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文学｜论《屯堡》小说中女性形象和底层人物的叙事功能与精神世界
编者按：
当一位江南士子在科举梦碎后流落西南，他携带的儒家信念与屯堡的戍边文化将发生怎样的碰撞？当一部小说试图穿透六百年的历史烟云，它又该如何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上，为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普通人寻到安放灵魂的角落？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新作《屯堡》，正是这样的文学尝试。
这部小说以明初“南北榜案”为叙事引线，将主人公郝余良的命运抛入贵州屯堡。个人的失意与时代的宏大叙事交织，农耕文明与戍边文化对峙。
动静新闻即日起陆续刊发关于《屯堡》的评论文章。希望通过这些讨论，引导读者走进矗立六百年的石头城堡，寻找属于我们共同的精神根脉。
论《屯堡》小说中女性形象和底层人物的叙事功能与精神世界
罗海波
摘要：冉正万长篇小说《屯堡》以明初的“南北榜案”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江南士子郝余良流落贵州的故事。小说突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精英视角，把女性和底层人物从历史的边缘推向叙事的中心。本文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叙事学理论为框架，重点分析夏家青、深山部落女性、百户的妻子等女性形象，以及李项、背夫、老秀才等为代表的底层人物。笔者发现他们不仅在情节推进、视角延伸中起到了多重作用，还与主人公“失败、错位与边缘化”的精神世界，形成镜像与对话关系。
关键词： 女性形象；底层人物；叙事功能；精神世界；镜像
一、引言
2025年，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屯堡》发表于《中国作家》，次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作品以震动朝野的“南北榜案”为切入点，讲述了江南士子郝余良因科举功名突遭废除、被迫西行入黔，最后栖身于贵州屯堡的故事。小说在呈现屯堡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核心价值之余，更以传统叙事结构串联了众多小人物，构成了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明史诗”。作为一部有“人味儿”的历史小说，它的“人味儿”不仅源于主人公郝余良的士人情怀，还有那些散落在主线边缘的女性与底层人物。他们不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更是映照主人公精神变迁的镜像。这些人物超越了传统“配角”的定位，在文本中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作者也表示“写来写去，都是我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的看法”。
二、女性形象的叙事功能与精神世界
在《屯堡》的叙事，女性人物不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却以独特的方式影响了主人公的命运。她们是情节的“催化剂”，也是不同文明形态与生命哲学的载体。
（一）夏家青——被裹挟的传统女性
夏家青是郝余良的未婚妻，她的人物设定本身就蕴含了巨大的叙事张力。她与郝余良两个家族互为姑表，世代联姻通婚，比主人公大六岁，仍未出嫁。这一“滞留”的状态，暗示了传统宗法制度下女性命运的被动性，以及年龄的焦虑。她极少直接登场，却通过郝余良的心理活动、李项的提及、夏家赤的追寻，影响着主人公的行动选择。在文本前期的叙事功能上，夏家青成了郝余良逃避与抗拒的具体对象。这种“逃婚”情节推动了主人公深入西南腹地的情节叙事，也形成了一种“回避—遭遇—接受”的结构螺旋。
