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贵州故事丨王氏浊世清流②

王氏浊世清流

撰文／庞勉

交通部部长

王文华之死，令孙中山震惊、痛惜，为稳定贵州，孙中山任命王伯群为省长。哪知，王伯群还未上任，就接连发生险遭暗杀、黔军内讧、何应钦被逐又遇刺受伤等事件。1922年5月，王伯群因袁祖铭派兵阻拦，未能入黔就职，“乘一艘小木船，沿锦江到湖南，迂回上海”。经历了这一系列挫折，王伯群对当时的政治乱象心生倦怠，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开办银行上。不过，何应钦倒是因祸得福，在上海康复后，先由王伯群举荐到云南讲武堂，再被介绍给孙中山，参与黄埔军校筹建，从此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青云直上。

1926年底，北伐节节胜利，王伯群秘密赴任何应钦的东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次年5月，“于交通事务，夙有经验”的王伯群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在任上，他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多有建树：“自拟交通事业革新方案约二十余万言，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收回外人主持之邮政，免去法国人铁士兰邮政总办一职；接收英国人在烟台、威海卫的水线收发处；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电信营业局；建立财政储金汇业局、真如国际电台等；开设南京、上海、武汉、青岛自动电话；创办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将招商局收归国营；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创设航政局······

大夏大学

对于教育，王伯群一开始以资助的形式参与。1917年，他赞同贵阳达德学校校长黄齐生的留学计划，招考官费留日学生8名，其中就有后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著名作家谢六逸；1919年，目睹五四运动，他捐款1000银圆、申请2000银圆，用于“贵州教育事业参观团”考察；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他出资出力替黄埔军校招生，破格允许身高不达标的胡宗南入学，推荐堂弟王文彦报考，两人后来在抗战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4年6月，福建厦门大学爆发学潮。部分师生离开，到上海筹办新校，却没有经费。7月，何应钦五弟、学生代表何纵炎找来，王伯群立即捐赠2000银圆。这笔钱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诸如第一批校具的定金、登报招生的广告费、临时筹备处的租金等，都是靠这笔钱开支。

一个多月后，由厦大嬗变而来、寓意“光大华夏”的私立大夏大学创设，同盟会元老马君武、王伯群分别被公推为校长、董事长。王伯群主张大夏“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强调“三苦主义”（教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师生合作”的办学原则，以“自强不息”作为校训。

大夏大学建校之初，租用的校舍“低檐暗室，形同古庙”，仅一年，大夏就因师生倍增而自建新校舍。1927年，马君武调走，王伯群兼任校长，他利用关系和地位，邀请虞洽卿、荣宗敬、杜月笙等名人，孙科、孔祥熙、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加入校董会；依靠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原厦大教授，重金延揽邵力子、郭沫若、田汉、戴望舒等名师；引进欧美导师制。大夏大学成效显著，蔡元培曾评价道：“私立大学办理进步速者，推大夏为独步；而推行导师制，尤为开国内各大学风气之先。”

短短数年，大夏大学从上海25所大学中脱颖而出，赢得“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称号，并由校董捐地、集资，将校舍总面积扩至1.8万平方米，设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及师范专科、800人规模的附中。对此，保志宁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1930年9月）我还有数月就要毕业，当然也随全体一同迁入。新校舍本部设在群贤堂，即教室；群力斋为男生宿舍；群英斋为女生宿舍。后来，又继续添建机械工程系、实验室、大礼堂、体育馆、疗养院及中学部校舍······新校舍规模宏大，风景美丽，遂使大夏大学一跃而为沪上巨校之一。”

内迁贵州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一个多月后，大夏大学与同在上海的复旦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分两部内迁。大夏分在第二部，12月初辗转迁至贵阳，借用讲武堂办学。最初选择迁校贵阳时，不少大夏大学师生反对，但未多久，大家察觉出王伯群“独有先见”：其一，王伯群“料定战事非短时期可以结束，西南大后方将为抗战之砥柱，而贵阳与重庆交通尚便”；其二，“若非校长王伯群先生是革命元老、黔省巨绅，还无法借用到此一片地方（指讲武堂）”。鲜为人知的是，王伯群迁校贵阳，还暗藏“私心”——贵州时无大学（当时省立贵州大学已停办），“为高等教育之处女地，需要大学之灌播”。

