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空间·人物志｜戴锦华——不变和任性可以走多远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是她从教第40个年头。漫长的40年光阴中，高校的院墙，老师的身份，成全着戴锦华生活的相对平静。她的课堂，以电影作为切口，连缀起女性主义的前世今生以及全球化。
最近几年，经由网络，她的几门关于电影的课程被广泛传播，她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认识。在大众眼中，她始终是睿智的，有力的。人们发现，这位学者思考的领域如此开阔，不管面对什么困惑，似乎都可以寻找她，获得答案，也获得力量。
但是今年，生活对戴锦华而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目光从眼前转向远处，一种一生中没有过的不确定感折磨着戴锦华，当一个有力的人陷入前所未有的无助，她能说些什么？
幼年时代，体弱多病，走在平地也能磕到门框一身青紫，同龄孩子无人待见，只能靠疯狂阅读填充童年的寂寞。12岁，身高超过一米七三，大人们在身后皱着眉头为她发愁。最终是疯狂的阅读解救了为自己的身高自卑的戴锦华。
有一年作为文学爱好者的父亲去香港出差，省吃俭用给她买回一本《简·爱》，读到简·爱那句“你以为我矮小、贫穷、不美，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少女的内心掀起一场海啸。她从此将这个19世纪英国荒原上的倔强少女引作知己。
她也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欣赏保尔而非冬妮娅，她为那种质朴的、燃烧一般的热诚而共鸣。直到现在她仍然承认，这本书，还在她的生命底层。
她身上，交织着“时代儿女”的壮怀激烈和不合时宜少女的敏感。1978年，她考入北大，大二大三时上过乐黛云老师的课。那时，乐老师和汤一介先生刚从国外回来，什么大件儿都没带，带回来的全是书，他们的家对年轻人完全敞开，许多人登门，哪怕是摸一摸那些书呢，但是戴锦华从来没去过。原因是“我根本没有勇气去敲老师的门。”
一个黄昏，她看见乐老师和汤先生在未名湖边散步，她远远地站住，看着他们走过去，看着他们的背影，看了好久。那个时候她就突然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念头，就是要在大学里教书。“我要一生围绕校园，我要老了的时候像他们一样。”
“他们”是什么样？
就是那份安然，你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眼见他们经历过什么，但是你看到那份无法被剥夺的精神的拥有，这样的人生特别值得。
1982年，北大毕业，戴锦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当时同学的选择以报社、出版社为最佳，那是文科生介入现实的最好途径，学院则显得太封闭、离现实太远。但她坚持要做个老师。在电影学院，她总是穿长裙，戴长长的耳环，面容清秀，纪录片《彼岸》留下了她当时的影像——但这样一个女性，一旦说起话来，立刻显示出一种坚硬与笃定。她的语言具备某种召唤属性，钟鼓铿锵，汪洋恣肆，讲桌即广场。
到电影学院的第一年，在学校放映厅，戴锦华创造过一天连看11部伯格曼的纪录，在之后的生命中她重复过许多次与电影陷入热恋的故事。当时的电影学院位于朱辛庄的荒草丛中，正如电影学在国内也是一片空白。1986年前后，戴锦华向时任院长沈嵩生提出创建电影理论专业的构想，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
学院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教师日日聚集在戴锦华的宿舍，重要的是业务讨论，初生牛犊的戴锦华经常跟周传基吵到脸红脖子粗，在这样的氛围中，戴锦华牵头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电影史论专业。她事事亲力亲为，专业第一个班的招生，是她跑遍了全国各考区，一个一个面试挑回来的。遇到挫折，就去办公室找沈嵩生，拍桌子瞪眼睛。一种实干的浪漫主义精神充盈着她的青年时代，她梦想着建立自己的王国，世界是崭新的，她可以创造任何可能。
