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塑造贵州的力量（下）
编前
近日，动静贵州陆续推出《屯堡▪家国六百年》一书中精彩章节。该书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
屯堡：塑造贵州的力量（下）
撰文／楼学
家国情怀
历史的车轮来到晚明，落后的土司制度日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自永乐建省以来持续深化的“土流并治”政策，通过平播之役、奢安之乱等重大事件加速推进，并在客观上推动了卫所及土司旧地州县化的进程。随着经济、文化等多重影响的不断深入，诞生于军事背景下的卫所、屯堡逐渐转变为建置完备的州县郡邑，也成为该地区开发日益成熟的标志。
明清鼎革之后，清政府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卫所最重要的军事职能被八旗和绿营所取代，对卫所的裁撤势在必行。雍正五年（1727），平溪（治今贵州玉屏）、清浪（治今贵州镇远青溪镇）、五开、铜鼓（治今贵州锦屏铜鼓镇）四卫裁撤设县，划归贵州，昔日因卫所与府县分治、区划不尽合理而导致事权不清、发展受阻的制度障碍终于得以扫除。至此，自顺治、康熙至雍正以来，持续三朝的裁卫设县制度改革基本完成，明代设立的卫所已尽数为州县所取代。
数百年间，卫所制度塑造了无数屯堡。生活在其中的十余万军户后裔，其命运早已与贵州的土地血脉相连。他们脱去军籍，转为民户，但这种转变并未抹去深刻的历史烙印，屯堡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文化容器，将明代的习俗与记忆收纳其中，如今仍流行于安顺屯堡的地戏、凤阳汉装、“抬汪公”等民俗，成为记录古代地方民俗、观察贵州历史变迁的活化石。
在制度意义上消失的卫所，在社会中仍保留着影响力。在现实层面，昔日的卫所、屯堡逐渐发展为贵州现代的城镇体系，连贯其间的驿道也多为现代交通路网所承继。而在无形的精神层面，美国学者卢百可认为，来自军事背景下的汉族移民，以为国戍守、开发边疆作为共克时艰的叙事，这种与国家愿景相结合的家族命运，哺育出屯堡人特有的家国情怀——在中国近代史的动荡艰难中，屯堡文化成为国人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1886年，贵州巡抚潘霨奏请在青溪（今贵州镇远青溪镇）创办青溪铁厂，“黔省矿产甚多，煤铁尤甚”，昔日地形破碎、交通不便的贵州，正在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在明代清浪卫的城垣之下，中国近代的第一座钢铁厂拉开了重工业发展的序幕，小小的县城内出现了来自欧洲的工程师和江浙等地的技师、工匠，㵲阳河畔浮现出贵州第一座专业码头。1896年，出身贵筑（今贵州贵阳市区）的维新派人物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新式学堂，并首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为中国近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从实业到教育，救国、启蒙的思想从贵州深山中艰难起步。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西南内陆的贵州成为战时中国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和战略后方。昔日的古老驿道旁，晴隆的二十四道拐书写了战时运输的传奇；独山战役以焦土抗战的悲壮决心，御敌于贵州之外。大量移民的涌入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与文化资源，大量政府机构、高校、企业为保全力量而踏上西迁之路，使贵州进入一个备受瞩目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抗战烽火中成立的贵阳医学院，使贵阳成为全国抗战救护中心，迁至遵义湄潭办学的浙江大学在艰苦环境中成长为“东方剑桥”，而故宫博物院最珍贵的一批西迁文物就长期秘藏在安顺南郊的华严洞内。屯堡文化的家国情怀历久弥新，在国家危难时刻，凝聚为物资支撑和精神砥柱。
21世纪初，作为“中国百村调查”的一部分，学者孙兆霞等人选中安顺的九溪村作为屯堡的典型案例。《屯堡乡民社会》一书中提到，始于军事集团迁徙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屯堡的“发生学原理”与诸多传统村落有所不同，其并非以一般意义上的血缘、宗族为纽带，而是在诞生之初就体现着鲜明的国家意志。随着卫所制度的最终瓦解，当国家使命的光环逐渐消失之后，“天地国亲师”的牌位之下，“抬汪公”的热闹习俗背后，屯堡人仍坚守着家国情怀。
我们抵达九溪的那一天，正是村里参与镇上篮球赛得胜的日子。众多村民在中心广场上备菜做饭，等待着村里的篮球队胜利归来。胜者的奖品是一头牛，村民热情地留饭，邀请我们共同分享这一集体的荣耀——这种鲜活的集体意识，依稀正是六百年前大明屯堡中遗留的精神回响。
当明朝的“生产建设兵团”完成其历史使命并被体制遗忘时，它所开垦的土地、修建的堡垒、繁衍的人群以及创造的文化，却早已成为塑造贵州的力量。回望贵州六百年，“贵州如何可能”的答案，蕴藏在这一场宏大、持久的建构之中。它并非源于某个瞬间的法令，也绝非几次标志性历史事件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由点及线、由线到面的长期整合过程。卫所、屯堡及驿道在西南山地间成为王朝力量楔入的“点”与“线”，而从羁縻之治走向改土归流，明清两代在建构“面”的统治中不断试验、摸索，国家力量深刻重塑了这片土地的风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过程同样充满了地方社会的抵抗、适应与再创造。最终，一个昔日的边缘地带，在漫长的磨合中获得了独特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在离开贵州前的最后一天，我去了龙洞堡。就在庞大且繁忙的龙洞堡国际机场不远处，在起降航班的轰鸣声、高架公路的车流声逐渐退去后，我在一片居民楼中找到了幸存的龙洞桥（见龙桥）。不起眼的三孔石桥湮没在现代工程之中，已是屯堡在贵阳市区内所剩不多的遗迹。阳光明媚的春日里，几位当地的垂钓爱好者寻觅至此，人们似乎全然忘记了，“龙洞堡”这个如今为人所熟知的地名，不仅仅是贵阳机场的名字，同样属于一座渐渐消失的屯堡，亦牵连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或许，龙洞堡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它象征着那些曾经星罗棋布于贵州大地上的所有卫所和屯堡的命运——它们曾是明朝力量深入西南的坚实节点，是王朝力图维系边疆的血脉，它们曾经织连成网，覆盖了西南的山川深谷，让贵州真正意义上与“国家”紧密联结在一起。如今，大多数屯堡正渐为人所遗忘，但它们所连缀开辟的通道，仍为这片土地源源不断地带来活力、生机与财富。哪怕龙洞堡桥上已罕有行人，但当从龙洞堡机场起降，或在屯、堡、哨、卫等地名点缀的道路上飞驰而过时，我们依然行进在历史的通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