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文学｜冉正万长篇小说《屯堡》的地方“舆图书写”

编者按：

当一位江南士子在科举梦碎后流落西南，他携带的儒家信念与屯堡的戍边文化将发生怎样的碰撞？当一部小说试图穿透六百年的历史烟云，它又该如何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上，为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普通人寻到安放灵魂的角落？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新作《屯堡》，正是这样的文学尝试。

这部小说以明初“南北榜案”为叙事引线，将主人公郝余良的命运抛入贵州屯堡。个人的失意与时代的宏大叙事交织，农耕文明与戍边文化对峙。

动静新闻即日起陆续刊发关于《屯堡》的评论文章。希望通过这些讨论，引导读者走进矗立六百年的石头城堡，寻找属于我们共同的精神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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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正万长篇小说《屯堡》的地方“舆图书写”
严 婷

冉正万历史题材小说《屯堡》具有鲜明的空间意识，小说以明朝南北榜案为背景，以人物空间错位和位移作为中心框架，将“移民”书生郝余良的避祸路线作为线索，记录其从明帝国文化中心（江南）走向“化外之地”（贵州）的个人流亡地图。通过封闭-开放、中心-边缘的空间对立，形成人物的内心张力，描摹出一副立体的贵州山水地图。

（一）历史缝隙中的叙事生长与舆图书写

冉正万没有选择宏大的正史视角，而是在“南北榜案”这一历史缝隙中，让叙事在虚实之间生长。《屯堡》借助“书生移民”郝余良的流亡路径，形成具有频繁空间切换的叙事进程，可视为饶有意味的“舆图书写”模式。在小说开端的时间设定，正值一三九七年丁丑科殿试，明朝洪武年间，此时距离贵州建省还有16年，黔地处于军事管制与土司分治阶段，大部分地区隶属三边（四川、湖广、云南）分治，核心区由贵州都指挥使司（军事机构）及贵州宣慰司（土司）管辖。作为一块有军无政的军事飞地，在小说开端，屯堡军士安顺州永安屯总旗邓锡，描绘了一张立体的黔地地图：

“京师距云南金齿，驿道长六千四百四十四里。”“……问起地形，邓锡说普定卫安顺州最好，群山中有很多坝子，虽然大多是生土，但种水稻没问题，溪流遍布，好好修整和引导，其实比老家这边还好，没有洪涝，也很少干旱，冬天没有桐山冷，夏天没桐山热。再往西走，乌撒卫、乌蒙卫、阿嘎屯，山高得只有猴子才能爬上去，冬天还没到就得披羊毛毡。安顺州土著有玛洪、布叶、布尤，大部分在土司家做娃子，少部分在老山沟里以打猎为生。

这些文字超越了一般的景色描绘，勾勒出一张驿道、坝子、悬崖之间的山川地形图，冉正万将冰冷的史料化为精准的文学语言。将一个个具体的地名锚定在真实的国家版图中：普定卫（安顺）、乌撒卫（威宁）、阿嘎屯（六盘水阿嘎镇）。他以明初入黔的移民视角丈量黔地板块，以“他者”的审视还原了初入黔地的屯军对这块异质性土地从陌生到认可的心理变化。

当郝余良避祸入黔，投奔叔父郝安贵，开启用身体丈量真实土地、用目光编绘黔地地图、形成文学化的贵州地理发现旅程。他亲历沿途严密的卫所盘查，观察调北征南背景下的戍边体系，并和叔父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冉正万着力描写人初入黔地的眩晕感、展现贵州极端地理环境下的特异交通状况、描摹人物感受到的心理重压以及对未来高难度生存境况的惶惑。

“从石阡去思南，山路崎岖蜿蜒……到思南城下。城在江边，仰头看不见两岸山有多高，只觉山势俯冲，随时有可能把人推进深渊。喝水时感觉水里的倒影摇曳，走路时感觉路就要挂不住。”

冉正万18岁离开家乡，在地质队长达长达8年的野外勘探经历，从根本上塑造了他观察空间的能力。文中郝余良对空间的精准感知，来自作家野外制图学的文学转化。他不写抽象模糊的山高水长，而是用“一会儿走江东，一会儿走江右”来写路径折叠，用“有些路段，根本感觉不到江流的存在，走到某个断头处，峡谷突然横在面前。”写空间的断裂，写水系的纵横交错。他笔下的贵州山川有高空俯瞰江河的冷静视角。以测绘级别的细节对地形、海拔、水系（巴浪河、通仲河、斯拉河）进行精准描绘，形成具体可感的文学空间，让虚构的文学文本具备了地方志的实证感。

通仲河是一条爱捉迷藏的河，在姑娘山前偏坡处钻入地下，变成暗河，暗河长千余米，其上方是百丈宽的天生桥。……往下十余里，通仲河在此转入地下，这次潜藏了近二十里才钻出来，再往下携手冷饭河、补那河、月亮河，在凉风垭汇入北盘江。

构建文学地图并不是文学的终点，《屯堡》一书中，冉正万借“舆图”承载贵州屯堡文化，将屯堡这一个特定历史地理概念，呈现为中华文化融合的微观样本。黔地不同文化碰撞、注视、交融，在特有的喀斯特地貌中的慢慢积淀下来，勾勒出与地理空间融合为一体的人类发展历史。

（二）空间符号：作为叙事支点的物象

作为为贵州大地写作40余年的本土作家，冉正万用富于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真实再现贵州文化基因，在《屯堡》一文中，作家以具体的物象：傅家寨城墙、鲍家屯水系、三耳瓦罐、地戏表演、“凤头苗”绣片、阿嘎屯的十二道关卡、石磨等作为文化容器，承载文化记忆。《屯堡》构建了几个典型空间：汉军屯傅家寨（重军事、轻耕种）、阿嘎屯（悬崖孤岛，自成体系），汉移民永安屯（农垦与教化），呈现出明初贵州的屯堡体系所代表的文化对峙与对话。

