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贵州丨刘文龙：一位对贵州有贡献的先贤
刘文龙（1883—1945年），字守一，又字守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取贵州首批公派留学生，赴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电气工程技术。其学成归国后，参加修建贵阳火力发电厂，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付出了毕生心血。刘文龙对我省电力事业和教育事业都作出过突出贡献。
据《清末贵州选派赴日留学生述略》资料所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林绍年调任贵州巡抚。到任后，他立即上奏朝廷，开办了蚕桑学堂、客籍学堂、将生学堂、师范传习所，添设高等学堂预备科；上奏选派学生赴日留学。一年内，经过努力，贵州共选派赴日考察学务人员及官费、公费、自费留学生共151名，成为贵州向外选派留学生最多的一年。这在贵州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
林绍年画像
这一年，贵州选派首批赴日留学的学生中，主要分习师范和习专门学科两类。刘文龙属习专门学科的公费生一类。《述略》一文评价：从这批留学生回黔后情况看，基本上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中周恭寿、尹笃生、王佩芬、刘文龙、周步英、符诗熔、傅师闵、李启艺、邓光济、吴绪华、童汇源、刘宗杰、杜源贵、黄行恒、肖士杰、陈钟濬、高兆奎、解江等一批人均曾在贵阳各级各类学校执教过，对推动贵州的教育及实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有的成为贵州知名教育家或其他方面的专家。
初到一个不熟悉的国度，一切都十分陌生和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得从学习日语开始。对于长期习八股文的刘文龙来说，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贵州是穷省，留学生经费少得可怜，常常无以为继。刘文龙只能节衣缩食，坚持完成学业。
留日10年，中国已从清王朝变为民国。当时贵州并没有能让刘文龙发挥所学专长的条件，他便取道水路乘船经越南到云南，先后在个旧锡矿和昆明电厂谋职。到云南不久，贵州省政府去函要刘文龙回黔，理由是：你是贵州的公派留学生，学成归来，理应为贵州效力，而不应为他省服务。收到信后，刘文龙带着结婚不久的夫人及岳母回到贵阳。回贵州后，刘文龙依然找不到能发挥专长的职业，只好去中学教书，讲授物理、数学课程。
据何静梧先生所写《民国时期的贵阳电厂》资料载：贵阳的电灯事业肇始于1917年的贵州商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这年3月，贵州商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的发起人是贺星五、张笙阶、刘石荪、唐惺悟、刘刚吾、刘守愚（刘文龙）、高士光、申坤侯、文舫溪、石希仁、张春珊等34人，赞成人是何器之、陈茂初、张彭年等12人，包括了省城官、绅、商、学各界头面人物。公司设筹办处于顺城街（今贵阳市护国路）黄宅。
公司筹办处委托当时在上海的王电轮、蔡衡武，和美商慎昌洋行接洽，订购两套发电设备。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忙于参加战争，海上运输紧张，不能立即交货。直到1920年，这两套发电设备才辗转运到贵州镇远。其时贵州正逢“民九”事变，政权更迭，公司也烟消云散，发电设备也只好在镇远搁置下来。
据刘延敏、刘延惠、刘延简三姐弟共同所写《先父刘守一事略》这篇文章载：
1925年7月，先父（刘文龙）由民间团体省总工会选为代表，赴北京出席北洋政府召开的会议。途经重庆，适贵州省长代办周西成在重庆，周出面招待贵州省的赴京代表时，曾约先父：“赴京如不得意，请回省助我举办电厂。”
先父滞留北京近一年，1926年春始回贵阳。不久周西成主政贵州任省长，乃如前约，邀先父草创贵阳电厂。此举使先父得学以致用，遂其兴办实业之志。乃于是年6月全力以赴，日以继夜，亲自主持繁重的勘测设计、施工等等技术工作。
