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安顺｜何为安顺？六百年意涵变奏
编前
近日，动静贵州陆续推出《屯堡▪家国六百年》一书中精彩章节。该书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
家国安顺
春节是安顺最热闹的时候，城里的热闹也仰赖乡间的慷慨赠予。农历正月十四，当地政府组织百堂地戏到安顺城内巡游，浩荡的游行在安顺文庙前的广场终结。我到达时，正值活动散场，一队队身着五彩戏服、背插小旗的地戏队员鱼贯而出，队伍看不到尽头。次日就是元宵节，他们自带节庆期间的活泼生气。表演者都是安顺周边的乡民，被称为“屯堡人”。以一锣一鼓伴奏、戴着面具一唱众和的地戏是屯堡人最为显要的文化标签。
何为安顺？六百年意涵变奏
撰文/霍亮子
六百年历史的文庙是现今安顺的文化与旅游地标，这百堂地戏在文庙前的聚集也有象征意味。安顺文庙前身为普定卫儒学，于明初设立，而这些号称“屯堡人”的先民也于明初抵达此地。他们不仅密不可分，而且是彼此兴衰与离散的见证者。
建城
安顺，贵州中部古城——当年上位者为之命名时，谋划的必是安定、和顺的图景。
在安顺市博物馆寻访当地前史，跟贵州大部分地区一样，明代以前的可考记录只存“虚焦”与错乱的碎片，其间是动辄数百年的空白，难以连缀成次序分明的叙事。偶有几帧图像闪过，流泻而出的世界不仅超出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也超出中原王朝的想象。而明代以后，当地与中央王朝并入同一条时间轴线，留下了丰富的地方史志。明太祖朱元璋以铁腕手段将这片神秘大地牢牢掌握，其通往巴蜀、湖广与云南的蜿蜒通路穿凿于千山万水之间，是勒住西南边陲的缰绳。
军屯，是明太祖经略整个明帝国的通用策略。从漠北至辽东再到东南沿海，从京畿要冲到内陆腹地再到西南边疆，莫不如此。军屯虽然是对前代，尤其是对元代的继承，却在明代登峰造极。
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立，对全境进行军事管理，安顺城的雏形——普定卫就始建于这一时期，至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时，境内已有二十四卫、二直隶千户所。卫所建置的分布比相邻的四川、云南更为密集，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其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置的平坝卫（治今贵州平坝）、安庄卫（治今贵州镇宁）、定南所（治今贵州普定）、关索岭守御千户所（治今贵州关岭），与普定卫一起，共同构成当前安顺的辖地。这些卫所正控制着湘黔滇古驿道的要冲，后来所说的“安顺为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其意义就源于此。
可以想见，在14世纪末，贵州大地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基建过程，卫城或拔地而起，或在原有城址上修缮升级。这些卫城作为落地的实体，不仅起到枢纽、节点与生活空间的作用，而且从政治上来说，必须体现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从文化层面来说，它们符合明王朝对于宇宙与人伦的理解。
普定卫城的建设者为早年在安徽追随朱元璋起事的安陆侯吴复，他也是征南大将之一，后卒于普定任所。从方志中保留的普定卫城地图可以看出，该城具有明代卫城的典型特征：外围矩形，中间设立十字大街，城内有城隍庙、儒学、粮仓、养济院等，城外有社稷坛、山川坛和厉坛。这种空间设计与明都城类似，其层层嵌套、次第降级的模式让国家意志得以从权力中枢直抵边疆。而这套秩序在个人生活中的映照，就是如今在安顺屯堡家家户户皆见的神榜——在居中位置从上至下书写的“天地君（国）亲师”。
安顺最初的样态是一座军事统辖中枢，首任普定卫指挥使顾成曾为朱元璋帐前亲兵，后被任命为傅友德的征南先锋，常驻普定，在贵州经营数十年，影响深远。现在安顺的顾府街相传为当年顾成的宅邸，其长子顾统与夫人俞氏葬于九溪村，很可能当年顾氏一族在九溪置办过家宅田产。顾统墓一直被视为安顺顾氏祖茔，每年顾氏后裔“上大坟”之地就在九溪。
