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贵州丨隐蔽战线上的铁血先锋胡秉铎
胡秉铎，字鸣之，贵州省榕江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黄埔军校第二期优秀毕业生。曾任《贵州青年》编辑，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青年军人》周刊总编辑，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机要秘书，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科上校科长、第一科上校处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两次参加东征，继后参加北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秉铎被何应钦派人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
胡秉铎参与编缉的《贵州青年》杂志 图源：江苏党史
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合作开始形成，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1924年8月，经邓中夏推荐，胡秉铎从上海前往广州，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出类拔萃的学识才华，使他很快成为校内外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和风云人物，备受师生的赞赏。不久，胡秉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8月，在邓中夏的推荐下，胡秉铎以优异成绩考取黄埔军校第二期 图源：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
在黄埔军校入学后，他经常写信给家里和家乡好友。他在给家乡好友的信中，多次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动员他们投身革命。在给家人的信中，多次动员父母变卖家中的房屋、田地和山林，救济贫苦农民。他说，不久的将来，崭新的社会将会来到人间。由此可见，他对革命的胜利和美好社会的到来，充满了信心。
1924年11月，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不久，即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重心投入到党对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培育和掌握上。同时，配合党对武装力量建设掌握的需要，着眼于未来武装斗争的准备，周恩来一手主抓武装力量培育建设，一手着眼于隐蔽战线工作的创建，开启了为党的隐蔽战线奠基所作的实践尝试和工作部署。
1924年底，根据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周恩来的指示，共产党员身份对外不公开，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图源：周恩来纪念网
1925年1月14日，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改选，胡秉铎被选为事务股股员。同月25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发起的青年军人社成立，并决定出版《青年军人》周刊，胡秉铎任该刊总编辑，负责刊物日常编辑事务。
1925年2月1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组织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军人参加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正式成立，并明确青军会成立宣言：“军人自救，即所以救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团结即是力量！联合即是幸福！”（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胡秉铎和徐向前、周逸群等被选为负责人。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合影（前排左四胡秉铎，左五周逸群）
2月2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布总动员令，决定由黄埔军校学生军担任先锋，开赴东江，讨伐陈炯明叛军。胡秉铎随第二期学员编入黄埔军校学生总队，在李富春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内务和宣传工作，他不辞劳苦，边行军边向东江农民作宣传动员。在东江农民的大力支援下，东征军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走陈炯明，并恢复了被迫解散达两年之久的海陆丰农民协会。胡秉铎随部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受到了实际的锻炼。
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蒋介石，为了排斥、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秘密指示他的亲信戴季陶出面，于1925年4月24日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军会相对立。胡秉铎在对“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遵照中共两广区委指示，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面，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义，并通过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中国现状，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学生鼓吹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现阶段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的谬论。
1925年6月4日，滇桂军公开叛乱，占领广东省长署、粤军总司令部及各重要机关。5日，国民政府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下令讨逆。东征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回师平乱，胡秉铎随部参加对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军事行动，平定杨、刘叛乱。
成功打入核心层
1925年9月，胡秉铎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第一次东征期间被打败的陈炯明部队，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于9月重占东江地区。同年10月14日，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胡秉铎因表现优异，被何应钦相中，以见习军官身份参加第二次东征。在攻打惠州城的战役中，胡秉铎和其他将士英勇奋战，取得了惠州战役的胜利。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图源：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官网
