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山漫记∣《矩州风物--千风万雨都过尽 依旧东南第一山（二）》

作者：涤之、张锁春 

 

“抗日战争将大批的学校搬到大后方，我读完高中一年级，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就搬到贵阳，我就跳班考入中大实中。中学还未上完，浙江大学一年级又搬到贵阳市的青岩镇，我又跳级考进浙大。所以我就兼有‘硬汉精神’和‘科学精神’。这是我一生中得以对付各种挑战的基础，应当感谢贵州人民，也应当感谢中大实中和浙江大学的老师们的辛勤培养，永远不忘。”

——摘自秦元勋《我和贵州的小故事》

家国召唤青春回

 

一

 

1948年，25岁的秦元勋回到故乡贵阳，与等待他八年之久的贵州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冯敏女士，于旧历七月七日在贵阳结婚。

婚后，秦元勋与冯敏双双到香港参加了工作。秦元勋和曾昭伦、曹日昌三人一起，筹建香港九龙科学工作者协会，曹日昌（地下党员，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后为心理所所长）任组织部长，曾昭伦（加州理工大学化学博士、后为高教部部长）和秦元勋分别担任业务部正副部长，主要任务是争取和团结原在香港或路过香港的中国科学工作者，负责输送要去解放区的科学家和家属的后勤工作。冯敏参加了民主妇联，同秦元勋一起帮助愿意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学人从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比如侯德榜（化工专家，后任化工部副部长）、严济慈（物理学家，后任中科院副院长，人大副委员长）的爱人张宗英和她的4个孩子，以及涂长望（气象学家，后任解放军气象兵司令员）等经香港到解放区，严希纯（贵州大书法家严寅亮之子，水利学家）的爱人俞沛萱和两个女儿，为逃避国民党的迫害，由上海到香港，他们都住在秦元勋家，都是冯敏自费接待。凡在秦元勋家辗转回国去解放区的人员，个个安全到达。那个时期，做到做好这一点，秦元勋俩夫妇是功不可没。

1949年元旦，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年内将成立的消息，上级希望大家用实际行动来献礼，秦元勋报名写《几何学通论》。在妻子冯敏的大力支持协助下，一个星期内写下了10万字的普及书，由三联书店在1949年出版作为建国之献礼物，可见这对年轻人对新中国的热情之高。此书1959年商务印书馆印了第二版，在二版序言中增加歌颂10年大庆的话。1979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印了第三版。秦元勋在第三版序言中特意加上一句话：“最后，对从第一版起就支持这一工作的冯敏同志，表示谢意。”

同年，香港新华通讯社发出邀请函，请曹日昌、严希纯、秦元勋三人作为港九区代表到解放区去参加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当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须要绕道而行，秦元勋以去解放区做生意为由，到香港华润公司去联系购买到朝鲜的船票，华润公司老板袁超俊是贵州同乡，希望秦元勋去纽约，为其分公司工作。

面对去解放区和去美国的两种选择，回家与妻子冯敏商量时，冯敏坚决主张到东北去。这也体现了冯敏真正的爱国之心和对秦元勋的选择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决定去解放区后，秦元勋夫妇俩乘坐“东方号”轮船，由香港开往朝鲜的镇南铺。好不容易到了大连港，遇上了苏联军舰，苏军以“违法进港”的理由把船扣了，因为语言不通，船长请出秦元勋代为翻译交涉，人员才得上岸。第二天，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旅大区专员韩光等，亲自到码头来接待秦元勋等人上岸，一次堪称“死亡之旅”的旅行才告结束。从大连进入东北解放区后，秦元勋等终于在1949年7月安全抵达北平。

到北平后，秦元勋除积极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科协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出席大会外，还应聘到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讲授数学中的微分方程、拓扑学等课程。当时，秦元勋年仅26岁，学生们都称他为“小老师”。

恰巧此时，正是秦元勋杭州国立艺专毕业的胞兄秦元魁即将远离国土，到法国留学之际。秦元魁1944年毕业，对油画造诣很高，毕业后曾在重庆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任教。秦元魁同窗赵无极，因为中意秦元魁的学养，自己出钱，帮秦元魁办好了一切入学手续，且已遥等在塞纳河畔。已到达北平的秦元勋夫妇得知此消息，急忙与当时任新华通讯社总社的秘书长徐健生（秦元魁贵阳高中读书时的同学、后来的贵州省副省长）取得联系，设法通知秦元魁留在了贵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秦元魁历任贵州省文联画报社编辑，美术服务社社长、美协贵州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一级美术师。后来大师级画家赵无极谈到秦元勋、秦元魁俩兄弟“留下来建设祖国”的勃勃雄心，亦是既敬重又感慨。

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来到了。秦元勋一大早就来到天安门，准备参加开国盛典。他和一批知名科学家被安排站在靠天安门南边观礼台的第一排。

九点整，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此时，“七死余生”回到祖国的秦元勋早已泪流满面，激动万分。近百年天天挨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一生有幸参加这一盛典的秦元勋，以后常告诉儿孙当时的情景，抒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代表中央动员在北京的人南下，去接受新的任务。秦元勋夫妻俩脱下西装旗袍，穿上第二野战军的灰棉军装，背上简单的行李，跟随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部长楚图南进入重庆，过着每月2元钱零用的全供给制生活。正如秦元勋后来回忆：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建设像雨后春笋，个人生活又何必去计较呢！

到了重庆，秦元勋夫妇积极投入工作，1950年秦元勋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九三学社任九三全国科技委员会委员。