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安顺城最早的宗教建筑包括卫所标配的旗纛庙，吴复主持修建了关王庙、五显庙、二郎庙，顾成建了马皇庙、晏公庙、总管庙，永乐年间又增建了岳王庙，指挥王辕建汪公庙，指挥同知李杰建灵顺祠，等等。这些庙祠多为军事指挥官主导建造，尚武的风气显而易见。
有庙祠，就有信众与祭祀，现今被认为是屯堡地区典型的游神赛会，如“抬汪公”、五显祭祀、关帝会等，在当年的安顺城中照例举行，并格外隆重。相比下属的屯堡村寨，安顺承担的责任更为复杂，城市定位逐渐超越了军事重镇，向商贸中心发展。
从明初开始，普定卫先设土司管辖，再置卫所军管，其后军政与民政双系统运行，一度领五个千户所，辖三州及六长官司。成化年间，安顺州州府正式迁入普定卫城，开启州、卫同城时期。万历三十年（1602），升安顺州为安顺军民府，从此作为地名的“安顺”二字，才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和方志典籍中。一直到清康熙年间，普定裁撤卫所，改立州县，安顺的地位一路攀升，成为仅次于贵阳的府城。在顺治年间，云贵总督按规定要驻扎安顺半年，提领两省。交通便捷促成了安顺的商贸繁荣，无论是明末的徐霞客，还是清初的许缵，对安顺的繁华都印象深刻，许缵甚至得出其“远胜贵阳”的结论。《续修安顺府志》记载光绪年间的安顺：“洋货匹头，争奇斗艳；商业之胜，甲于全省。”
事实上，安顺商贸甲于全省的地位，一直到20世纪才被贵阳完全取代。这一进程始于现代化的公路、铁路与通信取代了古老的驿道，而新中国成立后，安顺的行政区划屡次调整，进一步缩减了其辖地面积与人口，使得安顺在世人眼中渐渐成为一座安逸小城。
移民
行政建置之外，军屯的重要影响还在于移民。学者对明代因军屯移民贵州的人数估算不同，但大多在几十万以上。
在明代的卫所系统中，被派往驻地的军户往往被称为“附籍军户”。一开始，附籍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应该是有紧密联系的，军士老疾亡故，都需从原籍军户再行“勾军”；原籍军户要负担为军士置办“军装盘缠”即生活费用的职责，这些物资需由家属送至卫所。从一些案例可知，一直到明末，还有附籍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因财产分割问题造成的官司。到明代正统时期之后，为了让军士在远离故土的卫所安心服役，防止他们脱逃，兵部才强制要求军士务必带妻小一同赴卫。附籍军户可能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与原籍军户渐行渐远，进而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
到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的安定，军事职责逐渐减轻的士兵，实际成为国有耕地的佃农。卫所系统下建立起的城、屯、堡、铺、哨、关等，成为安顺乃至贵州现代众多城镇和乡村的雏形，而屯军则成为目前安顺以及贵州部分居民的先祖——这是相当笼统的概括，实际上的情形复杂得多：明代军户调动频繁，而且因为战争需要经常补充军源，军屯人口远非一次性到位；屯田子粒（明代卫所军户按规定缴纳的粮食赋税）是民田赋税的数倍，负担沉重；明代卫所军官世袭，底层军士常遭受盘剥，沦为军官的世仆，官军对立严重，造成卫所士兵大量逃亡。
战乱是人口损失的另一大原因，从明末到清末，对安顺造成重创的战乱包括奢安之乱、明清更替以及清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等，使安顺几度十室九空。那么居住在现今屯堡地区的人口与明初相比，也一定经过了削减、增补、更替、换血。然而在数百年后，他们竟保持了一致的认同，讲述着同样的开基传奇：我们的先祖是在洪武年间骑着高头大马“调北征南”而来的。在这一认同之下又衍生出从建筑到口音、从服饰打扮到通婚联姻等独特习俗，也就是现今安顺独树一帜的屯堡文化，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种认同是何时在何种情形下形成的，以及为什么在遍及全国的军屯遗产中只有安顺才有独树一帜的屯堡文化，是至今未解的谜团。明末军籍的社会地位已经没落，到了康熙年间裁撤卫所，军屯“民化”很可能造成屯堡人系统性的身份危机。也许可以谨慎推测，这是安顺屯堡村落与城镇文化分野的时间上限。通过科举或者经商发展成世家大族的军屯后裔，更倾向于融入主流社会，而经济地位相对弱势的屯堡人，可能倾向于通过向内抱团的方式与周边人群区隔。及至二百年后的道光、咸丰时期，地方志书已经将屯堡人及其风俗单独开列。在安顺城区成为地区性商贸枢纽的同时，同属于卫所系统的乡间屯堡，已经发展出一套与主流汉民迥异的认知与习俗。
