1963年《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和1985年《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表》,都明确“粳”只有“jīnɡ”一个读音。然而,农民、众多研究水稻的学者和农业专家长期以来一直读“ɡěnɡ”。

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稻专家张启发教授认为,主流辞书中“粳”字仅有jīnɡ一个读音,丢掉了延续千年的读音ɡěnɡ,这于史不符,于理不通。为了一个字的读音,水稻界联合较起真来。
2011年9月,全国各地185名专家纷纷给张启发发去建议书,支持“粳”的读音由jīnɡ改ɡěnɡ,其中包括“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12名两院院士。同月底,张院士将《关于修订粳(ɡěnɡ)字读音的建议书》呈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要求修改读音。
面对水稻专家的质疑,新版《新华字典》修订组回应是:“粳”,《广韵》古行切,平声庚韵,见母。此字为二等字,北方多读细音,南方多读洪音。《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统读细音,故现代汉语类的辞书遵从《审音表》注音。
不过,国家语委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水稻专家的意见。2016年10月,国家语委挂网公示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中,确定“粳”字统读为ɡēnɡ。《新华字典》第12版(2020年最新出版)中,“粳”字读音分列“jīnɡ”和“ɡēnɡ”两种。
以上这些方言现象看似没有联系,但是其背后都蕴涵着相同的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方言是语言发展演变的活化石,方言中的读法往往可以从古音中找到演变的蛛丝马迹。我们从北宋文献《大宋宣和遗事》民谣“掼了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中的押韵可知,一千多年以前,“菜”和“界”就是同韵的。这个童谣,我们今天用贵州话读,照样押韵。
上文中举的这些字在中古时期声母属于见系,虽然它们分布在不同的韵摄中,但都是开口二等字。“鞋、街、解、阶、界、蟹”属于中古蟹摄字、“下”是假摄字、“间”是山摄字、“豇”是江摄字、“樱、粳、杏”则来自中古梗摄。
中古时期的韵母格局跟今天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异。简单来说,二等字在中古时期,韵母是舌位较低的元音,例如“a”发音比“i”要低。从声母来说,这些字来自古见系,也就是为ɡ、k、h等舌根音。发展到今天的普通话中,韵母滋生了介音i,声母为了适应韵母的演变,也逐渐变成了舌面音j、q、x以及零声母。
比如“鞋”是蟹摄开口二等匣母(属于见系)字,普通话中读“xié”,在贵州话中却常读成“xai”,方言的读法没有介音,主要元音是低元音,普通话有了介音“i”,方言的声母读舌根音ɡ组,普通话则读舌面音j组。“豇”是江摄开口二等见母字,普通话读“jiānɡ”,很多方言读“ɡanɡ”。“粳”是梗摄开口二等见母字,北京话读“jīnɡ”,很多方言读“ɡěnɡ”。

换句话说,读ɡ组声母(当然或者在一些方言中可能是zh组)还是读j组声母,读洪音(开口呼、合口呼)还是细音(齐齿呼、撮口呼)是语音演变发展中的一次分流,在这次分流中,不同地域的方言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使发展方向相同的方言,发生语音变化的字也可能有不同,有的字跟随潮流发生变化,有的字则滞留在原地。
今天的普通话和多数官话方言,大致也发生了如此变化,而从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再到中部的四川、湖北、湖南,再到北方的陕西、甘肃、新疆,大片的区域见系开口二等字则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音。
不过,以“鞋”的读音为例,咋一听,“xie”和“hai”简直看不出关联,难以想象这二者是怎么演变而来的。这其中一定会有一些过渡的演变。在记录元代官话的《中原音韵》中,“鞋”的读音是“hiai”,在京剧中,“鞋”念成了“xiai”,“iai”是一个非常拗口的发音,在北京话中,“iai”第一个“i”引发声母的腭化音变,从“h”就变成“x”了,“xiai”这个读音也就一度保留在京剧等戏曲中。这个拗口的发音,在北京口语中,后来就变成了“xie”。
我们从贵州方言中还能看到这个演变的蛛丝马迹,在遵义赤水、桐梓、道真等地的方言中,将“鞋、解、介、戒”等字的韵母读为“iai”。这其实就是从“iai”到“ie”的过渡阶段,在新派贵阳话中,“鞋、解、介、戒”等字的韵母已经读成了“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