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丨百年党史·天天学习——贵州省临时工委的建立与隐蔽疏散、坚持斗争（二）

来源：《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紧急通知，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呈愈演愈烈之势，时局日益严重，为使党的组织免遭破坏，减少损失，必须立即改变我们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基本上转入地下活动，迅速撤离已暴露的党员和干部，把工作的重心放到巩固党的组织上来，加强对党员的训练和秘密工作的教育。

根据当时贵州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斗争形势，省工委一方面加强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一方面对已暴露的党员迅速进行隐蔽疏散。一部分输送去延安或新四军，一部分转省外隐蔽活动，转地不转党，一部分就地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1940年3月，省工委书记邓止戈接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赶赴重庆，南方局代理书记博古指示：贵州党组织应作紧急疏散，撤销中共贵州省工委，另建立隐蔽的新的领导机构；已暴露的党员干部要撤走，并要求邓止戈完成任务后去延安。

4月，邓止戈从南方局回到贵州，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一是要秦天真和熊蕴竹立即撤离贵州去南方局，到重庆红岩村报到，其他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应抓紧疏散隐蔽，保存革命力量；二是撤销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由邓止戈任书记，陈于彤、张述成、肖次瞻、杜守敦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临工委”），肖次瞻任秘书长（肖次瞻被捕后由杜守敦任秘书长），省临工委名单已上报南方局审批。

省临工委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将已暴露的党员骨干进行转移，并调整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班子；三是邓止戈把疏散党员和干部的工作安排好以后也撤离到南方局去。秦天真接到通知后，即与邓止戈商量决定：马上通知秦天芬、王天惠、陈理源三人立即动身先去重庆，秦天真则在把党内的关系向陈于彤交接清楚后，再与熊蕴竹撤离贵州赶抵重庆南方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