作家戴明贤1935年生于安顺，是当地乡土文化的亲历者与记录者。他在《明清门巷·唐宋鼓鼙——屯堡徜徉》一文中回忆童年印象里的屯堡妇女：她们一律天足，常进城来卖茶叶、葵花籽，“装束很奇特，长袍大袖镶宽边，腰系黑布大带，头裹布巾，女儿梳很长的独辫，妇人梳髻。足蹬云纹布靴，靴头翘起如飞檐。其中身材高大挺拔者，配上这种装束，显得端庄威严，气宇不凡。口音更是奇怪，与小城居民截然不同（因此城中人常用这种口音说笑话，有如北京相声用天津话唐山话，以取得特殊的效果）”。这段文字不仅生动记录了20世纪初屯堡人的样貌，而且清晰表明了他们被视为“另类”。
在六百年的时代演进过程中，现今居于安顺屯堡村落的居民先是与原籍文化分离，又与安顺城区所代表的主流商业文化分离，这是西部相对于东部、乡村相对于城镇的双重边缘化。
社会
虽然清代撤卫设县，此后军户变为民籍，屯田也实现了自由买卖，但是制度有其惯性，直到民国时期编纂的《续修安顺府志》，在赋税一章仍保留“屯米”“科米”（明代军屯士兵自行开垦的土地称为“科田”，为鼓励开荒，其田租比屯田低）、“秋米”（从民田征收的田税）的名称。在吉昌屯（2009年）、大屯（2015年）先后发现的清代至民国的契约文书也验证了这一点。如《民国五年李上中顶粮田文契》中，“顶”字源于屯田“顶佃”制度，指屯田所有权不变，由他人来耕种并缴纳屯粮，在屯田可以交易之后，被沿用下来并普遍使用。而“随田上纳永右九屯粮贰升伍合”中的“永右九”指原普定卫右九屯，卫所裁撤归并州县后变为普定县右九屯；“屯粮贰升伍合”则为该田块所规定的赋税。
如果制度有其惯性，那么依附于制度的民生习俗是否也是如此？清明节前，吉昌屯依照旧例要举行田、冯、汪三姓合祭。传说，田宽、冯清、汪彬为吉昌屯开村始祖，三人关系友好，亲如兄弟，某年下河洗浴时不幸亡故，便一同下葬，并被后人一同祭祀，还在山脚下专门立了“田冯汪三姓述祖德碑”，以重述三姓情谊。根据安顺学院学者、屯堡研究中心成员吕燕平介绍，这种情形在屯堡地区并非特例，还有狗场屯汪、程、黄、谢四祖同茔，雷屯宋、吴、邓三姓共祭，五官屯程、吴、上、胡四姓建异姓宗祠等类似现象，在半山（堡） 甚至有张、曹二姓隔代易姓的罕见风俗。这些显然都与早先的军事建置相关。
民间传说农历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生日，这一天，我来到屯堡地区最大的村落九溪村，接近后街龙泉寺时，已陆续见到一些盛装打扮的屯堡妇女，她们提着香烛、豆腐等供品，步履匆匆。三月三的“蟠桃会”是屯堡地区的传统盛会，人们会从山中选一株开满桃花的桃树，临时栽于仪式举行地，以面做的“蟠桃”插满桃枝。与会者按照出价高低，竞拍“头桃”“二桃”“三桃”等，多为求子；将“蟠桃”带回家分享，则是让子孙多福、长者长寿的福缘。
这是屯堡地区一年中轮番上演的各类游神赛会之一。屯堡人家中户户贴有“神榜”，不仅信奉伏羲、孔子、关岳二圣，也供奉观音大士、释迦牟尼、祖先牌位。这种信仰不受某一种宗教框架约束，以实用主义为导向，不仅是屯堡人道德和行为的指引，而且丰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屯堡妇女是信仰实践的主力。
2000年以来，当时还在安顺学院工作的孙兆霞带领团队开展了对屯堡村落的几次田野调查，其成果让我们得以窥见屯堡村落在21世纪最初15年的面貌。她特意辟出专章来描述屯堡妇女的宗教生活，除了一年到头不同的活动，如玉皇会、观音会、城隍会、太阳会等，还有到附近佛教名山名寺的“朝山”活动，妇女们往往能积攒几十张到上百张佛签。对屯堡妇女来说，遍布全年、波及村寨的宗教活动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和精神寄托，也让她们有机会结成密切来往的小团体，为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机会。此外，她们还能与男性主导的“抬汪公”、祭祖、地戏等活动保持紧密的合作。生活的公共空间就这样被开辟出来，不断延展扩大。