1925年11月初，国民革命军东征指挥部开始筹办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办学的性质不再是临时补习，而转为正规的军校教学，校址设在潮安县城的李厝祠，最初决定由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兼任潮州分校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委派何应钦任教育长。11月12日，潮州分校开始招生，最终从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独立第二师、第十四师选考下级干部348人，编为学员队；又招考512人，编成入伍生大队。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分子分裂、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也日益猖獗。1925年11月23日，谢持等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公开进行分裂活动。这次会议是在西山碧云寺举行的，参会人员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前列，号召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痛斥西山会议派。胡秉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胡秉铎
1925年12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第6版载《慰劳队抵汕后慰劳情形》：
各界代表慰劳队抵汕代表二十六人于二十八早抵步，三十日向各革命将士慰劳。汕头特讯称：统一广东各界代表大会鉴于东江余孽现已肃清，全体军人奋勇牺牲之力劳苦功高，为表钦佩，特组织慰劳队前来。该队于某日上午七时搭船抵汕，现驻于广泰来栈。慰劳队有代表二十六人，计中央党部代表郭威白，广东总工会代表吴健之，青年部代表吴荣揖，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梁植民、胡秉铎……此次携带毛巾约三千四百打、饼干数千磅、罐头食品及现款数千，宣传品无数。据悉，该队拟于三十日着手向各革命将士犒劳。
东征军在闽粤边全歼陈炯明残部，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蒋介石、何应钦的声势如日中天。1926年1月，蒋介石请辞第一军军长，保荐何应钦继任。何应钦将胡秉铎调任第二军司令部机要秘书、第一军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胡秉铎开始进入何应钦身边的核心层。
临危不惧，保卫组织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胡秉铎作为贵州特别委员参加此次会议。就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为向反革命示威，中共广州区委组织广东民众举行了庆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数约十万余人，胡秉铎作为领队之一，带领群众游行。此次游行示威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声援了大会的召开。
在1月13日会议上，讨论关于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审查报告书，胡秉铎作了“本党纪律问题就全在西山会议一案办理如何。我们也不必论理论事实，单言纪律便可。请主席即把原案先付表决”的发言。胡秉铎坚持党的立场，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时刻紧跟党的步伐，坚决维护国共统一战线。虽然国民党二大仍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由于中共中央当时主张用妥协退让的方法缓和与国民党的矛盾，国民党二大选举产生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7人，比原计划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右派、中派却有15人，形成右派势力大、左派被孤立的局面，蒋介石敌视和力图限制共产党的本质也日益表现出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逐渐升级。
1926年3月，中共两广区委为进一步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把滇军、桂军中的青年军人团结起来，决定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为骨干成立西南革命同志会，并定于3月12日在广州大佛寺召开成立大会。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知道后，扬言血洗会场，妄图破坏大会的召开。区委得知这一情报后，及时作出对付武装袭击的布置，确定由国民党左派人士毛景周和还在第一军何应钦处任参谋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胡秉铎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与此同时，周逸群又决定通知胡秉铎，请他利用孙文主义学会中某些黄埔第二期同学的关系，深入该会探知那些人策划捣乱成立大会的内情。胡秉铎不仅照办，还动员了打入“孙文主义学会青白社”担任主编的中共秘密党员周邦采，以特殊身份弄清了孙文主义学会中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大会当天，孙文主义学会干将王惠生借酒发疯，叫喊“这个会是共产党操纵的，不要听他们那一套”“坚决清除共产党”等，还趁混乱之机，拔出手枪对准主席台上的周逸群和李侠公准备开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景周伸手压住王惠生握枪的手，胡秉铎一个箭步冲到王惠生的身后，一把夺过他的手枪，对准王的胸脯，大喊道：“谁要动手，我就毙了他！”最终胡秉铎、毛景周将王惠生逼出会场，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这就是有名的“大佛寺事件”。（李侠公《忆青年时代的周逸群同志》）
获取关键预警情报
1926年3月18日，当北伐筹备工作被正式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之后，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把正在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他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员、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以周恩来为首公开暴露身份的20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共产党失去了对第一军的控制和影响。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内公开讲话，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并公开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一时间，退出国民党并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有250多名，这其中有教官包惠僧、聂荣臻等人。中共两广区委认为，胡秉铎尚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与何应钦又是贵州同乡，私交也好，于是决定让胡秉铎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继续留在第一军，开展情报工作。在如此紧张的形势下，胡秉铎依然坚守信念，坚守对党、对革命的忠诚，继续在国民党内为党工作。
同年4月，蒋介石以“精诚团结”为由解散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后，5月中旬成立了以他为首的黄埔同学会，蒋介石自任会长。6月，胡秉铎调到何应钦东路军指挥部任参谋，兼任黄埔同学会潮汕分会秘书，可见蒋、何对他的信任。胡秉铎和吴斌、刘汉珍等9人作为潮汕分会代表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师生“亲恳会”。会上有人说共产党这也不好，那也不是，胡秉铎据理予以驳斥，并劝说大家“要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相互指责、影响团结就不好了，望大家宽宏大量”，既缓和了矛盾，又维护了党的声誉。