夏家青的叙事功能在小说后半段达到顶点。婚后她追随郝余良，在路过一座高窄之桥时坠河而亡。郝余良随即跳河施救也摔断了脚。这成为了全书叙事的重大转折，它终结了郝余良在传统婚姻框架内的最后牵绊，更是以死亡的方式将主人公推向现实与精神的困境。从热奈特的叙事聚焦理论来看，夏家青的死亡发生在主人公的视线与行动中，属于典型的“内聚焦”场景。郝余良却从未感知过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不在场”的在场，正是对郝余良精神世界的剧烈的撞击。夏家青的形象呈现出了“沉默的压抑”和“无望的坚守”双重特质，小说从未正面描写她的心理活动，也未赋予她任何反抗的言行，她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被家族、被男性叙事所定义的“他者”。她的悲剧并非个人悲剧，而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下女性命运的缩影。而郝余良最终在年老后来到白薇树下，想着夏家青，对自己逃避行为感到愧疚，那是一种矛盾，既是迟到的和解，也是永恒的亏欠。夏家青成为了主人公从“怨气”走向“释然”的精神界标。
（二）百户妻子——女性民间智慧的化身
郝余良在官厢城养伤暂居期间，遇到了一个四川籍女性，她就是百户的妻子，集聪明、诙谐、幽默于一身，善于“苦中作乐”。她对主人公进行了一串“响铃式的夸奖”。作者对她的着墨并不多，但从叙事节奏上看，这一人物出现在在主人公丧偶、断腿的双重创伤之后，起到了调节叙事张力、舒缓悲剧节奏的功能。她化解了环境的滞重与生活的艰辛，代表的是一种民间与世俗的生存智慧，这与郝余良的儒家士人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屯堡这一高度军事化与男性化的生存空间里，百户妻子这个人物形象，时时刻刻提醒着读者：历史的缝隙中仍有日常生活的流动与性别声音的渗透。
（三）深山部落女性——原始生命力与文明的碰撞
如果说夏家青代表了中原传统女性的精神困境，那么毕节卫深山部落中的女性群体，则展现了西南边缘女性在文明夹缝中的生存智慧与生命韧性。这是一个被主流历史遗忘的群体，她们“懂一点汉语，一点苗语，一点仡佬语”，生活简单质朴。这里的女人衣不蔽体，她们用乳汁喂养受伤的郝余良，给他擦洗伤口，等到郝余良康复了以后，她们在晚上进入郝余良的房间，使得他“跳到床下夺门而逃”。
从叙事功能分析，这一情节具有多重作用，它推动了后续主人公教部落提纯盐水、带领部落走出大山进行物物交换等核心情节，同时也体现了不同文明的碰撞。部落族群面临着“越来越矮小，寿命也越来越短”的生存焦虑，因此这些女性所表现的主动亲近，不是情欲的表达，是为了延续血脉、避免种族退化的生存之道。这种基于生存本能的质朴逻辑，更具有人性温度，与郝余良的儒家伦理观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然而，部落女性并没有被作者描绘成诱惑性的“他者”，而是赋予了更高的诉求——族群延续，这是她们深层次的恐惧，这种恐惧与郝余良的“失败”形成了共鸣：他们都在面对一种无法抗拒的困境。在此意义上，部落女性的精神世界与主人公的焦虑形成了镜像。这也使得郝余良逐渐放下偏见，开始融入部落生活。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小说写的“分明是一个现代人如何与失败、错位、边缘化相处的过程”。
三、底层人物的叙事功能与精神突围
在《屯堡》的人物谱系中，底层人物成了叙事的基础，他们来自不同地域、行业，有的身份卑微，有的命运多舛，但大多数都以鲜活的姿态生活着。作者通过对仆人李项、蔑匠、背夫、老秀才、汤锅掌柜、木匠等底层人物的细致刻画，还原了当时社会的底层生存图景，也展现了底层人物在身份困境、生存焦虑等方面的精神挣扎。
（一）李项——视角延伸
李项是《屯堡》中着墨最多的底层人物，也是叙事功能最为复杂的角色之一。作为郝余良的仆人，他最初只是一个 “庄稼汉”。在追随主人赴考、落榜、西行的过程中，李项逐渐完成了身份转变，他先从“旁观者”再到“追随者”最后变成“牺牲者”。
在叙事视角上，李项的观察与心理活动补充了郝余良的视角。例如，李项看到饭店掌柜请郝余良题字，并赠银十两而变得“目瞪口呆”，他生发出了“读书人的能耐，这不是一个庄稼汉所能知晓的”的感慨，于是便下决心“下辈子跟定这位主人”。这些情节揭示了“科举”对底层民众的威慑，也阐释了郝余良当前的现状，那就是虽功名作废，但仍具有文化资本潜力。