由于王伯群筹谋妥当，大夏大学内迁途中“重要之图书、仪器未沦敌手”，不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院系迅速重建，还增设职业教育系，创办贵阳大夏中学。1939年，王伯群多方奔走，获批贵阳花溪两千余亩土地，着手兴建新校区；太平洋战争前，王伯群竭力在上海租界、香港办学，大夏大学一度形成以黔校为主，沪校、港校为辅的格局。

为保证办学经费，王伯群一边与工商界合作，发起聚康银行、利民公司、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等，一边呈请教育部改大夏大学为国立，以求政府接济。

那个时候，王伯群与家人住在贵阳大井坎（今贵州贵阳护国路王伯群故居），他每天冒着日军空袭的危险往返于大井坎与大夏大学。很多年后，王德辅还记得家中有很多父亲养的狗、猴子和孔雀；记得父亲因避讳“亡国”谐音，把自己和妹妹们名字中的“国”改为“德”；记得宋美龄常和母亲商量保育儿童事务；记得自己偶尔骑小马跟在父亲的大马后，颠簸于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而当时王德辅不知道的是，父亲因校务忙碌，频发痔疾；母亲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

1941年，教育部批复大夏大学改为“国立”，但须更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师生闻讯，群起抗争，军警旋即包围大夏大学。千钧一发之际，王伯群赶到学校，公开讲话：“大夏成败荣辱，与我不可分，我是贵州人，我把大夏完整地由上海带到贵州，也必须完整地带回上海，我不能出卖学校。”这起风波，最终在何应钦的斡旋下，问题得到解决，“大夏大学照旧维持，除原有补助费（约10万元）外，每年度加拨50万元”，但大夏的文学院、法商学院被拨给另立的国立贵州大学。

王伯群未能兑现把大夏大学带回上海的承诺。1944年11月底，独山失守，黔南洞开，贵阳暴露在日军望远镜下。此时，王伯群患胃肠病久治不愈，为争取大夏大学搬迁赤水的疏散建设费，依然舟车劳顿。12月12日，王伯群胃肠病复发，出血不止。转入重庆陆军医院一周后，他溘然长逝，留下50余万元债务。其遗嘱云：“余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于兹三十余年······吾大夏大学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3个月后，在继任校长欧元怀的带领下，大夏大学师生安全转移至赤水；

1946年，大夏大学重回上海，新建礼堂取名“思群”。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成立新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即华东师范大学。

大夏大学建校27年，培养学生约2万名，毕业生6000余人。其中，政治活动家有杜星垣、熊映楚、吴亮平、张英等；科学家有陈子元、胡和生、李瑞麟等；专家学者有王元化、陈伯吹、任溶溶、戈宝权等。

抗战胜利后，王伯群的妻子保志宁带着五个幼子回到上海。之后，她又辗转中国台湾、秘鲁，于1951年定居美国，从头学习财会知识，以打工为生。在她的培育下，长子王德辅和女儿王德馨、王德安、王德桢、王德龄个个事业有成。改革开放后，她对中美两国经贸文化发展多有贡献。

家族记忆

作为与父亲相处最多的孩子，长大后，王德辅经常想起10岁那年父亲说的话：“在大夏，我找到了人生两大最爱：一个是教育事业，另一个就是你的母亲。在教育和你母亲身上，体现了现代中国的特质。”而“现代中国的特质”具体是什么？答案或许就在王伯群制定的家训里：“我的家庭和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接受适体的教育，自立自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唯有如此，方能获得社会的称许，方能为家庭、家族和国家作出贡献，成为一个致力于使吾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