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丨百年党史·天天学习——贵州省临时工委的建立与隐蔽疏散、坚持斗争（四）

来源：（《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1939年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自湖南西迁平越。交大党支部书记徐大德在西迁过程中，与中共贵州省工委接上关系，并向省工委汇报了交大党组织的情况，办理了有关接转党员的组织关系。这样，交大党支部即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省临工委成立后，支部书记徐大德与省临工委书记邓止戈单线联系。

交大来到平越后，党支部积极组织同学们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活动，办起了壁报《呼声》、创办了进步社团“越光社” “山城社”等，成立了歌咏团、街头宣传队，组织了“漫画学会”、时事座谈会，开办了“民众夜校”，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传播各地抗日游击战的消息，讨论抗日战争形势。同时还通过排练演出抗日剧目，发动群众募捐、献金、搞义卖等，以支援前线的抗日将士，使这里的抗日救亡活动有声有色。

1940年9月，邓止戈在省临工委成立后，即到平越视察工作，拟打算视察结束后即按南方局的要求撤回重庆南方局，殊不知在交大参加完交大同学举办的中秋联欢晚会后，于深夜与徐大德一同被平越当局逮捕，分别关押在县警察局和县保警队，后邓止戈寻机逃出，几经辗转，回到南方局后转移去延安。

邓止戈撤离贵州、肖次瞻被捕后，省临工委的工作即由陈于彤、张述成、杜守敦三人负责，鉴于贵州地下斗争的形势，他们继续贯彻执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将已暴露的党员及群众骨干进行隐蔽或陆续转移到省外，作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避免了较大牺牲，减少了很多损失，保护了不少同志。

1941年1月，陈于彤调回重庆南方局工作，省临工委遂决定，陈于彤在重庆、张述成在桂林、杜守敦在昆明负责该地区的疏散、联络工作。1943年7月，张述成完成疏散任务后，与杜守敦在昆明讨论研究了省临工委的全面工作后，也撤回了南方局。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向张述成传达了南方局的决定：贵州转移干部的工作已基本结束，撤销中共贵州省临工委；撤销省临工委在各地设立的联络点；转移的同志，就地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今后贵州工作，由南方局直接领导。

至此，中共贵州省临工委结束工作。但许多隐蔽下来的党组织和党员，以及南方局和四川、广西等邻省派来的党员，仍在贵州坚持开展活动，进行隐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