这种横冲直撞以27岁时的一场大病被按下暂停键，肺结核三期引发多器官衰竭，少女时代盼着小说女主角的悲惨命运落到自己身上，真的发生了，一点都不浪漫。在医院躺了八个月，从与死的贴身搏斗中，多少长大成人。进入90年代，一部分朋友出国，一部分朋友下海，那10年她感受到强烈的孤独，还有现实的困窘。
但她没有想过转换轨道。往后这些年，潮流又经过多少变迁，但戴锦华把一部分的自己永远封存在了她认定的年代。过了将近30年，在一场活动上为董秀玉颁奖，谈及董秀玉一辈的跋涉，谈及自己一生的选择，她借用《一代宗师》中的句子——大时代无非是一种选择，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1993年10月，受乐黛云老师的反复邀请，戴锦华返回北大任教。回去之前，她坦陈自己的所有顾虑：自己师出无门，学历又这么低，不想重新进入一个秩序中去。乐黛云说，我们有自己的小气候，在这个小气候里，保证你能够更好地发展。回北大不到一年，戴锦华去了美国，呆了一年多，这是她第一次有相对长期的国外生活经验。
上世纪80年代，乐黛云在国内开创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任北大比较文学所所长，挂靠在中文系。1988年左右，由共同的朋友介绍，戴锦华成为乐家的常客。乐黛云从不掩饰对她的欣赏，在戴锦华任教北大后，从副教授升任教授举行的投票会上，因为一人未投票，没有达到全票通过的结果，一贯温煦的乐黛云发了脾气，摔门而去。乐黛云希望戴锦华参与管理，戴锦华说，她不愿。
那种不愿，其实就是一种任性。“我不耐烦，不耐烦经营一个机构、维系一个圈子所必须做的那些事情，我甚至就不耐烦养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对朋友，此生问心无愧，但是我不会去寄个贺卡啊，送个礼物啊，来养护这个关系，我们多少年不见面，见面的时候就是亲如手足，因为所有的好朋友都是出自相互由衷的欣赏，这样的朋友根本无需去养护，需要养护的大概就流逝了，太多太多的人就从你身边流逝了。”
她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特别任性，我这辈子，特别特别任性。”
上世纪90年代初，她上过不少电视节目，有机会获得更多名望，但一次在餐厅吃饭时，被人认了出来。这之后颇长一段时间，她很少出现在大众媒体。一位男性朋友好心提醒，你跟某某起点一样高，如今他在不断升值你在不断贬值。
经常有朋友怒其不争，关系更好些的干脆说她愚蠢、冥顽不灵。每当这个时候，戴锦华都理直气壮，“我真心地说，他们为他们收获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是我不想付的，也可以说是我付不起的。因为我要是付那个代价的话，我的生活也被毁了，我的状态也被毁了，我拒绝付那个代价。”
学生滕威20年前到广州教书，戴锦华叮嘱她，“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总有小狗跟在后面咬你的脚后跟，你如果停下来缠斗，你就留在这里了。要继续向前走，很快你就看不到它们了。当你进入了新的阶段，当然会有新一群小狗……”她对滕威分享了两则学院生存法则，一是老师这个职业一定要认真对待，二是尽早解决职称，这样你就可以做自己确信有价值的工作了。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获得基本保证，然后任性。
这些年许多社会上的邀请、名流聚会，或者电影站台活动，戴锦华通常避之不及。但影展或电影节，或是创作论坛，她又一副义不容辞的架势。戴锦华习惯了用一种理想人格要求自己，或者是她已经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本身。
戴锦华有个差不多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一回问她“你知道你很特别吗？”戴锦华跟对方开玩笑说，当然知道自己很特别。那位朋友否定了她的回答，“你不知道，就是因为大家小时候是一个样子，长大以后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只有你从来没变。”可当她激怒了这位朋友时，表述就成了“说得好听是你有坚持，说得不好听，你就是一个偏执狂。”
任性和偏执，都需要付出代价。回首自己40年来的学术道路，戴锦华说起人生中一些失去，空间在失去，现场在失去，朋友在失去，甚至记忆也在失去。
