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思源｜打开屯堡文化基因的钥匙
编前
近日，动静贵州陆续推出《屯堡▪家国六百年》一书中精彩章节。该书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
黔中地区的晨雾，弥漫在喀斯特峰林与坝子之间，为山野平添了几分静谧与神秘。我此行的终点，是天龙屯堡——它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更像是一枚深嵌在西南山地的文化活化石，封存着一段关于迁徙与坚守的漫长史诗。
打开屯堡文化基因的钥匙
撰文/张嘉芮
白色的车辆消失在雾中，我看着寨门上“源出江淮六百年耕戍田陇，枝发云贵三千里守望家乡”的楹联，逐渐意识到：这些守着祭祖规矩的屯堡后裔，他们的祖先在六百年前正是沿着这条山路，把江南血脉深埋进了喀斯特岩缝中。此刻，阳光正刺破晨雾，照亮石墙上于明代凿刻的箭孔——那些被驿道串联的地理坐标、被族谱记载的迁徙史诗、被耕读传家唤醒的江南记忆，即将在白绵石巷道中次第展开。
地理之源：驿道咽喉上的生存密码
北宋初年，当水西彝族土司将矩州易名“贵州”时，这片喀斯特山地便注定成为改写中国西南地区命运的锁钥，并埋下“思源”的第一粒种子——对地理根源的敬畏与利用。
元世祖忽必烈深谙其地理价值，于黔中腹地筑顺元城，设八番顺元宣慰司，以驿道为经纬，依托站赤系统编织西南统治网络。这座最初以土夯筑的城池，凭借北控巴蜀、南扼滇桂的地理优势，成为元朝经略西南的指挥中枢。随着湖广至云南、重庆至贵州两条驿道动脉在此交会，一个以驿道网络编织的统治体系悄然成型。
明代将这种地理智慧推向巅峰。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率三十万大军穿越贵州征讨云南时，元朝留下的站赤（“驿传”的蒙古语译名）系统已为其铺平道路。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下诏整治驿道平坝卫辖下五铺应运而生，其中饭笼铺（今贵州安顺天龙屯堡古镇）作为十里一铺的标准化节点，驻守铺兵专司步行传递文书。自此，《滇志》所述“关雄虎踞，路远羊肠”的险境，被朱元璋“分屯要地”的敕令化解。在元代驿道的基础上，每十里设急递铺传递军情，每百里建卫所屯驻精兵，形成“铺一哨一卫所”三位一体的防御链条：当屯军在龙眼山巅点燃狼烟时，三十里外的普定卫骑兵可沿驿道在一刻钟内驰援；急递铺兵背负军情文书，能在三刻钟内穿越五座屯堡，传递至平坝卫。这种以点锁线、以线控面的布局，将“黔中一线”锻造成控制云南的钢铁链条。
天龙屯堡正是这条链条上最精妙的齿扣。背靠“乱云断石中，特起孤峰”的天台山绝壁（《安顺府志》），面朝滇黔驿道咽喉，使“一线之地”的军事价值发挥到极致：被龙眼山、大河山、烟堆山、堡头山和上楼坡五山环护的饭笼形坝子，既是屯田沃野，又是天然瓮城。正是这“地当要冲，城压平原”（《贵州图经新志》）、“岗岭险阻，至此而开”（《安顺府志》）的地理格局，使天龙屯堡成为控扼千里的咽喉要地。
而“一线之地”的真正威力，在于其地理与制度的双重塑造。从元代普定府到明代平坝卫，从清初安平县到民国平坝县，天龙屯堡始终是行政区划变迁中的恒定坐标。如今作为安顺平坝区天龙镇政府驻地，其东连天龙镇打磨村、南接白云镇闯马岩、西邻西秀区石板房、北毗大西桥镇河桥新寨，仍延续着明代卫所防御体系的辐射范围。
六百年的驿道经营证明：在侵蚀地形主导的黔中山地，谁掌控了白云岩溶丘环抱的驿道咽喉，谁就握住了打开西南门户的钥匙。那些黄土壤里生长的旱地作物，那些石灰岩缝中开凿的屯堡石墙，既是地理的馈赠，更是文明在绝境中重生的见证。