李项的性格是极为复杂的，他忠诚、胆怯、务实、极度虚荣、既谨慎又短视。比如：不敢吃山中老太婆的茶饭，不敢在只有三户人家的山寨睡觉；向播州兵丁显摆吃过京师的木樨饼；认为越小的山寨越可能是黑店。这些恐惧和算计，皆源于农民式的极度务实与对生存环境的警惕。他开导郝余良“可以给人当幕僚，天无绝人之路，可以买几亩地当员外”。这是典型的底层生存智慧，将宏大的个人价值问题，降到具体的糊口生计层面。这种视角的持续进行，形成了一种隐含的对话关系，不断对郝余良的士大夫情怀进行着补充、消解乃至温和的嘲讽。这些性格特点也使他超越了传统小说中“忠仆”的扁平模式，成为了一个圆形人物，非常具有主体性。但李项的精神世界中也存在着身份认同的焦虑，到了傅家寨以后，他反复强调自己与郝余良的特殊关系，本质上是为了在陌生的环境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获得他人的认可与尊重。这种身份焦虑，是底层人物在社会阶层流动中的普遍心理，折射出封建等级制度对底层人物的精神束缚。最后在郝安贵派兵攻占深山部落盐池的冲突中，李项的喉咙被捅了一个洞，成了权力与利益博弈中的牺牲品。郝余良不得不直面军屯制度的暴力性，并准备向都指挥使报告屯垦军人的暴行。
（二）行旅中的边缘人——民间群像
郝余良的贵州之行，是一个不断遭遇“他者”的过程。他们各自在主人公的旅程中扮演着考验者、帮助者或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在洪渡河畔，两位背夫对郝余良主仆进行了生命的考验。李项出于底层生存本能，对背夫充满不信任，“觉得自己能爬上去，用不着人背”，结果在悬崖中途进退维谷，最终仍由背夫背至平地。郝余良的背夫“滑了一步”，则让主人公在恐惧中体会到了底层劳动者的不易，甚至会失去生命。这里隐喻了士人与底层人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既相互疏离又相互依赖。爱吹嘘的蔑匠将“别人的故事安排在自己头上”，反映了底层男性在性话语中的虚荣补偿机制，这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和自我构建方式。汤锅掌柜将“皇家叔侄的权力斗争”与“家长里短”混在一起议论，体现了民间政治话语对权力斗争的世俗化解读，将高高在上的皇权叙事拉回到自己熟悉的解释框架内。重庆木匠利用水车发明大扇子，展现出底层劳动者的智慧与创造力，解构了实用主义。这些“言说”，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在小说构建的“小历史”中，却是真正有生命力的。猎人的情节有伦理叙事功能。猎人实为逃兵，被夏家赤抓住后准备送官，郝余良则直接将他放走，并言“不能因为自己怕死，就让别人死”。猎人的出现使主人公的道德底线受到了考验，更展示出了两种理念的根本冲突：那就是以夏家赤为代表的的“军法逻辑”和郝余良为代表的“生命伦理”之间的冲突。而这也预示了后续主人公与郝安贵在屯堡治理上的根本对立。这些底层人物的人性是复杂矛盾的，并非单一的善或恶。
《屯堡》中也反复出现了老秀才形象，构成了对科举制度与知识生产的深刻反思。镇远的老秀才“喜欢谈论长生不老和古城历史”，虽“府试屡屡不过”，却掌握了大量的地方历史知识，并认为“没有所谓的蛮人与汉人，老汉人与新汉人，大家互相融合，慢慢的就分不清了”。老秀才的言论消解了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文化隔阂，生动诠释了“民族融合”的主题内涵。毕节卫的村学老师同样是一位老秀才，他声称与进士见面是“多么重要和荣幸”，感叹“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人们对他的敬意也越来越少”。
这些老秀才承担着“历史叙事者”的功能。他们由于科举失败，被主流权力边缘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老秀才们代表了郝余良的另一种可能命运，即他没有被重新任用，或许也会沦为老秀才。因此老秀才是主人公的“镜像自我”，展现了士人阶层在边缘地带的精神落寞与自觉的文化坚守。
四、结语
《屯堡》作为一部聚焦明代屯堡文化的历史长篇小说，它对历史事件与社会制度进行了的精准还原，对女性与底层人物的塑造与功能安排上也不拘一格。夏家青、部落女性、百户妻子等女性形象，构成了主人公情感伦理与精神世界。李项、背夫、老秀才、蔑匠等底层人物，填充了历史的“细节”，推动了情节运转，并与主人公形成了镜像关系。
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完成了一次跨越六百年的对话：失败与尊严、边缘与中心、怨怼与和解。正如小说在结尾中写道的那样，年老的郝余良在白薇树下思念夏家青，那不是对历史的凭吊，而是一个现代人对生命错位与情感亏欠的终极凝视。《屯堡》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人如何与命运相处”的当代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