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发经济”火热背后的隐忧：标准、资质与监管之难

记者调查发现，在随处可见的植发广告背后，是消费者维权难的问题，植发效果似乎成为完全凭运气的事情。而多起因植发失败产生的纠纷案件，最终以消费者鉴定难或举证难被判败诉。

相关专家认为，植发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缺少监管、行业标准不一等诸多难题。目前亟须建立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出台相应配套的法律规范，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副院长主刀”套餐费用5万多元

植发手术持续了9个半小时，“疼”是袁子义最直观的感受。

先是在后脑勺的取发区注射局部麻醉针剂，再注射生理盐水，增强头皮的张力，让毛囊松软。接着提取毛囊，再在头顶上方植发区打麻醉，钻孔，一簇一簇种植毛囊，整个过程“满头都是血”。

袁子义告诉记者，先后有四位工作人员参与了他的这台手术。手术开始前，一位被称为副院长的主刀医生和他握了手。手术由主刀医生完成毛囊提取阶段，随后交给一位男性工作人员进行分离培养，最后由两位女性工作人员负责种植。

由于家族有遗传的脂溢性脱发，今年37岁的袁子义早在20岁出头就知道自己会面临脱发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压力的增大，袁子义的头发逐渐变得稀疏。

在朋友推荐下，袁子义选择了北京熙朵医疗做植发手术。手术之前，医生根据他的脱发程度，给出5000个单位的植发方案。在国际脱发分级中，男性脱发从轻到重分为1-7级，6、7级脱发的手术最大限额提取毛囊数量一般是5000至5500个毛囊单位。

袁子义说，机构人员向他推荐了植发和养护的套餐，根据主刀医生不同，手术费用不同。他选择了中等价位的副院长主刀套餐，当场缴费5万多元，在2022年1月29日进行植发手术。

他当时认为，植发这项技术并不复杂，技术上差距应该不大。但后来他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植发机构常常宣称的“上午植发，下午上班”并不现实。

术后袁子义头部结了血痂，经过几周时间才开始脱落，走路在掉、穿衣服在掉、开会也在掉。术后的两周，他的取发区不断渗出液体，晚上睡觉时需要垫上4条毛巾，枕头也还是会湿，“感觉脑袋泡在一半的水和一半的海绵里”。手术结束后，按照医生的方案，袁子义还需要每周去注射一针辅助药物，持续50多周。

经历了这些痛苦，他对植发效果抱有期待。但植发半年后，袁子义照镜子发现，植发后的效果远远没有达到机构承诺的95%存活率，他觉得视觉上发量与术前相比没有改善。他开始怀疑，“手术失败了”。

他找到植发机构，并在机构的建议下，在2022年10月29日付款1.98万元，再次购买营养产品。毛囊有生长周期，在术后的3-6个月处于闭合和修复生长的过程。毛发在植完半年左右会脱落一次，然后再生长。如果一年后没有达到目标率，那说明植发的目标没有达到。

袁子义开始回忆自己植发的整个过程。操作植发的手术人员是否有医疗服务资质、毛囊取出后养护的过程是否专业、种植的位置是否准确、密度是否统一……这些问题萦绕在他的心头。

2023年10月开始，袁子义跟植发机构多次沟通，在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后，今年3月11日，袁子义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了该机构。

“手术具体谁做的不清楚”

2024年3月15日，北京熙朵医疗向袁子义发送了一份加盖公司公章的“治疗解决方案”。方案称，可以进行补种，新的手术升级由李会民院长团队操作，并且术中采取毛囊营养保护加固方案；术后根据种植毛发细软情况做出治疗，改善毛发质量及头皮环境，提供一年内的头皮毛发管理方案，相关产生的养护费用由熙朵承担；本次二次加密效果不佳(与术前对比效果不明显)一年后，根据头皮情况采取退费流程。

对此，袁子义表示不接受，“不可能再补种了”。他担心自己后脑勺的头发也不够用，而且第一次手术未成活的毛囊更是对他“有限资源的浪费”。

4月13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的北京熙朵医疗。该机构坐落于一栋写字楼的拐角，外墙通体为白色的几何结构，其入口不大，需要按门铃对方开门才能进入。