秦元勋从1950年初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调研室主任、科学普及处处长、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起，就是西南地区教改和科普工作最早的设计者和领导人。他参加了接管、整顿西南大行政区的文教事业，参与制订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参与建立了西南科学普及机构和协会，建立了西南文化馆系统等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秦元勋作为西南区代表之一，先后到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全国科普），并当选为全国科普协会的常务委员（1950—1958年）。

像秦元勋这样经历的人，即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参加革命工作，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研究转入普及，去执行共同纲领中普及第一的任务，当时在中国，是唯一的。

冯敏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图书资料组副组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科科长等职。她热情工作，努力学习，得到了领导的赞许。楚图南部长赠送给冯敏一本他自己的译著，在扉页上写道：“赠给向着太阳的女儿冯敏同志。”对冯敏的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

“太阳的女儿冯敏同志”，于1956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

 

1952年7月1日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正式建所挂牌的日子，首任所长是1951年政务院第69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任命的华罗庚。

因为“常微分方程”这一大领域却缺少一个领军挂帅人物，在广泛网罗人才的过程中，华罗庚看中了最能胜任此重任的、刚满30岁、正处于人生黄金时期的秦元勋。而此时，秦元勋恰好刚从西南调回到北京中科院院部工作。华罗庚所长就邀请他到数学所去工作。

1954年1月，秦元勋调入数学所后任副研究员。秦元勋深知，要发展科学关键是人才。于是，采用了一套他自己独创的孵化器式的快速培养骨干的办法，利用数学所向全国开放的特点，开办了三次全国性的学习班，收了大批的学生（研究实习员、研究生、进修生）。

秦元勋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出大大小小的问题，听课的人按各自感兴趣的问题，根据各自的水平，深入下去开展研究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报告。因而做报告者十分踊跃，内容也很丰富，学习和讨论的气氛十分活跃。通过这种快速培训方法，使一大批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也使一批青年学者迅速出名，因为他将学生们取得的研究成果，及时写进书中，比方蔡燧林公式（关于稳定性的李雅普诺夫函数），董金柱的（E2）极限环的相对位置，蒲富全的极限环准确位置的计算法等等，都是当时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至今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和引用。

秦元勋是当时最年轻有为的专家之一。他继承和发扬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于1881、1882、1885、1886年发表的四篇论文所开创的研究工作，即由微分方程直接做出它所定义的积分曲线。秦元勋编著了《微分方程所定义的积分曲线》一书（1959年）。开展了关于极限环的研究，共发表论文和著作16篇（本）（1954—1960年）。其中区域分析理论可大致确定极限环的位置；1955年第一次给出（E2）有一个极限环的具体类型，是二次系统已知的唯一有表达式的情况。他和他的研究生蒲富全（后为清华大学教授）对二次系统提供了在奇点附近构造出具有三个极限环的具体例子的办法；指导研究生董金柱（后为科大研究生院教授）解决了二次系统极限环的相对位置分布。这些重要成果均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和引用。秦元勋带领王联、王慕秋（现均为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刘永清（后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蔡燧林（后为浙江大学教授）等开展运动稳定性方面关于具有时滞的系统以及大系统分解为子系统的研究，是大系统稳定性分解理论的开创者。解决了钱学森提出的燃烧的不稳定性的时滞控制参数的界限。这结果曾作为中国向1960年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自动化会议所提交的四篇论文之一，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这些成果总结在国内出版的《运动稳定性的一般问题讲义》（1958年）和《带有时滞的动力系统的运动稳定性》（1963年）两书中。

1959年，为了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秦元勋又撰写了《微分方程定义的积分曲线》（上下册）交付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开班教学、到中国科技大学去讲数学课。听讲的人员与学生很多，工作紧张而愉快。因为秦元勋热爱祖国、工作兢兢业业且表现出色，于1959年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又被选为全国青联常委（1959—1979年）。

中国常微分方程学科的开展，自秦元勋始，从1954—1960年间抓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间隙，举办全国性讲座，撰写专著，带出了我国第一支常微分方程的研究队伍。如今这个学科，在中国的规模和成绩已经蔚然大观。

1959年是秦元勋一生中最光荣的一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在再版10年前的《几何学通论》时，特意在二版序言中加上歌颂十年大庆的话以表示自己喜悦的心情。更激动是十月一日的那一天被邀请登上金水桥旁的观礼台。

秦元勋一系列的卓著成绩，与他妻子冯敏的鼎力支持、协助分不开。二儿子秦朝宇提起母亲冯敏，深情地说：“父亲做事很快，很果断。但因为他是搞科学的，政治这方面的政策、文字等细节，都是我妈妈把关。撇开她照顾我父亲不说，凡是我父亲出版的书，几百万字，哪怕是一篇演讲稿，都是我妈妈一个字一个字地编辑、仔细检查抄写，因为我妈妈是学文科的，而且那时候是没有秘书的。我妈妈不仅帮我父亲做这些工作做得这么好，她在自己的工作上也是很出众的。在香港重庆西南文教处就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图书资料组副组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科科长等职。回到北京，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苏联东欧处处长，凡是苏联代表团来，包括欧洲的、各个国家的代表团来，中科院经常是她去迎接的；而且这方面有关的事情，总理常常会直接过问。她多次代表中科院，直接去给总理汇报。所有这些，她都做得很好。‘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妈妈从中科院外事局调到北京天文台，当情报研究室主任，工作也是做得很好的。”难怪楚图南部长称赞冯敏为“向着太阳的女儿”。

正当秦元勋夫妇沉浸在十年大庆的欢乐日子里时，又一次人生重大抉择不期而至——

发展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原子弹。这是涉及增强国防实力，提高民族威望的大事业。只要祖国需要，秦元勋从没含糊过。秦元勋又一次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己任，不问西东，踏上了新征途。(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