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曾在台湾做知县的贵州人——周钟瑄
清康熙十年（1671），周钟瑄诞生于贵阳白纳长官司骑龙寨（今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一士人家庭。周钟瑄少罹不幸，九岁丧母，十一岁父又病故。叔父周奕云怜其孤苦，领回抚养，从此周钟瑄随堂兄钟玮读书。
周钟瑄聪颖好学，少有文名，贵州巡抚卫既齐、督学道华章志皆奇其文，于是拔置省城贵阳府学深造。时值清廷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国家从乱走向大治，兴学育才，鼓励士人苦读求仕，以满足 “文治” 的需要。在此政策的感召下，周钟瑄磨砺心志，奋发图强，为未来科举场上的竞争积蓄力量。
康熙三十五年（1696），周钟瑄乡试中举，为贵州丙子科乡试亚元（第二名）。次年北上京都，再试文场，没想到会试败北，铩羽而归。返乡后，周钟瑄潜心经史，以求再起。不幸的是，在此期间叔父病故，他守孝三年。之后，周钟瑄北上谋生，先后在山西督学高其倬、江南督学张志尹、顺天督学周起渭（其族侄）处做幕宾，并参与校文。经过以上历练，周钟瑄的才学德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进而得到名儒硕学之赏识。
康熙五十一年（1712），周钟瑄补官出任福建邵武知县。在此期间，他不仅注重地方文物景观的建设，并捐银购买民房与空地扩建文庙，修葺宋代名臣李纲的祠堂。与此同时，他审查原有病民、困民的旧弊陋规，凡不合理的均予以革除。昔日福建流行 “红袍银” 陋规，系砍头的罪人行刑时所备的红衣还要交纳银子。周钟瑄认为十分荒唐又有悖情理。既然将犯人处以极刑，又责令其家人出以银两，这实在不合理。有感于此，他上报巡抚衙门，恳请废除。巡抚满宝对周钟瑄此建议十分赞同，下令全省革除此弊。以上举措，颇受民众赞许。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统一台湾后，该地基本上仍处于政治、经济极端落后的状况，许多地方没有政权机构，大片的地区还未开发。为了加强对台湾的控制，使中央的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廷选拔了一批有经验的官员赴台湾进行政权建设。周钟瑄荣膺选拔之列，随即调任台湾诸罗知县。
周钟瑄
诸罗县治原设在诸罗山下的里兴堡，后移至嘉义（今台湾嘉义市）。令周钟瑄难以相信的是，该县地僻人稀，居民不过三十户，既无城郭，亦无衙署，而知县办公的地方仅是三间破屋。履任之初，他有感于辖境荒凉原始，于是把建立新诸罗县城作为政权建设的第一要务。
经过深谋远虑和仔细的计划后，他带领官民顶着烈日，建学宫，修城隍，筑木城，经过辛勤的工作，使昔日荆棘遍地、杂草丛生的地方矗立起一座新县城。
新城初具规模后，棘手问题又摆在周钟瑄的面前。诸罗是新开辟的县治，辖区十八社皆高山族同胞。由于历史的原因，诸罗县文教不兴，高山族同胞生产落后，仅以种植粟米或捕鹿为生。经过多方调查，周钟瑄得知前任官员对这些生活十分贫困的民众不仅不关怀爱护，反而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每年治民除正供朝廷的六万五千石粮食外，各社还须缴纳课银一百二十两至六百两不等。
为了使治下的民众安居乐业，周钟瑄悉摒陋规，通令全县官民：只取正供上缴国库，加一成损耗作县衙公费，其余不准妄取。为严正法纪，他勒石立于县衙，永为定例。
周钟瑄仔细分析了诸罗经济落后的原因，结论是高山族民众对开垦土地毫无认识，更不懂得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为此，他教导民众耕作，发给耕牛、农具、种子，带领他们辟阡陌，广田畴，开沟渠，筑塘堰。数年之后，他们辛勤的劳动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昔日的荒地都成了良田沃土。农业发展了，民众的生活亦逐步得以改善。面对如此变化，高山族民众无不对周钟瑄感恩戴德，颂其善政。人们将其所修的堰塘称为 “周公堰”，以表爱戴之情。
民众的温饱有了改善，周钟瑄又将目光移向教化。他在乡间设立义学，延师课读，教高山族同胞学习官话，挑选优秀者入学。在周钟瑄热情的关怀下，诸罗文教渐渐兴起。
诸罗县志
为了替后人留下一部宝贵的地方历史文献，周钟瑄政务之暇，纂修《诸罗县志》十二卷，翔实记录了当地的建置沿革、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民族人口、经济交通等。《中国地方志词典》对《诸罗县志》有如是言：“此书后人评价很高，陈正祥认为：‘清代官修的台湾地方志，以《诸罗县志》最为学人推重。’”