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胡秉铎任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第一科科长，随部参加北伐战争粤闽浙战事。10月18日，何应钦升任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胡秉铎任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参谋、第一科上校处长。东路军进军福建，北洋军阀周荫人部两个旅通电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为控制该部队，国民党大量安插人员。根据东路军中共前敌军委胡秉铎和周邦采的安排，时任十七军一师二团党代表的周肃清受命专程前往广州向周恩来汇报东路军的情况。周恩来非常重视，专门听取了汇报，给胡秉铎等写了亲笔信，对东路军党的工作作了指示，并在后方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抽调了8名党员干部随周肃清到十七军工作。在进军福州途中，胡秉铎与共产党员、第二十五师五十八团三营营长戴文取得联系，此后他俩以同学关系，进行单线联系。
1926年12月中旬，东路军攻占福州，胡秉铎晋升为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驻福州期间，胡秉铎主持召开了有几十人参加的福州地方共产党秘密会议，由戴文负责秘密警戒。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在3月30日的中央特委会上，周恩来提出“为加强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建议调蒋先云到蒋介石处，调胡秉铎到何应钦处”，并说“这样有极大作用”（上海市档案馆编辑《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亲自点名胡秉铎，表明周恩来已认识到掌握蒋介石、何应钦在国民党内的动向企图及未来可能地位的作用，开始认真思考谋划对蒋介石、何应钦今后情报工作的布局，反映出周恩来对党的事业的深谋远虑和对情报工作的远见卓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胡秉铎在党的隐蔽战线早期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及其重要性，诠释印证了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回顾情报工作历史时所说的：“情报发展是在1927年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期，而不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同时，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要加强中央军委的情报工作：“注意外埠的（情报）消息，现在南京很重要，是重心，南京每天要有一个人来报告（情报）消息。”并再次提到：“何（应钦）处是调胡（秉铎）来。”（上海市档案馆编辑《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周恩来提出调胡秉铎再到何应钦身边没几天，第一师政治部即遭解散。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为篡夺革命果实，暗中策划军事行动，以排斥打击中共在军队中的力量。胡秉铎曾将蒋介石预备对异己部队动手、打击中共在军中力量的情报，设法通过戴文转告给第二军第六师师长戴岳、党代表萧劲光，并要他们“人不能离队，师部不能驻南京，要驻浦口”。戴岳、萧劲光根据胡秉铎提供的情报将部队开往湖北，从而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后又在广州、南京、杭州、厦门等地发动了“清党”行动。已经毕业的黄埔学生，也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他们不可避免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里，做校长蒋介石的“好学生”；一部分则毅然站到了对立的一面，只身或率部加入共产党的阵营。胡秉铎本可以凭着黄埔毕业生的身份，追随蒋介石成为“天子门生”，拿到富贵显达的通行证，然而他却不为所动，坚持革命，置生死于度外，在血雨腥风的环境中继续无悔的革命征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图为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情形
一天，胡秉铎正在秘密召开党员会时，因有人向何应钦告密而被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温建刚逮捕，将他软禁，先以资助留学为诱饵，遭拒绝后，又以处死相威胁，但他坚定地表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唯一出路，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我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他在狱中给父亲写信说：“因事被警察厅下狱了，儿已失去自由，望家中不必挂念，干革命总是要有死难的，为布尔塞维克而死，虽死犹生。”
胡秉铎入狱后，何应钦因慕其才华，又是同乡，私交尚好，便软硬兼施，妄图动摇他的革命意志。胡秉铎忠于党忠于革命，不为利诱，后蒋介石令何应钦派人秘密将其杀害于南京，牺牲时年仅25岁。
胡秉铎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信 图源：人民网
“我们死，死则死于反革命手里方痛快；我们生，生则生于同志们中间方美善。”这是胡秉铎生前对同志们说的话，说明他早已作好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的一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胡秉铎的牺牲，是我党隐蔽战线早期的重大损失。时担任北伐军第十七军政治部代理主任的周肃清回忆：三四月间，他随东路军左翼攻入江苏后，一直往来于上海、南京及苏州一带，主要是向周恩来、胡秉铎等请示汇报工作。4月中旬，他带领十七军四名党团员军官赶往南京东路军总指挥部，准备向东路军前敌军委胡秉铎请示工作时，他没有想到，胡秉铎已经英勇牺牲。当他们下午匆匆赶到总指挥部时，幸好遇到曾任胡秉铎求学时的贵州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时任总指挥部军法处处长彭克荷，经彭克荷搭救后连夜赶赴上海，向周恩来汇报（周太和《周肃清传》）。4月25日，周恩来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通报：“南京消息，胡秉铎被杀。”“胡很有能力，此次被杀，很是可惜。”（何建明《雨花台》）
胡秉铎的牺牲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中国济难会全国总工会会刊《牺牲》等刊物，刊载了悼念烈士的文章。《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期刊登的题为《胡秉铎之死》的文章指出：“烈士的死，促进了更多青年的觉醒，我们未死者誓为你报仇，负起创造新人类的责任。”（达幸《胡秉铎同志之死》）
胡秉铎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壮丽非常。他把整个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用他的笔、他的血谱写了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他的英名不灭，业绩不朽，永远镌嵌在中华民族革命历史的丰碑上，激励后人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