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 “一门四进士，父子两翰林”，平坝陈法祖孙的桑梓情怀

清代康熙至嘉庆的一百五十余年间，贵州文教勃兴，人才辈出，广大士人走出黔山，问鼎科场，书写了骄人的成绩，被人誉为 “俊杰之士，比于中州”。贵州安平（今安顺市平坝区）白云陈氏，乘运而起，祖孙三代，书写了 “一门四进士，父子两翰林” 的佳绩，成为当地士林的楷模。

白云陈氏来自江南扬州府江都县，入黔始祖陈旺。明洪武年间，陈旺随傅友德远征云南，后以武功授昭信校尉，敕封平坝卫左所百户，遂定居当地。传至第八代时，为顺应时代潮流，陈氏子弟转向科举场中寻求发展。其中陈懿者，为陈氏参加明代科考的第一人。之后，陈氏子孙步武先人，通过苦读而进入仕途，逐渐成为黔中著名的书香仕宦之家。

安顺市平坝区白云镇白云庄的陈法故居 来源：清风安顺

明末社会动乱，政权易主。在江山变色之际，陈氏与广大中国士人一样，面临着 “不事二主” 和 “入清为仕” 的人生选择。面对清兵大举入黔，时任四川庆符知县的陈氏第十二代陈祥士弃职归里，不愿与新政权合作，便以行医为名，云游四方，暗中组织武装力量反清复明。到了其子陈恭锡时，见明王朝的覆亡已成定局，于是有悖父亲教诲，参加了康熙己卯（1699）科考，举贵州乡试第十三名，授直隶丰润知县。

陈恭锡之子陈法、陈澂，振祖宗之余烈，扬家学与家风，兄弟俩先后荣膺进士。陈恭锡嫡孙陈庆升、陈若畴父子接踵而起，相继成进士。

陈法，字世垂，号圣泉，晚号定斋。康熙五十二年（1713）乡试亚元，是年秋成进士。进入仕途后，陈法先后任顺天乡试和北京会试同考官。雍正年间，改秩刑部郎中、直隶顺德（河北邢台）知府。乾隆登极后，陈法历官山东登州知府，江南淮扬道、卢凤道，山东运河道及北京大名道。

陈法在大名道任职期间，因上疏为河督白钟山辩枉，被革职戍边。获赦后，诏举经学，大学士陈弘谋以陈法应荐。恰逢此时陈母病故，加之陈法无心仕途，便回黔奔丧。

陈法热爱桑梓，关心家乡教育事业。雍正三年（1725），因病告假回籍，恰逢其同年颜仪凤任安平（平坝）知县。为发展家乡文化教育，陈法建议颜知县增修安平县学，培育地方人才。时任贵州学政的王治山，亦是两人的同科进士，于是委托陈法代撰《重修安平县学记》。

在《县学记》中，陈法表达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及对颜知县的期望。其曰：“凡教之法，贵于渐且久。” 恳请颜知县 “勿弃其民而终教之”，敦促学生道：“无怠于学。” 并期望 “后之继颜君而宰是邑者”，铭记教育是 “敦行谊以为风俗” 的根本，是 “育人才以备国家之用” 的大业。

乾隆十七年（1752），受贵州通省清军粮驿道朱近堂引荐，陈法入主省城贵山书院讲席。为不负所荐，陈法在贵山书院潜心讲学，亲制《学约》九条，《学规》十四条，严格规范学生，培育了一代黔中士子，造就了大批人才。

值得称道的是，陈法把每年所得束脩（古代学生拜师时致赠的礼物）全部捐与书院，作为购置图书、津贴教师私课、补助贫寒学生膏火及年终返家的路费等用。据《安平县志》所载：“先生掌教贵山书院十年，所得脩脯（礼物与酬金），一无所取，为置书院膏火，数遣人往京师购置内版书贮院中。” 贵山学子咸受其惠。陈法逝世后，学子们自发组织 “陈公会”，于每年八月二十四日（陈法生日）在书院举行纪念，缅怀其捐金资学的功德。

陈法对贵州教育的贡献，早在乾、嘉时期，即为学界所肯定，道光间，安平（平坝）知县刘祖宪，安顺知府庆林，贵州布政使祁真，按察使何金，学政许乃普，巡抚嵩溥，会同云贵总督阮元，联名疏请陈法入祀贵州名宦乡贤、陪祀尹（道珍）公祠；民国时期，为缅怀陈法在贵州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将其事迹载入《贵州名贤传》中。

陈法手书临圣教序册（局部）。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来源：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陈法笃志理学，善诗文，一生笔耕不辍，著有《明辨录》《易笺》《河干问答》《内心斋诗稿》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水利、诗文、教育诸方面。所著《易笺》八卷，成为贵州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个人著作，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来源：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陈法之子陈庆升，自幼聪颖过人。“六岁从（陈）法北上，于舟中教以四声，罔不明瞭。年十二法携至淮阳，经岳武穆祠，祠有碑数千言，读一过即成诵”。