周钟瑄治理诸罗三年，劳苦功高，被人称道，其卓著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他带领官民在荒原上开拓和建设了一个新的诸罗县城；他把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引进到了诸罗；他重教化，治礼义，遵循儒家 “谨庠序之教，申之于孝悌之义” 的理念，加强高山族民众对汉民族文化、道德、法治的了解和认同，从而增进了民族和睦与团结；他关心地方文献的保存，其所纂修的《诸罗县志》，为地方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史乘，对后人了解台湾开发史亦大有裨益。周钟瑄离任后，士民为之立祠塑像，每逢其生辰则演剧庆贺，盛赞 “周公” 恩德。
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五十九年（1720），周钟瑄先后升任为山东高唐州知州、吏部员外郎，所到之处，办书院，起人文，得到士民好评。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发生动乱，以朱一贵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打着 “反清复明” 的旗号，席卷台湾大部分地区。清廷惊恐之余，慌忙从福建、浙江调军队镇压。动乱平定后，总督满宝、巡抚黄国材认为周钟瑄治台有术，在人民心中有一定威望，于是向清廷荐举他。清廷准奏，下旨命周钟瑄以员外郎之职管理台湾知县事务。
重返台湾后，周钟瑄看到的是粮价飙升、民声鼎沸的社会乱象。针对以上状况，他带头捐款，平抑粮价，修废革弊，安定民心。然而这时满宝却与周钟瑄不同调。其认为：要使台湾政局稳定，唯有将朱一贵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周钟瑄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恳切地告诉满宝，朱一贵等 “俱属良民”，他们之所以造反，纯属官府逼迫所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社会的安定，搜捕行动必将扰民乱民，无形中为新的动乱埋下隐患。在他再三的劝导下，满宝最终打消了搜捕的念头。
之后，黄国材向周钟瑄谈起了田赋的问题，主张重新丈量土地，清查隐匿田亩，以增赋税。周钟瑄认为不可，强调 “台湾居海外，宜宽以柔之，未可操切”。黄国材觉得有理，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
在周钟瑄儒家理念的治理下，清廷开发台湾的工作渐渐走上了正轨。之后，他又建议修建台湾木城，获准施行。
雍正帝登极后，下旨升迁周钟瑄为湖北荆州知府。之后，高唐州发生仓谷亏空一事，曾任高唐知州的十八人均被降职或调任，作为上官，周钟瑄难辞其咎。雍正帝特令周钟瑄降级留任视事。
在荆州任上，周钟瑄为当地做了几件好事：一、革除旧有的商当陋规；二、捐粟三万石，填补仓库空虚；三、平反监利县万三女冤案，扩建武庙。
雍正十一年（1733）六月，江陵芦席湾江堤溃决，洪水泛滥江陵、监利两县。按旧时经验，夏秋水盛，不宜兴修水利。周钟瑄听取了绅民这种意见，便做出决定，将资金用于赈济灾民。总督迈柱对此极为不满，便以 “怠误堤工” 予以弹劾。朝廷于是令周钟瑄出资补筑。用了俸银八千五百两，花了周钟瑄三个月的工夫，补筑的堤坝终于完成。谁知不久他又因荆关税务耗米被议处，几年之后，案子最终以周钟瑄发往军台（分布在新疆、蒙古等地）效力而告终。
乾隆八年（1743），周钟瑄离开任所，前往军门，百姓得知消息，夹道送行，依依不舍。之后，荆州人民特立 “周公祠”，每年祭祀；并将周钟瑄带领民众所筑之堤命名为 “周公堤”，以示怀念。
乾隆九年（1744），周钟瑄之子周德明以父年老为由，乞求代父效力。朝廷允准后，周钟瑄得以返回故乡。之后，周德明在军门效力期满，出任遂溪知县（今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周钟瑄又随之到遂溪养老。乾隆二十八年（1763），这位被民爱戴的老人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二。
周钟瑄少怀奇才，工于诗文，入仕后，仍不能忘情于此。周钟瑄一生著有《读史摘要》《遏云斋诗集》及《松亭诗集》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