1927年建于南明河畔甲秀楼附近的贵州电气局 图源：方志贵阳
民国十六年（1927年）电厂建成发电，这是贵阳市乃至全省第一座火力发电厂。工厂完工，刘文龙担任首任厂长，成为贵州电力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不久之后，周西成要再修建一座水力发电厂，地址选择在安顺黄果树。刘文龙经过考察，认为黄果树不适合，遇到冬春水枯季节，水量达不到发电要求，只能是一座“洪水电站”。于是，刘文龙又在省城周边详细考察了多条河流的水资源情况，发现乌江干流猫跳河水量丰沛，落差也很好，且河的两岸有不少坝址可供修建厂房，非常适合建水力发电站。然而，刘文龙的设想方案未能获得周的应允和采纳。刘文龙愤而辞职，退出工程界又回到学校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支持下，贵州举全省之力，于1958年至1974年，先后在猫跳河流域进行了6个梯级开发，共装机23.9万千瓦，这既是贵州水利电力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喀斯特地区进行梯级水电开发的成功典型。刘文龙多年前的设想和判断不仅符合实际，也为后人提供了借鉴。
刘文龙自日本学成回国到病故时的30年间，有27年在从事教育事业，基本上以矢志育才贯其终身。
刘文龙学识渊博，教书极为认真，经常同时受聘于二三所中学。最多时，获得物理、数学专任教师职位共6个，收入颇丰，月薪总计30块银元，维持10口之家的生计，也算衣食无忧。
图片由AI生成
《筑人行迹·贵阳历史人物传略》（刘守一篇）和龙之鸿先生撰写的《怀念中学校长刘守一先生》两篇文章均记述了同一件事：
刘守一先生1923年—1925年曾任贵州省立第二中学（今贵阳一中前身）校长。1924年春天，学校即将开学，突有滇军千余人开到贵阳，其先头部队竟开进二中，强作营房，如不阻止，不惟校舍遭到破坏，且无法开学上课。滇军毫无纪律，经交涉拒不离开。刘先生找到教育司长谢晓岑，谢支吾其词，推脱责任。最后先生跑到省公署找到当时的省长滇系军阀唐继虞，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唐面有愧色，也觉得军队不应摧残教育，才传令不许驻扎。滇军蹂躏贵州，人神共愤。是役，贵阳一些学校遭滇军糟蹋，唯省立二中受损极微。刘先生以责任所在，奋不顾身，保全学校按时开学。二中全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无不钦佩称道。
龙之鸿的文章中还写道：
刘先生任省立二中校长虽只两年多时间，而严肃校规，整顿教务，调整教学，检查教师备课和学生作业，奖惩勤惰，一时风纪肃然，校誉蔚起。
新中国成立前的贵阳一中 图源：方志贵阳
先生任二中校长后，未设教务主任，以一身而兼管教务和行政事务，严于律己，事必躬亲。他经常以校为家，不离学校，夜间常在校里住宿，彻底改变了过去一些挂名校长的陋习。刘先生外表严肃，不苟言笑，偶遇学生触犯校规，训斥不留情面，约束了一部分“公子哥儿”学生的自由散漫，使学校面目为之一新。当时我们这些十多岁的青年学子，不知天高地厚，认为刘先生脾气古怪，多敬而远之。若干年后，我们同班毕业，后来进高等院校及黄埔军校的同学如张赓融、顾光中、乔光鉴、张有年、宋正昌、魏纮、龙方孝、张星槎、彭克畏诸人聚会，才体会到我们这些人能继续升学，立足社会并小有成就，是刘先生任校长时，我们才真正读了点书，打好了底子。
先生任校长时，还要亲自上课，讲授物理、数学等课程，他是讲授物理课的名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物理学》是我们的课本。他在课堂上基本不看课本，能举出某页某行某字是错字或漏落字，需要更正。先生教学极为认真，从不照本宣科，先提示所要讲的内容，然后在黑板上抄写参考，所抄参考，即是解释或补充课本内容的要点。他的教学方法，能启发学生迎头奋进。他对教育工作付出心血甚多，得桃李成荫、誉满杏坛。
