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王阳明在黔思想试探
阳明少年时随他的父亲王华居住在北京，曾习骑射、学兵法，又驰骋于辞章，后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再又出入于佛老。他之为学几度改变，在到贵州龙场以前，可以说驳杂而还未定型。到龙场后，才形成了他的心学体系。阳明心学的三大命题，对格物致知作新的解释，知行合一的论断，都是在贵州提出的。就是致良知这个核心问题，也酝酿于这个时期。他曾说过，“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钱德洪《刻文录叙说》）钱德洪等人在所篡《年谱》中叙述他的这三个论点的提出，对“格物致知”用“始悟”；对“知行合一”用“始论”；对“致良知之教”用“始揭”，是非常有分寸的。于“致良知”之后加上个“之教”，而且是“始揭”，可见他的此项思想，并非到此时（1521年）才悟出的，此时所揭的是致良知之“教”（始有良知之说）。
阳明在黔时间写了不少诗文。从这些作品中探索他当时的一些思想，有助于对他“龙场悟道”的理解。现对于有关他的学术思想的几个问题，试作探索如下。
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阳明年谱》中曾记述有他初到龙场时的思想状况，说龙场在万山丛棘中，有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周围的少数民族又言语不通，可通语言的都是中士逃亡人士；而且刘瑾对他还怀憾未己。他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对于这个问题，阳明通过玩《易》以寻求解答。他于《玩易窝记》文中说得明白：“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其得而玩之也，……视险若夷，而不知夷之为厄也。于是阳明子抚几而叹曰：‘嗟夫！此古之君子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在《五经臆说》里对《易》《遁》卦的解说中，更说：“《遁》阴渐长而阳退遁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遁而退避则亨。当此之时，苟有所为，但利小贞而不可大贞也。”夫子（孔子）释之以为“《遁》之所以为亨者，以其时阴渐长，阳渐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遁，则身虽退而道亨，是道以遁而亨也。……夫当遁之时，道在于遁，则遁其身以亨其道；道犹可亨，则亨其遁以行于时。”又在《君子亭记》中，借门人之口说：夫子（指阳明）“持敬以直内，静虚而若愚”“遇屯而不慑，处困而能亨。”这些都是说，怎样对付困境的主意。简言之，就是要能“视险若夷”“遁其身以亨其道”，韬光养晦。阳明诗文中反映这类思想的不止这些，《赠刘侍御二首》的《序》中所说，“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也是这个意思。
分析一下他初到龙场时与贵州宜慰使安贵荣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痕迹。阳明到龙场不久，安贵荣就派人给他送粮食、肉、柴禾，阳明赶紧辞掉了。贵荣又二次派人送来，还增加了金帛鞍马，这使阳明感到“震悚”了。推辞不掉，只好收米柴鸡鹅，而且不敢说是收馈赠，说是对他的“周济”。至于“所以交于卿士大夫”的金帛鞍马，则绝对不敢收了。并且强调自己的“罪人”身份，诚惶诚恐地写下了封《致安宣慰书》表明自己只能窜伏阴岩幽谷之中，不敢去见宣慰，更不能收受他贵重的赠予。这真是由于安贵荣送他金帛鞍马，而使他“震悚”吗？恐怕不是，而是怕有人侦伺他，找他的岔子，接交土官。这回，辞了金帛鞍马，写了表明身份和态度的信，已有“书”为证了。因此，可以作为他遁退的一个例子。
阳明在黔写的诗中，反映有退隐思想的随手可摘到，如《山石》诗中的“商山行采芝”，《龙岗漫兴》诗中的“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元夕雪用苏韵》诗中的“何时扁舟还旧隐，一蓑江上把鱼叉”等都是。但阳明遁退，不是消极的，而是为了“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又如“且得闲为白石吟”的上句却是“犹怜未系苍生望”（《雪夜》），而且还有“荷蒉有心还击磬”（《次陆佥宪病起见寄》），甚至“身虽吏隐未忘忧”（《龙岗漫兴》），“杞国何人独抱忧”（《次韵胡少参见过》）。他“忧”甚么？“忧时敢负君臣义”（《赠刘侍御》）“老臣正忧元气泄”（《次韵陆文顺佥宪》）。他是忧天、忧国、忧明室的命运。
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不得不采取遁退的办法，而又满怀忧患意识的阳明，忽中夜大悟革物致知之旨，足以说明他是“遁其身而享其道”了。
化生死之念
“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这是阳明初到龙场时，所说的一句话。他究竟化了没有？且看他所写文章反映出的生死观。
他的朋友刘仁征死了，他写了一篇祭文《祭刘仁征主事》，文中说“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虽修短枯荣，变态万状，而终必归于一尽。君子亦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视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把生死“视若夜旦”，《祭文》中没有加以解释。但在《语录》中，却有这么一段：“萧惠问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问昼夜之道，曰：‘知昼则知夜。’曰：‘昼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昼夜之道，而知更有甚么死生？”
可见，阳明所谓“昼、夜”“夜、旦”并不是一般说的白天夜晚的概念，而是心里明白，心存天理（闻道），便是昼，也即是生。他在《祭刘仁征主事》中还有这么一句：“君子之（虽死）独存在，乃弥久而益辉。”在《答人问神仙》文中说：“颜子（颜渊）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皆可以作证。他对萧惠作生死昼夜的解释虽是后话，但把死生“视若夜旦”，确实是正德三年戊辰（1508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贵州所写文章中提出的。这是阳明在黔诗文中唯一注有具体日期的一篇。
悔与悟
阳明有一段话说到他有“悔”与“悟”，也是对弟子萧惠讲的。据《语录》载：“萧惠好仙释，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即有所得，谓儒者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萧惠请问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