血脉之源：四姓军屯的迁徙史诗
驿道锁钥的故事只是“思源”的开篇。
当驿道的狼烟化为屯堡的炊烟，地理锁钥的军事使命便悄然融入了血脉传承的史诗。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率三十万大军沿元代驿道征讨云南，张、陈、沈、郑四姓军户从南京应天府随军入黔。明初，为了“开一线以通云南”，他们遵从“三丁抽一，屯戍黔中(《安平县志》）的政令，定格了这场迁徙的起点。
相传，追随傅友德将军的四姓军士，择滇黔驿道左侧“背负崇岗，面临沃野”（《安平县志》）之地屯驻，垒石筑堡，开荒垦田。天龙屯堡最早是元代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饭笼驿，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时，大量江浙籍移民涌人，将其变为交通枢要——饭笼铺。四姓始祖在此结盟立誓，永为异姓兄弟，分别更名为张征定、陈征定、沈征定、郑征定，以“征定”之名铭刻戍边使命。
据《安顺府志》载，屯军“聚石墙内，如孤岛镇蛮夷”。村寨内部的白绵石巷道宽仅五尺，户户相连，纵横交错，能各自防御，又能相互支援，形成点、线、面结合的防御体系；高墙上的猫儿窗仅容箭矢进出，狼烟亭石台犹存，碉楼箭孔呈“品”字形分布，暗合明代卫所军户联防的军事智慧；被《安平县志》称为“穿镇小溪”的水道，也被赋予“征南平定”的愿景，取名“征定河”，将军事要塞的实用性与江南水乡的理水智慧熔铸于一体。这些设计不仅是江南建筑智慧的延续，更刻印着戍边将士“一手握锄，一手握剑”的生存密码。
“四公碑”矗立于天龙古镇中街，碑文镌刻着四姓始祖“共戍驿道，分守要冲”的往事，其中陈氏后裔的寻根之举尤为动人。1997年4月，地戏传承人陈先润携族谱赴南京寻根，终在玄武区丹凤街确认都司巷为始祖陈典居所，与天龙《陈氏族谱》记载相印证。这场跨越六百年的溯源，让陈氏族人从南京捧回故土，于屯堡后街植下香樟树，立“叶茂思根碑”，碑文“万派归宗源有本，一脉两地祖无分”，至今立于中街，与“四公碑”遥相呼应。
沈氏后裔的寻根之路同样曲折。2004年，江苏电视台主持人扎西·刘历经5年寻访，确认天龙沈氏为沈万三后人。族长沈向东遍访祖坟，发现前五代皆为无碑土坟，始祖坟竟有3座之多。转机出现在2005年清明祭祖时，族人沈开勇献出康熙年间《沈氏族谱》，经明史专家考证，此谱详载沈万三戍滇黔史实，终解家族源流之谜。同年，沈向东携族谱赴毕节海子街，与沈香保后人比对谱系，以族谱为据，分散六百年的沈氏后人终聚首。
当南京游客惊叹屯堡窗根上似曾相识的江南纹样时，六百年前征南将士以驿道串联的边疆早已化作喀斯特山地的“精神江南”。这里不仅是卫所制度的活化石，更是一座用族谱、乡音和仪式构筑的永恒镜像，让地理的锁钥与血脉的根系在西南群山中生生不息。
文化之源：三教寺檐角里的时空叠影
循着鸟居龙藏的考察笔记，我在天龙屯堡的石巷中寻找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穿越黔中山水时，为之深深震撼的“凤头鸡”族群。当年，这位日本学者在饭笼铺的浓雾中第一次捕捉到“前发高束如凤首”的屯堡妇女的身影。他在《人类学上所见之中国西南》中写道：“她们的服饰与周边苗民截然不同……五百年以后，至今在她们的面貌上依然保留着明初江南妇女的头饰发型，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发现犹如拨开历史迷雾，让世人第一次系统地认识到天龙屯堡人作为江南遗民的文化记忆。彼时的鸟居龙藏也敏锐地意识到，他发现的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族群，更是一段活生生的明朝历史。