傅家寨象征军事紧张的武力征服，维持着战时状态，它的城墙秉持边地的防御性固守。石墙顺山势，从险处垒砌，垒到超过山顶后拉平，矮处三五尺，高处一丈有余，歇马台、垛堞、瞭望孔、射击孔、哨卡一应俱全，这里高高低低的城墙，像巨大凝固的波浪，粗粝不加掩饰的彰显出对异己的禁锢；阿嘎屯是水西最大的屯寨，像岩鹰一样筑巢于悬崖之上。它不是建造出而是生长出来的，要到达阿嘎屯，需经过一面高百丈，宽千丈有余的大坡，大坡设有十二道关卡，把守最严的第八道关卡上修建了一个券洞门。一个直径八尺，重达千斤的石磨以山岩做下盘，要几个壮汉用力才能推动。这两种空间秩序，对被放逐的郝余良来说，都过于冰冷。

永安屯（鲍家屯）则是明初黔地“以农代兵、以教化夷”的理想模版。永安屯的灌溉体系和水利工程与傅家寨城墙形成对峙关系，“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景色在高原复刻，形成了空间记忆的跨时空构建。永安屯的沟渠、水车、稻田水系对山地的浇灌与滋养，形成新的家园精神。与古徽州相同的水利建设思路，与当地地质地貌完美结合，到今日仍在承担泄洪抗旱的功用。

“永安屯有着江南水乡的温润与宁静，石头的房屋、石头的寨墙、石头的路。一条小溪自西流入屯前田坝，被分成几股后，从田坝东南流出。稻谷已黄，这时候不能走田埂，必须绕道稻田与旱地之间的小路。男人身着右衽开襟短衫。已婚女子身着长衫大袖，脚穿风头绣花鞋，发髻高高绾起。未婚女子则拖着独辫，腰间系着宽大腰带，腰带垂下长长的丝头，丝头随着步履起落，像点水雀一样跳跃。顽童在溪水里嬉戏，什么也不穿。”

在这里，江南移民与本地民族之间深度融合，其中“木勺敲击三耳瓦罐”集体歌唱的场景，标志着永安屯完成从军事堡垒像世俗家园蜕变。男女老少蛮汗不分，同席共餐，饭桌上大家用木勺敲击瓦罐，敲罐即歌，打破了傅家寨父权军事据点的秩序，将文化记忆日常化，让人们当下生活的欢愉跃然纸上。

（三）《屯堡》一书的精神内核

在《屯堡》中，人物对地理的不适应与精神流放的痛感是另一种叙事驱动逻辑。郝余良如何从流亡转向扎根？如何与边缘相处，完成生命的价值？冉正万通过“命名”这一行为，完成了主人公精神的蜕变。

首先，是对亟需地图的山河进行命名。初入黔地，废榜士子郝余良在无名的山河间不辨方向，正如一个被剥夺了身份的人，无名，无史册记载，无文人题咏。人的存在失去了刻度，似乎和无名河山一起融化。必须要通过命名，郝余良才能从方向消解中脱离，从地理上的被动安置转向精神上的主动扎根。命名是一道门，通过命名，无名河山显露出逻辑，郝余良穿过了这道门，自废榜那天起，他失去了与以往世界的对应法则，在黔地的迷雾中，连地名都拒绝成为坐标，但通过命名，某种更为坚韧、更加沉默的东西，在他走过的脚下生出了根系。

其次，是对《救荒本草》里的植物命名。郝余良在永安屯遇朱元璋之子朱橚的书写饶有意味，这是他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这位被流放的王爷在哪里都专注于自己的植物研究，用心投入编纂《救荒本草》和《袖珍方》。《救荒本草》是一本隐喻如何在绝境中活下来的智慧之书，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食用野生植物专著，它一物一图，详尽的绘制基于实证的414种可食用植物，每一页都来自朱橚的亲证。深受感染的郝余良开始在行走过的土地上鉴别植物，指导人采摘，做成荒年饭。为了给可救荒的植物标注准确地名，他用最小的地名给山头溪流命名。他按当地人的方法给它们取了一些象形的名字：鸡公山、毛狗洞、烂田湾、擦耳岩。

最后，是明了自己“为民”的使命和抱负。实现从精神流亡转向精神扎根。郝余良在托落洞中第一次看清自己的胸怀抱负，走出山洞后，他向贵州都司呈文讲述自己旅途所见：“各卫所屯旗为蒙童专设的学堂极少”，土司辖地中僚人、苗人和仲家没有孩童读书声，“治国应以教化为先，高树靡阴，独木不林”。此后，他越来越清晰的一次次陈述自己的为民主张：办学堂，化民成俗。让汉人像彝人一样歌唱，彝人像汉人一样说话，将《救荒本草》《袖珍方》翻译成彝语。他指导“陇家”部落制出红盐，在官学教授前来求学的各州孩童，终其一生修订补充《救荒本草》。至此，郝余良来到另一个时空，享受光阴之美，没有半点遗憾。

以海登·怀特的观点“历史叙事即意义建构”来看，冉正万笔下的“舆图书写”，呈现了屯堡文化的历史逻辑与“地方”精神内核，形成关于“错位的失败者如何改写边缘之地价值”的现代寓言。当人在“精神流放地”建构起“精神家园”，异乡空间最终转化为有意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