一直到现在，戴锦华仍会在课堂上问台下的天之骄子们，酷暑的烈日之下，是否能够体认那些高温下谋生的劳动者？她用“体认”这个词，它是身体的，直接的，做不得假。
戴锦华说：“我一生为之自豪的东西就是，我基本坚持了我最初的信念，我最初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我憎恶不平等，我憎恶歧视和偏见，我憎恶恃强凌弱，我尽一切的可能和这种东西去抗争，并且坚持实践平等，我没有变过。”
与这种表达上的坚决相对应的，是戴锦华常常被外界忽略的一个特质——她经常处于一种徘徊之中。这种徘徊，构成了戴锦华的底色，她不是一个被观念所左右的人，她相信经验。戴锦华是有自我的人，她相信最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是本真。她有一个本真性在那儿。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作为最早将女性主义研究引入国内的学者，近年来舆论中每每因性别议题吵得天翻地覆，戴锦华却有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她不站队，而是发问：为什么经过漫长的反抗之后，只有性别议题硕果仅存？
在北大，戴锦华的办公室在中文系小楼的二层，在好几个有着中式红门的房间外，你很容易辨认出哪个是她的：门口有古朴的砖石地垫，窗内有猫玩偶，有插瓶的草花。这间小小的办公室，连沙发几乎都要被填满，她拥有无数小玩意儿，茶，咖啡，胶带，书，帆布包……每晚睡前的半小时，和很多想要放松的人一样，她打开淘宝，买些无用而便宜的小东西。
她有诸多无用的爱好，买精油，穿手链，甚至打造银饰。办公桌旁的墙上挂着一块软木板，木板上钉着打印出来的照片，作为一个女性，她喜欢把日子过得蓬勃而有琐碎的趣味。
此前多年，除了上大课，戴锦华还会组织自己的学生开设文化研究工作坊，2018年下半年的工作坊在中文系地下一层一间会议室里举行，时间是每周四的下午3点。进入会议室要穿过两道近乎20厘米厚的门，这里于是有了防空洞的气质。会议室有窗，但不开，外面是黑的，人在其中，隔绝了地面上的一切。
戴锦华总会提前一会儿到场，坐在前面的桌子旁，掏出保温杯。她有各种颜色的保温杯。她坐在那儿，笑盈盈地，看着到场的学生在两列相向的红桌子旁渐次排开。按照流程，一位同学会先就某个议题、某本书做报告，其他同学讨论，戴锦华随时加入其中，并在最后做出点评。按课表设置，工作坊应该在6点结束，但说到兴起，戴锦华会忘记时间。
她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物理性相遇，就像她执拗地认为，不去电影院，就不算看过一部电影，因为人们聚在同一个空间内、让光束从身后打来，是电影这个艺术形式的应有之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和当时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聊起这个话题：什么是对你来说神圣的东西？她想了很久，最后给的答案，是尊重生命。那段时间，她在为《中国电影50部》备课，某天晚上，又重新看了一遍侯孝贤的《悲情城市》。
生命中闪耀的许多碎片跟重看《悲情城市》的感受形成了互文。片中主角一个个给朋友的家人送一封信，侯孝贤给了特写，接着闽南语的歌声响起，调子哀婉凄清。之后侯孝贤切换镜头，小上海酒家一切如旧，厨房里依旧在炒菜，全家依旧在吃饭，生活依旧在继续，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活下去就是柴米油盐。
这次重看，戴锦华觉得这组镜头中有侯孝贤对生命的彻悟，侯孝贤喜欢远景和长镜头，渺远辽阔的《悲情城市》之中，这封信件是不多的特写之一。上面写的是——你们要尊严的活。
支撑我走到今天的是三个字，叫“我不服”，我不服，就是不论我沦落到什么地步，心里那个不服我是不放弃的。
——戴锦华
钢铁战士与少女情怀奇妙地融为一体的思想者、践行者以及一个毫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她是个很大的能量场，有很丰沛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审美力。任性而自由、充盈而有力、不俗而诚恳。
——文郁
文本参考：《人物》——戴锦华 在场 作者：卢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