当一位头戴白帕、发髻高束、身着蓝色蜡染服饰、腰缠丝头系腰的老妇挑着竹篓与我擦肩而过时，书中的记载突然鲜活起来：“前发高束如凤首，宽袖大襟存明风。”这种文化坚守的背后，是屯堡人数百年被误解的生存史。清初移民将其视为“苗蛮”，民国《贵州通志》误作“凤头苗”，直到20世纪40年代，屯堡的知识分子才对自己的民族成份发出了“头鸡非苗人说”的呐喊——他们是洪武年间“调北征南”的江南军户后裔。在漫长的戍边岁月中，这里被逐渐边缘化为文化“孤岛”。
这座文化“孤岛”何以持续存在？
三十万大军中的江南将士踏入黔中腹地，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刀剑犁铧，更有植根于血脉的儒家礼教。自江南移居贵州后，面对生产生活的长期动荡与生死无常，他们将对江南故土的追忆转化为对信仰的传承，在黔中山水间垒起百余座庙宇。“像屯堡这样在村寨中广建庙宇，甚而一个村落建有两个寺庙的现象在省内外农村中实属罕见。屯堡寺庙虽为农村寺庙，但并不简陋，往往是高屋建瓴、宽庭大院。有的还气势恢宏、结构非凡，成为名刹而享誉一方。”（翁家烈《夜郎故地上的古汉族群落——屯堡文化》）
天台山绝壁之上，伍龙寺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彰显着屯堡人的智慧与坚守。万历十八年（1590），白云寺僧以“不破山骨”的智慧，在嶙峋山巅垒出庙门两座、天井两进、房屋四十五间，缔造了伍龙寺这一石头建筑的典范。三面绝壁如削，唯北面石阶通天，这座建筑历经明崇祯至民国时期的八次扩建，终成军事与宗教合一的奇观。大佛殿基座是明代烽火台遗址，西厢房基脚甚至从悬崖间凭空生发，粮仓、马厩、经堂与月台共存，厚石板城墙与山崖浑然一体。更令人惊叹的是，所有石屋竟无一处于同一水平面，总建筑面积远超山顶占地面积。数百年来，这些不施黏合剂的石墙在风雨中岿然不动，恰似戍边者以江南四合院为魂，在黔中山水打造的精神图腾。
而在天龙屯堡的第二座寺庙——三教寺中，不同宗教的香火在檐角下奇妙地共存。正殿内同时供奉释迦牟尼、孔子与观音，大门顶部的玉皇阁内还供有玉皇大帝。这般“三教同堂”的奇观，体现了屯堡人“信佛信道信儒即信善”的生存智慧。这种超越信仰的实用主义包容性，在太平岁月里维系着屯堡人的认同仪式。
如果说星罗棋布的庙宇是屯堡人的精神锚点，那么深植血脉的耕读传统则是六百年屯堡文化得以存续的根基。在屯堡，庙宇与学堂共同构筑起人们的精神与文化世界。天龙学堂便是这一传统的重要承载者。
在这里，走出过率部血战于兰封会战、以“大丈夫当沙场报国”践行祖训的抗日名将陈蕴瑜。他的壮烈与郑氏一族“三武举一进士”的科举传奇，共同诠释着屯堡子弟的晋升之道：当清代裁撤卫所让族群边缘化时，屯堡后裔将戍边长剑化为笔墨。郑安国高中进士，名儒郑宪国著书立说，陈肇权以楹联传世，文人武士皆成守护文明的战士。而今，天龙学堂门前少儿地戏演员的金戈铁马声，与周边学校研学学子的脚步声交织，让“一手握锄，一手握剑”的祖训有了新时代的回响。
当江南化作族谱上的墨迹，黔中山水已成血脉里的故乡，天龙屯堡就像那条穿镇而过的征定河——一头连着江淮烟雨，一头奔向西南山河，永远流淌着“闲时为民，战时为兵”的家国基因。那些深嵌在石刻里的乡愁，那些镌刻在门楣上的祖训，都在诉说着：真正的“思源”，从不只是对故土的简单追忆，而是将文化血脉化作新的文明长河，在活态的传承中奔涌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