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丨百年党史·天天学习——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全面高涨（八）

（来源：《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贵阳“民先”地方队部从1938年4月成立到8月上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了大量的积极的抗日活动，其活动范围广，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很适合广大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要求和需要，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而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但是，正因为如此，引起了国民党贵州当局的注意和仇视，认为贵阳“民先”就是共产党，至少也是听命于共产党的。为了在抗战大后方的贵州清除异党，他们开始策划破坏“民先”组织的阴谋。

为摸清“民先”底数，了解其活动规律，以寻机进行镇压，国民党贵州当局在贵阳“民先”尚处于秘密活动阶段时，即派人打入内线，搞到了“民先”活动的情况。随着国民党压制和破坏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嘴脸的暴露，贵州当局也加紧了对贵阳“民先”的镇压。

1938年7月，国民党贵州当局在省党部机关报《贵州晨报》上发表通告，要求一切组织与团体必须于8月1日前办理申请立案手续，逾期即视为非法组织，将“依法取缔”。很明显，这是国民党贵州当局设立的圈套，玩弄的花招，其目的是限制和禁止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为了争取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不给反动当局以借口进行迫害，贵阳“民先”先后召开三次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派张益珊、周兴仁为代表，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申请登记立案。

7月30日，张益珊、周兴仁带着“请求立案”的有关材料前往省党部，就如何进行登记问题与当局进行交涉。“民先”的主动出击，使国民党贵州当局大感意外，按照他们事先的估计，“民先”不可能按通告的规定前来登记，这样就可以“拒不登记”之罪名予以取缔。张益珊、周兴仁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于是，在张、周走后，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镇压“民先”的新的方案，作出了几条秘密决定：（一）“民先”不是一般的民众团体，而是抱有特殊目的、负有特殊政治性组织，不符合《民众团体登记办法》，不予登记立案；（二）秘密逮捕张益珊等“民先”骨干分子，瓦解“民先”组织；（三）口头上允诺“民先”的申请，通过召集会议现场勒令“民先”解散组织；（四）发动青年阵地社社员打入“民先”内部，掌握情况，实施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