乾隆九年（1744），陈庆升举于乡，十三年（1748）中进士，时值陈法因白钟山一案被革职戍边。惊闻消息后，陈庆升极为痛苦。父亲为官清正，仗义执言，竟然遭此下场，由此感到司法极不公正，于是上疏朝廷，恳请代父戍边。陈庆升疏文言辞之哀切，感情之真挚，令乾隆帝为之动容，于是收回成命，赦免陈法回籍。

进入仕途后，陈庆升历任翰林院检讨、四川正考官、陕西道监察御史、江南道监察御史、礼科给事中、工科掌印给事中、刑科给事中、大理寺少卿。

乾隆二十四年（1759），陈庆升补工科掌印给事中。一日，京察左都御史某引陈庆升到其邸宅，告诉他已将其名列于这次京官考评的名单中，并暗示自己能为陈庆升写好的评语，能荐举其荣升。

陈庆升听后大不以为然，表示自己之所以到来，是以为有公事相召。而左都御史的话应该告诉那些削尖脑壳想升迁的人，说后拂袖而去。京察御史怔怔地望着陈庆升离去，恼羞之余，随即将陈庆升从考核名单中除名。

乾隆二十五年（1760），陈庆升任巡事通州漕务，针对没有固定法规、漕运米数、闸堤管理及漕官挪有钱款四事向朝廷建言献策。“部议虽未尽从，然亦有所采用，遵行至今未改”。之后，他又革除漕御史行署度支上的弊病，建言巡漕御史每月支银五十两充费，充分表现其忠于国事，清直无私的官风。

为父母守孝期间，陈庆升掌教常德朗江书院。他秉持父亲理学理念，“令学者知趋正学，读朱子《小学近思录》，通经读史，不专读诗文，兼习音韵训诂。其言痛中学者之弊，常德国人咸敬服之”。

乾隆三十五年（1770），陈庆升卒于大理寺少卿任上。

陈若畴，字闻之，陈庆升第三子。少以文学受知于汉学大师朱珪、纪昀，并在纪昀（字晓岚）门下学习了十余年。一日，陈若畴求教于纪昀，曰：“公修四库书，知古人书已著尽，故不著书。畴因公得知四库书，亦将不敢著书，但我寒士也，作诗文求生活可乎？故若畴虽学问渊深，只著有《自远诗稿》《闻之时文》二种。”

乾隆甲寅（1794），陈若畴举顺天乡试，嘉庆己未（1799）成进士。之后，他历任咸安宫教习，湖北远安、黄冈知县，直隶任邱教谕。

有人说，“家国之爱，桑梓之情” 早已植根于陈氏家族的骨血中，成为他们 “修齐治平” 的动力，可从陈法祖孙三代接力筹建贵州会馆一事中得到佐证。

康熙五十三年（1714），詹事府詹事周起渭在京逝世。其父周国柱，弟周起濂赴京治丧，将周起渭京城房屋捐作贵州会馆，旨在为旅京黔人和贵州赴京会试举子提供食宿方便。这一义举，对时任翰林院检讨的陈法触动不小。陈法则认为，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远远满足不了黔人的需求。如若自己将来有了能力，一定再造一个贵州会馆新馆。

乾隆十三年（1747），陈法因言河干事受谤下狱。是年冬，陈庆升赶到北京，一是探视父亲，一是参加会试。当其拟住贵州会馆时，发现已人多房满，无处容身，只好出资赁屋以居之。事后父亲遇赦出狱，陈庆升亦中进士。一次，陈庆升与父谈及贵州会馆之事，正好勾起了陈法对往事的怀想。经过思想交流，父子俩均认同修建新贵州会馆之必要。

陈法回籍后，陈庆升为此事萦系于心，苦于官俸微薄，无力承办，就将此事搁置起来。乾隆四十五年（1780），陈庆升在京逝世，临终前将此心愿嘱托儿子陈若畴。当时陈若畴未曾入仕，家境贫寒，穷蹙无告，只得将父安厝于北京白塔庵内。为守父墓，他与弟若藻著籍北京。

为实现祖、父遗愿，陈若畴刻苦攻读，于乾隆甲寅（1794）举顺天乡试，嘉庆四年（1799）成进士。在之后的宦途中，陈若畴铭记着祖、父遗训，决心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为此，他节衣缩食，积蓄薪俸，以备后用。道光六年（1826），陈若畴与其弟陈若藻 “积清俸购棉花七条胡同屋宇，捐为贵州新馆”。

陈氏祖孙三代为北京贵州会馆新馆所做出的贡献，成为黔中士人的美谈，他们对桑梓的诚挚之爱，将永存黔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