刘文龙在学校是好校长、好老师，在家亦是一位好家长。他与夫人丁慕蓉（1895—1970年）相濡以沫，共同养育7个儿女长大成才。夫人自幼读过私塾，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相熟的人都尊称她“刘师母”。丁夫人一生相夫教子，属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担负起整个家务，全心全意支持丈夫在外工作，把丈夫和儿女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每餐吃饭，她总要为丈夫预备一两样合口的菜肴，自己却与儿女们一起吃大锅菜。
《先父刘守一事略》一文中记述：
先父常说：“人生难得银子（指有钱）、胡子（指有寿）、儿子（指有出息的子女）三子全，我但愿有儿子。”又常说：“不为儿女积财，但教儿女成才。”
刘文龙与夫人管教子女十分严格，要求每个子女都要自强自立，读书要勤奋；待人接物要有礼貌，不准与长辈顶嘴，说话时要轻言细语，兄弟姊妹间不准吵架，与同学也要和睦相处；生活上也一点不能马虎，吃饭要守规矩，碗中的饭粒要吃干净，不准暴殄天物。子女做错了事，刘文龙与夫人总是令子女规规矩矩垂手站在面前训教，直至认了错才肯罢休。
1939年2月4日，日寇飞机轰炸贵阳，城市遭到严重损毁，为保存有限的教育资源不再受损，国民政府下令贵阳城内所有大中学校（含中专）一律疏散到农村。刘文龙此时在贵阳师范学校任教，于是携全家随贵师一起迁往清镇县卫城镇。抗战期间，国民经济萎缩，民生凋敝，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在卫城居住的6年间，没有在其他学校兼课，刘文龙的收入锐减，不足原来的1/3，以这非常有限的薪资维持一家众多人口的生计，其艰难可想而知。买不起大米时只能买包谷，晚间儿女们做完功课后，刘文龙关上大门，在厨房里用石磨推成粉，翌日煮熟充饥。生活的压力、心理的负担并未改变刘文龙为人的操守。
“二四”日机轰炸贵阳浓烟四起 图源：贵阳市档案馆
1945年6月，刘文龙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享年62岁。临终前，有两件事让他不能瞑目：一是军阀政府埋没人才，虽怀工业报国、振兴华夏的宏图大志，最终未能将其所学全部贡献给国家和民族；二是没能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与全体国民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其子延简为纪念父亲逝世9周年，赋诗：
东学只为振华裔，不齿逢迎不卖籍。
苦育桃李心血尽，辛携妇幼鬓毛稀。
唾飞奴才义尤正，舌犯赃官辞更激。
捷报未闻身先死，惟留明月照清溪。
刘文龙去世时，家境已相当困难，竟拿不出钱来安葬，棺木是一些学生捐资购买的，坟地是一位姓熊的学生以10块银元在烂泥沟买得相赠的，参加守灵的有徐廷栋、肖子鸣、刘质晐等老师，都是刘文龙的学生。
刘文龙认认真真做事、堂堂正正做人的良好家风传承给了后辈。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7个儿女中有6人献身教育事业。其中，有大学院长1人，大学教授（系主任）1人，中学校长1人，省级小学特级教师1人；孙辈亦有2人是人民教师。1985年9月第一个教师节前，为表彰刘文龙家三代人从事教育工作，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颁发“教育世家”牌匾一块，成为他们家族的荣耀。
刘文龙一生喜爱赏鉴名家字画，早年经济宽裕时，曾购置一些，多为清代书画家所作，其中一副乾隆年间探花陈希曾所书对联是他的至爱，上联：学有径法通知时事；下联：行无瑕尤直似古人。后来在交游中，擅长书画的友人又赠送一部分作品，累计不下300件。每逢假期晴日，刘文龙就展开欣赏，并常在堂屋壁上轮流挂出，饭前饭后欣赏。有同好的友人相访，更是展卷共赏，长时间不倦。
可惜这些字画的一部分，在1939年送贵阳市裱褙店装裱时，遭日机轰炸而损失。徙家清镇卫城后，带不走的锁在贵阳旧居室内，又被盗100余件，刘文龙极为痛心。待他病逝后清点，仅存约百件，家人对他的这些藏品亦视如珍宝。即便是在家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家人亦不忍变卖他所收藏的剩余字画。后来，丁夫人嘱长子延良将它们赠与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现由贵州省博物馆收藏80多件，存留各子女手中者，仅八九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