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1点结束的夜郎考古研讨会，聚焦“城”的问题

记者 应腾

古夜郎国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考古学者，更准确地说，困扰贵州考古学者65年。

自1960年以来，贵州文物考古部门对贵州赫章可乐遗址已开展10余次调查、勘探和发掘，并发现独特的套头葬。1995年，夜郎考古被列为重要课题正式开展。

在这65年里，为了搞清楚“夜郎在哪里”，专家们已经观点激烈碰撞过好多轮，争论不断进阶，前前后后10次考古发掘所带来的关注一直没有消失。

2025年6月14日晚八点，在对赫章可乐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调研考察后，一场长达三个多小时，从“夜郎考古说开去”的夜郎文化研讨会，在贵州毕节进行。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贵州主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的原因，不仅因为毕节是“夜郎考古故地”，还因为研讨会“规格不小”。

除了贵州的考古学者，会上还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广西、成都、云南、重庆考古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的秦汉考古专家、一线考古人员线上线下联动，共同探讨夜郎与西南夷考古的最新成果及未来探索方向。

“这是近年来西南地区秦汉城址考古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与交流，对促进学术互鉴、提升田野考古水平、持续推进西南夷考古具有重要意义。”谈及研讨会亮点，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李飞如此总结。

与会专家在赫章可乐遗址粮管所地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调研考察

上半场，专家们先看西南地区城址发掘成果。

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唐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杨勇；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李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周志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卫东；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张合荣等六位深耕田野一线的考古学者，展示了云南省昭通朱提故城遗址、广西秦汉城、四川西昌高枧古城、四川渠县城坝遗址、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及夜郎考古最新发现认识。

“这些新发现、新认识和实践经验，无疑对推动夜郎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李飞说。

会上，西南地区城址最新发掘成果集中亮相

下半场，专家们对西南地区秦汉时期城址考古工作“怎么干”提点建议。

来自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委会主任、研究员白云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馆员梁太鹤；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罗二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方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教授郑君雷分享了各自的观点和建议。

研讨会现场

秦汉时期，中央如何管理西南地区，城址是理解这一历史问题的关键证据。但对大众而言，古城遗址听起来比较“枯燥寡淡”，相比墓葬，甚至找不出一件“好看”的器物。但对考古人来说，通过实物遗存构建多维度、立体化历史图景的城址考古，是理解一个时期文明特质的关键路径。

也就是说，要在西南城址研究的背景下去看夜郎考古。

贵州夜郎文化研究成果

郡、县城址，是中央管理地方的机构，浓缩了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此，郑君雷建议，鉴于郡县具有延续性强、存续时间长的特性，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融合，“城址考古要尤其重视这一问题，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研究有着深刻意义。”

关于古夜郎的中心活动范围，一般认为是在贵州西部地区，但在白云翔看来，“夜郎文化也不仅仅是贵州的，而是整个西南地区的，它同滇、邛都、白马等一起构成了战国秦汉西南夷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从更大的范围看，它是整个中华古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威宁县赫地坪子遗址发掘现场

夜郎历史文化的探索，白云翔建议研究要分三步走：先聚焦核心时期（战国-西汉），再往前追溯源头（前夜郎）、往后跟踪影响（后夜郎）。

寻找夜郎，各界都将希望寄于考古发现，但谁也不知道哪天能把标明“夜郎”字样的文化遗存挖出来。白云翔认为，积极有效的办法是考古学、文献史学、民族学、语言文学的结合和整合，才能不断深化夜郎文化的研究。

与会专家查看遗址内采集的文物标本

和中原地区的“规划严整”相比，西南地区的秦汉城址是“有城无市”，那考古应更偏向于关注什么呢？

“考古工作需要关注周边‘土著’聚落，为探讨城址建设背景及目的提供认识。”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罗二虎提到，这些年，西南地区在城址考古出现一批新材料，“但城址考古，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它要十几年，几十年，我们一步步往前走，认识就不断在深化。”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罗二虎

“四川的考古发现实证秦人‘以巴蜀治巴蜀’，广西的考古发现有楚、越文化因素，存在有秦人利用楚人来统治广西地区的可能。同样，贵州地区也存在此类可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目前西南地区城址发现集中于汉代，秦代仅见于广西，不同时期筑城的时间、地域及背景都值得关注。

“云南省昭通朱提故城遗址和贵州赫章可乐粮管所城址的发现，为探讨西南地区郡县一级的城址格局提供线索。”孙华说，此外，城址内部的族群变化以及“汉人”和“土著”间的融合也非常值得关注。

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华

作为曾经的可乐遗址的发掘者，在观点碰撞的过程中，梁太鹤则用“大开眼界，大受鼓舞，大有感慨”来概括感受。

“考古的过程是积累的过程，可乐遗址经历了近70年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认知，如今西南各省市联动起来，我们正逐步揭开夜郎的壳。”梁太鹤说。

与会专家实地考察勘探古城址发掘现场

老一辈考古人的期望，也是新一辈考古人的目标。

寻找依旧在继续。

正在发掘的贵州赫章可乐遗址粮管所地点，先后发现了夯土城墙、城内大型建筑基址及“汉阳瓦当”铭文瓦当。

项目领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一室主任彭万推测，“该遗址应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犍为郡所属汉阳县（或汉阳都尉）治所所在。”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汉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及对西南地区有效管辖和治理提供了新的证据。

赫章可乐遗址粮管所地点，考古人员对夯土城墙进行解剖

但考古在解决问题，也带来新的问题。

城墙的走向是什么？防御体系是什么样的？排水系统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其他附属设施？

彭万心里也有了新的发掘方向——针对“四至”、城门、道路、城内建筑基址布局等核心问题，需要通过系统性揭露与关键解剖相结合方法，科学还原城址的空间逻辑和功能结构。

“可乐遗址的考古发掘对研究汉晋前后‘西南夷’地区社会变迁、族群文化交流，探讨西南边疆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彭万说。

研究夜郎文化很重要，但也很难。正如白云翔所说，“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认识的深化，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过程，可谓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