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临调查》：李卓然这样“解剖麻雀”

1941年9月24日至11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卓然，“组织了一个6个人的考察团”，对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的固临县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详细调查，形成了10万余字的《固临调查》，内容涵盖人口及阶级成分、经济社会情况、基层党和政府的工作等方方面面，成为延安时期一个非常详实的调查报告。《固临调查》于1942年3月作为“党内刊物印出”，目前存世不超过五本，其中一本存于延安革命纪念馆，为国家级文物。报告原文收录于《李卓然纪念文集》等图书，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当年边区情况、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借鉴意义。

特殊年份的一次特殊调研

1941年，是一个极为重要和特殊的年份。年初，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5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群众团体按照“三三制”组织抗日民主政权的做法写入边区政府“宪法”；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决意加紧对华作战，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涌现了“狼牙山五壮士”等众多英雄事迹；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战迎来重要转折点……

身处乱世，面对变局，加强自身建设成为我们党迎战风雨、砥柱中流的关键一招。针对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的问题，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并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推动全党上下开展了一场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掀起全党性的调查研究热潮。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

陕甘宁边区示意图

宣传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尤其需要深入了解各方面情况，切实做到有的放矢、有效推进。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包括西北五省及山西、内蒙相关区域在内的西北地区党的工作，任命李卓然为候补委员、宣传部部长。新成立的西北局，工作范围更广、工作职责更多、工作要求更高。对此，西北局拟参照1939年成功召开陕甘宁边区宣传会议的经验做法，筹备召开第二次全边区宣传会议。“为着了解边区下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作为迎接第二次全边区宣传会议的准备”，李卓然部长率队在固临县的三个区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

固临县设立于1937年12月，位于现在的延长县和宜川县一带，东临黄河，与山西隔河相望，由红宜县改置而来，并整合了宜川县的固州（今陕西省延长县赵家河），取固州和原红宜县政府驻地临镇的首字为名，1948年撤销。固临县地处延安东南方向，距离延安城100多公里，当时其东面的宜川县属于国民党统治区，西面为南泥湾，属于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交界处，经济条件和各项工作在全边区位于中游，在这里开展调查研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时，固临县是考察团内2位同志的家乡所在地，“故人地熟悉，调查方便，所得材料亦较为确实。”

全面“解剖麻雀”的典范

《固临调查》由更乐区张家乡调查、庆元区白虎乡赵家河调查、临镇区调查、区乡工作考察、临镇街上调查5个部分组成，内容涉及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成分变化、运盐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工会工作、教育情况、自卫军工作、锄奸工作、妇女工作、青救会工作等，还包括一些主要会议记录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记录，全面、客观、立体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基层工作情况。报告文风朴实、内容鲜活，细细读来，犹如观看一部历史纪录片，满纸“画面”和“声音”，给人身临其境之感。

80多年前的这篇调研报告，之所以能够产生跨越时空的魅力，主要在于他们采取了科学的调研方法。报告的5个部分涉及5个不同地方，调研内容既紧密联系又各有侧重、既全面具体又详略得当，记录了大量具体事例、人物对白、数据图表等，清晰明了、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基层情况。比如，在更乐区张家乡调查时，采取个别家庭访问法，共访问了26户人家，对家庭成员、土地牲畜、作物耕种、收入开支、参加革命工作等情况应问尽问、应记尽记，选取其中5家收录到报告里，他们有贫农、中农、富农、小学教员和“二流子”，非常具有代表性。为充分反映基层党委政府的工作，报告还专辟章节，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支书孟好贤廿天的生活”“乡长张忠半月生活杂记”，大到布置送粮和运盐工作，小到在家驮水、磨面，都一一记录。在临镇区一乡觉德村调查时，详细记录了该村11月16日晚动员救国公粮会议情况，连个别老百姓在讲小话、区保安科副科长石某呵斥“讲什么话！”这样的细节都没有遗漏。

在调查过程中，除了力求详实、客观地记录外，李卓然率领的调研团队，还特别注重运用对比法进行观察和分析。在纵向比较方面，收集整理了1934年至1941年的各类数据，全面分析了1935年土地分配前后人口数量、受教育人数、牲畜数量、农民收入与负担等方面的变化，用实实在在的数据说明了土地革命前后农民的负担变轻了、政治地位提高了、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等等。在横向比较方面，主要是对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与负担情况、各阶层负担最重者与最轻者之间的情况、边区与国统区之间的政策进行对比，以此印证基层工作中的创新做法和存在的问题不足等。

毫无疑问，《固临调查》是运用全面调查法的典型案例，这与李卓然同志长年从事革命工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李卓然1899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同周恩来、赵世炎等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起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其间“对政治比较感兴趣，愿意做一些调查”；1929年毕业后回国，在上海从事过兵运训练工作，被派往中央苏区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主任，经常开展调查研究；1931年下半年起担任赣南特委委员兼赣县县委书记，这段经历也使他懂得了“一个人倘若没有在基层，没有在农村工作过，不知道工农，这种人是做不好工作的。”在《固临调查》序言中，李卓然开宗明义写道：“毛主席的《农村调查》是我们这次考察团随身带着的唯一书本，他的方法给了我们极宝贵的指示。”

“这次调查给了我们一个大的刺激”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调查研究对于总结工作、发现问题、纠正偏差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详实的调查材料，《固临调查》提出了4个方面问题。这些问题，用现在的话语表述，可以大概理解为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农业生产率上不去、农村中的思想斗争和宣传教育非常薄弱、县区两级的工作与学习制度均没有经常地建立起来，并详细论述了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相关危害、改进措施等。

比如，在阐释第一个问题“党和政权的下层组织机构——支干会、乡政务委员会、乡参议会等，均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经常工作”时，明确指出“支干会的五个干事（支书、组织、宣传、经建、军事）与乡政府的七个委员（乡长、经建、锄奸、文化、优抗、卫生、仲裁）中有全不知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的”“工会与妇联在乡村中的组织都是空架子，青救会也只有一点形式上的工作”，并分析造成这一状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上级领导机关某些人“因为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作怪”，使一些决定不符合实际、在基层行不通，另一方面是区乡干部大多数由工农出身，“文化程度太低，又缺乏日常工作中的具体教育和帮助”，容易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使上级的指示文件和群众的严重呼声“常被忽略过去”；指出“这两方面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不仅会使乡村中党政组织的工作陷入僵化，而且“会给少数自私自利之徒或腐化变节分子在乡村中的胡作乱为甚至造谣破坏以可乘之机，影响到党与群众的联系脱节”。

针对这些平时没有注意到或不曾重视的种种问题和不足，李卓然在《固临调查》里坦言道，这次调查给了我们一个大的刺激，使我们开始认真地觉悟到过去工作中自己所犯的过失——粗枝大叶与自以为是的作风；使我们领会了这个真理：“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这个真理，是1931年毛泽东撰写的《兴国调查》前言里的一段话。

革命工作永无止境，调查研究未曾停歇。事实上，在李卓然率队深入固临县调研前的第11天，即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时，再次强调了这个真理，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

今天，虽然我们能够通过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但面对处于深刻复杂变化之中的国内外环境，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和不断涌现的新做法新经验，同样需要我们克服粗枝大叶与自以为是的毛病，秉持严谨、客观、细致的态度，坚持眼睛向下，走到一线、深入基层，在全面调查中“解剖麻雀”，更加精准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