一位客服经理告诉记者，她知道袁子义的投诉，此前机构也接到过卫健委的电话，并向卫健委相关部门提供了病历、通话记录、聊天记录。

对于“毛囊存活率95%”的承诺，该客服经理表示，“成活率按理说是可以达到，但因人而异，医疗的东西没有100%”。她表示，在手术前签字就代表(消费者)同意了，“达不到成活率，是会给他进行二次补种。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不做。”

根据这位客服经理出具的“手术知情同意书”图片，新京报记者看到下方的医生签名是“李会民”。她称，“具体谁做的不清楚，但是病历上的主刀医生是指李会民院长。”她还表示，“病历这个签字是很严谨的，医疗的东西是不可以造假的。”

到底谁是袁子义手术的主刀医生？记者一直未能得到答案。对于记者提出查看当时手术时相关影像资料的要求，该客服经理称，年代久远无法提供。

最后，这位客服经理以“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权利可以调取我们医院官方的东西”为由，拒绝向记者提供病历图片，并表示已经记录下这些问题，等周一(4月15日)上班后跟医院确认后再回复。截至发稿，该客服经理及机构并未回复。

企查查信息显示，该植发机构的注册名称为北京熙朵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经营范围为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等。该公司的股东为北京熙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李会民。而北京熙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李美瑛和李会民，并对外投资了广州、南京、太原等多家美容医疗机构。

记者针对袁子义的投诉联系了北京市朝阳区卫健委，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

一些植发广告被指“夸大其词”

安信证券202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根据全球商业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判断，我国植发医疗服务市场将从2020年的134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378亿元人民币。

公开资料显示，国内植发行业自1997年起步。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植发手术完成了从“高端人士”专属整形术到大众医疗消费品的蜕变。

《2022中国植发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国内植发赛道主要有四类：以雍禾植发、大麦、碧莲盛、新生植发等为代表的全国民营连锁植发机构，占比为35%；民营医美整容机构的植发科室占比25%；区域性民营非连锁植发机构占比30%；公立医院植发科室仅占比10%。

存在无资质人员非法开展植发手术现象

根据我国《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目录》，毛发移植术属于一级项目，即“操作过程不复杂，技术难度和风险不大的美容外科项目”。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脱发门诊医生汤宋佳告诉记者，植发等所有整形手术都是消费性医疗，本质上仍是医疗行为，本身就没有100%的事情，需要在术前和患者说明可能发生的情况。

她提到，植发手术一般由团队操作，其中提取毛囊和种植时钻孔等有创操作必须由医生完成，分离可以交给护士完成。取毛囊是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环，越是有经验的医生，越能保证取出的毛囊不受损。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造成毛囊永久损伤。

记者从多起行政处罚中发现，无资质人员非法开展植发手术的案例并不少见。2024年2月19日，上海市黄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行政处罚公示显示，雍禾医疗旗下的上海雍禾医院因“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被罚款1万元。大麦医疗也曾因“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被行政处罚。

大连熙朵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于2024年4月11日收到大连市中山区卫生健康局的行政处罚，违法事实为“超出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以及未按照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处以警告及罚款5万元。

维权遭遇“鉴定难，举证难”

也有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

记者检索了近些年关于“植发纠纷”的判决书，发现“植发纠纷”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差异。

少量的判决支持了消费者。比如一份来自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李某于2019年6月在南京某医疗公司进行疤痕处自体毛发移植手术。李某称手术不仅未达到其承诺的成活率85%以上，且损害被移植毛发部位周边的其他健康毛囊。

法院认定此案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并根据术后会诊意见，以及术前术后照片对比，判定手术后未达到约定的效果，被告某医疗公司构成违约，应当退还李某手术费用5280元。

另一份来自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提到，法院认定“原告在接受了增发服务后，头发大量脱落，未达到双方约定增发10000根的合同目的，故被告应向原告退还原告支付的增发服务费。”

更多的判例是判定消费者败诉。新京报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阅发现，多起因植发失败产生的纠纷案件，最终以消费者鉴定难或举证难被判败诉。

亟须建立规范统一的行业标准

国海证券研究所在2022年发布的《植发行业深度报告》提到，目前在国内监管方面，植发仍归属于医美板块之下，并没有植发行业的直接相关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英国、美国等医疗体系较为完善的发达经济体也缺少对植发行业的监管，对于植发行业的规范更多依靠行业协会组织自律。

陈音江认为，对于目前植发领域出现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建立行业标准，出台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