作家戴明贤的母亲吴宝书是安顺本地人，戴明贤书写家乡的名作《石城安顺》（原名《一个人的安顺》）记录了不少以母亲为核心的妇女生活。如母亲为了帮娘家亲眷伸张正义，与人一起去“做外家”；对于母亲参加互助筹款的“来会”，他还特别指出“来会一般限于妇女之间，即使是男人需要筹款，也由妇人出面”；还有母亲与祖母虔诚的佛教信仰，祖母会在佛堂举行“拜忏”仪式……这些描述都与孙兆霞记录的屯堡妇女言行相似，可见至少在20世纪前半叶，尽管身份殊异，安顺城中的居民仍然有一些习俗与屯堡相通。
现在已经难以分辨，这些习俗中到底哪些是军屯文化的遗存，哪些是其与在地文化相互融合后的结果，哪些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共性。也许，这三者本来就密不可分——我们归列在屯堡文化之下的种种，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在屯堡地区的一种变体。
在屯堡，“社”与“会”依然保持着其代表的土地、祭祀、集体参与的原本意涵。最令孙兆霞振奋的是，这些古老的自组织形态在当代屯堡村落中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以其特有的社会韧性，成为缓解农村空心化的力量之源。
流变
九溪的三月三“蟠桃会”，60岁的钟琴妹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前去拜访时，她正在好姐妹石发芝家帮忙做佛事。几个姐妹的生活都很富足，钟琴妹家开榨油坊，石发芝家做服饰生意，她们既是屯堡服装的消费者，也是设计师、模特和活动的广告牌。
钟琴妹与宋琼芳穿着一模一样的红棕色斜襟上衣，上衣的前襟、腰带、围裙、裤脚等处都镶满了花边和绣片，足蹬红色的粗跟尖头皮鞋。在阴晴不定的早春天气，她们还创造性地搭配了大红色的毛绒披肩——这也许会成为一种新传统。钟琴妹是九溪本村人，在家中生计无忧、子女长成之时，她与年纪相仿、脾气相投的几名女性朋友全情投入本地的文化活动中。“一天到晚就是玩。”这既是宋琼芳对她半开玩笑的揶揄，也是钟琴妹颇为骄傲的自嘲。她们是本村山歌队、女子地戏队、广场舞队的成员。钟琴妹打开自己的抖音账号，给我展示她在油菜花田拍照、在屯堡活动上表演歌舞的视频。屯堡人把年长妇女亲切地称为“姨妈”，这些既是姨妈们的传统生活，也是姨妈们的后现代生活：热闹、泼辣、张扬。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地戏频频出国巡演。在震惊世人的同时，也让屯堡人有了文化自信。而在“屯堡”越来越成为热词的近一二十年，无论是出于反躬自省的需要，还是出于发展文旅的渴望，屯堡的概念都变得更具魅力了。现今，“屯堡”已然成为安顺的标签，城乡文化又一次合流。
顾家顺是九溪顾氏后裔，在新一代地戏传承人中最为活跃。他的爷爷顾之炎曾经是地戏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此时，顾家顺正带领几位伙伴参与歌舞剧《屯堡长歌》的排练。作为安顺文旅打造的品牌，《屯堡长歌》将在安顺常驻演出。顾家顺带领的“安顺大屯堡地戏演艺团”已经是成熟的表演团队，整个春节都在省外演出——这是屯堡文化热潮给年轻人带来的创业机会。与爷爷一辈相比，顾家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实现地戏的舞台化，如何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他的合作伙伴周顺设立了包括抖音、小红书等在内的全平台传播渠道，抖音账号的视频播放量常常能达到几十万次。如果说顾之炎是地戏的“神头”，那么顾家顺更像是地戏的“经纪人”。
屯堡文化始终处于动态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在传统承续与现代调适间持续发展。无论是钟琴妹、石发芝、宋琼芳这样的年长姨妈，还是顾家顺、周顺这样的年轻后生，都构成了当下屯堡文化的风景，未来的屯堡文化也将由他们来定义。
“安顺”二字的意涵也在不断演绎。在离开安顺时，我偶然瞥见街边墙上的标语——“人生在世，安顺二字”，“安顺”被特意大写，由“安定顺服”演变为适应当下时代的“平安顺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