阳明在正德三年在贵州写有《答人问神仙》一文。有人问他关于神仙的事，问了三次他都没有答复，说“非不欲答也，无可答耳。”那人不甘心，又叫其弟前来，非要阳明讲个究竟不可。阳明只好回答，讲说：“仆诚生八岁而即好其说，今已三十年矣。齿渐动摇，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卧病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学仙三十年，所得“效果”是早衰多病。这里虽然没有用“悔”字，却用自己亲身的感受否定它了。为了对问神仙的人说话，不得不说有神仙，却是举了远古传说中的广成子，说他活了一千五百岁；又举了一个李伯阳，说他身经商周二代。但接着却说，这是天成，非人力所能强。也就是说，人是修成仙的。
对于后世道家的秘术曲技，他一律谓之是幻术。对元代有名的道士上阳子（陈致虚）之流，也直指为方外技术之士，不足以道的。这就等于说，神仙是没有的了。之后突然强调提出，即是上段所引的“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以此来说明，阳明的长生观（也即生死观）。以颜渊能闻道，德垂后世，虽短命而长生（不亡），即现代所说的“精神不死”。这篇文章实在含有悔有悟的意义，因是答人问神仙，并非答弟子们问道，也就不能、也不必从理论上去阐述和直接了当地去讲了。
在诗中，阳明也有“岩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结胎？”（《德山寺次壁间韵》）和“空遗石壁千年在，未见金丹九转成“（《钟鼓洞》）等句子，反映他有疑于佛道的思想。
臆说《五经》，又付“秦火”
阳明在龙场时，花了期（一年）又七月，即十九个月的时间，将《五经》训释，写成《五经臆说》四十六卷，计四《经》各十卷，《礼》仅六卷（未注完）。现仅存《五经臆说序》一篇，遗文十三条，有《春秋》三条，《易》五条，《诗》五条。在《序》文中，他把《五经》和对它的解说比譬为“鱼”与“筌”和“醪”与“糟粕”的关系。说：“《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己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他把这书称为“臆说”，说：“盖不尽合于先贤。”阳明所谓已闻者而言之的“已闻者”，当是他曾遍读过的朱熹的书。所怪的世之儒者，当是指迷信朱注的人。
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中，明白说出：“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念探求，再更寒暑，证诸《六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海也。……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捂。”（阳明《再过濂溪祠用前韵》）诗中“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也是指朱学。
这本书的下落，钱德洪在《五径臆说十三条》的《引言》中说：（阳明）“自后自觉学益精进，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洪乘间以请，师霄曰：‘付秦火久矣’师曰‘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说，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这也是他烧掉的缘由。从写到烧，又可见阳明思想发展的又一进程。遗文十三条，是钱德洪于阳明卒后从废稿中发现的。
未点出的良知思想
本文开头引过，阳明曾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在他著名的文章《象祠记》中，以瞽瞍已化为慈父，推论象也被舜所化，所以受到苗夷的奉祀。因此“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所谓化，便是“为善去恶"，也即是“格物”，是“致良知”的工夫。在《何陋轩记》一文中，说“夷”有“淳庞质素之遗”“其化之盖易”。又举出与之相反的“夫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鳌，诸夏盖不免焉。”“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从古往今来的这些现象综合考虑，可以推导出人人皆有良知，坏人也可以改造。不过从阳明这些文章看来，人之所以能化，还是由于受到圣人或君子的教化影响，还没有强调“实现良知”的主体能动性方面。
在他写《五经臆说》解说《易》“明出地上，《晋》，君子以昭明德”。这一条中就明确提出了“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明也，天无与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这里虽说的是君子，自然也可推及常人。足以说明所说，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
阳明的几位弟子在所撰《年谱》中，有这么一段话：“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人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简易明白……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中也说：“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他的及门弟子，也以他的致良知的思想，起于龙场。
作者介绍：
冯楠（1917-2006），汉族，贵州贵阳人。1941年，毕业于贵阳大夏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任文史研究室研究员和社会研究部工作员，协助研究室、研究部分别办的《文史》和《社会研究》的编辑工作。先后受任为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教导主任、贵阳师范学校校长、贵阳女子中学校长、贵州省教育厅普通教育处副处长等。1989年，调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主编《黔故谈荟》（《新编笔记丛书》中的贵州卷），《黔故续谈》《黔风诗词集》；主持校点（民国）《贵州通志》中的《人物志》《宦迹志》；校订朱五义注释的《王阳明在黔诗文注释》；参与选辑《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