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出——贵州作家访谈｜南方X田兴家：写小说的数学老师

田兴家，苗族，贵州关岭人，生于1991年。初中数学老师，中国作协会员，贵州作协理事。

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山花》《湘江文艺》《青年文学》《万松浦》《四川文学》《湖南文学》《山西文学》《福建文学》等刊物，有小说被《小说选刊》转载。

已出版小说集《追山》《夜晚和少年》。

曾获《湘江文艺》首届双年优秀作品奖（新人）、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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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情形。父亲把我带到学校，教室里满是小孩，很多家长围在窗外和门外。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惊恐得差点哭出来。小孩子难以安静，手不停地动来动去，为了让我们保持良好的坐姿，老师用汉语说：“把手背起来。”我家是苗族，一直都说苗语，当时我还不会汉语，没有完全听懂老师的话，便把书包背了起来。

学校在一棵古榕树下，是一间修建多年的小石房，学生得自带桌凳。一个老师、十多个学生，都是同一个村寨的，学生家定期送去米作为老师的薪酬。我不会汉语，学习非常困难。同学们认为我很笨，有时连老师都不耐烦了，但他还是用苗语向我翻译。我父亲认识一些字，很多个晚上，他都耐心教我读课文。一个学期下来，我不仅汉语流利，成绩也名列前茅。

四年级时，乡里的小学开设了英语课，我们不得不转过去就读。学校有图书室，允许借书，每次开放都挤满学生，我也挤在其中。从借来的书里，我读到很多故事，有时还讲给家人听。后来图书室不再开放，我用零花钱在地摊买过几期《故事会》。

那时候，我家非常穷。有一次，语文老师说要统一订资料，每人交五块钱。就只五块钱呀，我家竟然没有。赶集时，拿家里唯一的一只公鸡去卖。我妈想多要两块钱，鸡贩子想少给两块钱，最终没有卖出去。我一路流着泪回到家。星期一中午，我妈带我到一个亲戚家，借钱给我去交。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在路边看到一张纸，都会捡起来读上面的文字。当时，很多小孩喜欢撕下书折纸板玩。有一次，我发现一个小伙伴的纸板是用故事书折成的，我马上找出旧练习本跟他换，拆开纸板读上面的故事。

升入初中，我的阅读欲望强烈到极点，可依旧没多少书可读。图书室开放没有规律，有时即使开门也不让借书。我几乎每天都会望向图书室，如果看到门开着，就马上跑进去。因不知下次开门是何时，于是一次借两本书，用祈求般的语气向老师保证不会毁坏，老师犹豫片刻同意了。

初二时，同学带一本杂志来学校，我鼓起勇气开口借。同学借给我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那一期都是关于苦难的文章，读得我热泪盈眶。我认为我的童年生活也能写成类似的文章，但我终究没有写出来。

高中在县城就读，能读的书多了些，但大多都是花钱的。学校的图书室开放没有规律，借书还要交二十块钱的押金。有次借一本书，读到一半没有生活费了，只能把书还回去。过后嫌麻烦就不再借。报刊亭有杂志卖，我却囊中羞涩，偶尔才能买一期。有段时间，我想买诗集，比如徐志摩的、海子的，可转遍了县城都没有找到。

家里给的钱不多，如果多买几本杂志，就得饿肚子。一个星期四，吃过晚饭，我只剩五块钱的车费了，于是星期五饿了一天。星期六早上起来，我开始头晕，喝了几口自来水，去客车站坐车。下车后，走半个小时才到家，吃了点饭才好起来。

高三那年，我喜欢上听流行歌曲，便开始学着写歌词。每写出一首满意的，就誊抄在笔记本上，梦想着有一天会被谱曲演唱。我还拿一些流行歌曲重新填词，在身边没有人的时候轻声唱。

终于有一天，在一家新开的书店，我看到一本诗集，便咬牙买下来。读完后，又开始学着写诗。同样，每写出一首满意的，就誊抄在笔记本上，梦想着有一天会价值连城。

进入大学不久，看到文学社在招新，我毫不犹豫报名加入。有个同学知道后，很惊讶，说：“你一个数学专业的，加入文学社干嘛？”我自信地说自己的作品终会发表，他开玩笑说那得等到头发白。

我成为学校图书馆的常客，知道了很多文学期刊和知名作家。周末，我几乎一整天待在图书馆，读书或者写诗。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都是用手写，写好后再去网吧打成电子版，存在U盘里。

听一位师兄说，杂志上有投稿邮箱。我便去记下一些邮箱，把自己的诗歌投过去。最新一期杂志上架，我就去翻看目录。一边看，心一边狂跳。看完目录，没有我的名字。再看第二遍，还是没有。我的心瞬间跌入谷底。调整好状态又继续写。过不久，我的诗歌终于在公开刊物发表出来，还收到稿费单。

有一次，一个同学读到我的诗歌，用不屑的语气大声说：“这也叫诗呀？”当时我很难受，轻声回了一句：“你写得出来吗？”后来我才明白，同学说得很对。我写不好诗歌，那就写小说吧。彼时，用智能手机的同学越来越多，我也想买，但家里的条件不允许。听说小说的稿费高，我就想着要好好写小说，用稿费买一部。

小说依旧是手写。一篇万字左右的小说，先手写，再打成电子版，又无数次修改，效率很低。但还算顺利，写了几篇废稿后，我就写出满意的习作了。看到第三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大赛的征稿启事，我选一篇合适的小说投过去。等了几个月，获奖名单公布，我的小说获得三等奖，奖金2000元。又等了两个月，奖金打到银行卡，我用1000元在网上买一部智能手机。我拿着智能手机，坐26个小时的火车，去北京参加颁奖典礼。

对了，我还写过网络小说，是在一家续写网写，稿费千字3元。那时候已经买了笔记本电脑，上完课就带电脑去图书馆写。用电脑写作，效率大增。有一天，我从中午十二点写到晚上十点，一共写了两万字。图书馆即将关门，我背着电脑慢慢走回宿舍，感到既疲惫又愉快。不过，写了十万字后，我就没再写网络小说。

大学四年，花了很多时间读书、写作，我的专业课（数学）学得不好，成绩排名靠后，拿不到学位证。但我发表过几篇小说、获得过几个文学奖，便以此来向学校申请，最后学校同意把学位证发给我。

毕业后，我参加特岗教师招聘考试，考进一所乡村中学教数学。学校在一个土坡上，前面是几户人家，左面和右面都是农田，后面则是大山，从山脚到山顶，分布着不少坟墓。

我们那一批特岗，要上班三个月才发工资，没有钱不想外出，周末我选择留校。几乎一整天待在宿舍读书，读累了就看窗外矮小的包谷和没有墓碑的坟墓，然后写几行诗歌或者编一个故事。

一位语文老师偶尔留校，我去他的宿舍找他聊天，看到他正在读一部小说，我便说我也写小说，还发表过几篇。他把这事传出去，很快，同事们都知道我写小说。彼时，我们这个山间的小县，估计只有我一个人写小说，因此我被人们视为“另类”，同事们经常以此来调侃我。

比如，某位老师见到我，远远地就喊“文学青年”，如果我不答应，他就喊得越大声。比如，某位老师吼我，说我有可能跟县城里写诗词的某某一样，会住进精神病院。比如，学生违反纪律，领导就批评我，说我连学生都管不了，还写什么小说……一位主任多次呵斥我，有次我实在忍不住，提着板凳吼道：“你想搞哪样？”从此以后，他对我非常客气。

在乡村中学待了五年后，我参加遴选教师考试，考进县城一所中学任教。在忙碌的县城中学里，我的小说写得越来越少。我原以为，换一个环境后，身边就没有人知道我写小说了。可谁知道，小地方的圈子就这么狭窄，还是被人知道了。

有一次，我去找一位领导签字，他问：“你数学教得好不好？”我如实回答：“我教普通班，成绩没有垫底。”他说：“你教数学，却搞写作。当然，可以全面发展，但你不要搞得文不文武不武的。”当时我很难受，但不久后就淡了。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过得不好，经常莫名地难受、莫名地绝望，想起很多事情，然后独自流泪，甚至哭出声音。幸好我喜欢写作，可以把这些写进小说里。心中的苦闷在手敲键盘的声音中散去，那些无法向别人倾诉的心事，在小说里找到了栖息之地。一篇小说写完，心情就畅快起来了。后来，我常常想，是写作拯救了我……

 ——田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