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元旦-2020元旦，电波飘过七十年
贵阳电台街
一条老街
一条有故事的街
因电波而得名
华家阁楼
是它问世初啼之所
从电台街口
步行到华家阁楼
也许仅要七分钟
从华家阁楼
穿越到今天的贵阳新路口
它却用了
整整七十年
时光如水
一切都在变
唯有初心
不变
（片中视频素材引自2010年电台六十周年纪念专辑）
致敬七十年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诞生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曾把广播称为海、陆、空三战线之外的第四战线。1938年3月，为了“坚固播音壁垒”，对敌人(日寇和伪军)实施有效的广播和更有力的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以下简称中管处)拟设昆明广播电台和贵州广播电台，以供战时舆论宣传之需要。
抗战（网络图片）
1938年4月，贵州广播电台成立筹备处，着手购买、安装传音设备和发射设备，选配职员。1939年元月1日建成开始播音。台址租用电台街(电台街因设电台于此而得名)华问渠私房(也称华家阁楼)，设有发音室与发射设备。
后为防备日军空袭，1939年初，中管处拨款，在贵阳市小团坡(贵阳市半边街106号501台所在地)购买地皮，并着手修建，不久将发射部分设施迁到新址。新台址占地31亩，有房屋11座。发音室仍在电台街。至此，贵州广播电台有城台和乡台之称。城台为行政部门与发音室，乡台为技术设备与发射。
发射机（网络图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给贵州广播电台的经费减少，管理也有所放松，因此，机件损坏往往无法补充。从播音室到发射台的传音线路已经老化，一遇风吹，播音就中断。到1949年解放前夕，贵州广播电台仅剩下19人。
当时贵州广播电台台长黄天如对电台控制很严。在贵阳解放前夕，电台的大多数员工与黄天如进行护台与毁台的斗争。1949年3月，中共派安粤(安毅夫)到贵阳，指示电台工作人员邓俨在贵阳解放时设法保护电台设备，防止破坏。
贵阳解放
1949年10月，解放大军逼近贵州。10月中旬，黄天如在电台开“应变会议”，决定拆卸机器，向重庆逃跑。会上分工黄天如负责与有关单位联系，筹集经费；中管处派来的专员邬义军等人负责交通工具；巫瀚澄负责拆卸机器装箱。
11月10日，巫瀚澄等人到发射台，打电话叫发射台准备装机器。当时解放军已逼近贵阳，国民党很多机关已纷纷外逃。邓俨等人商量决定，采取拖延的办法。当天，外面传来国民党军警逃走的消息，专员邬义军首先就稳不住了，不断催促快走。黄天如顾不上到发射台装运机器，最后他们只是顺手把一些唱片和一部放在台长室的收音机拿走。
11月11日，邓俨与共产党地下刊物《解放快报》取得联系，一方面了解解放军进军的情况，一方面及时布置发射台检修机器设备，迎接解放。
1950年，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收音员培训班留影
11月15日，贵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接管电台，并于当天恢复中断两天的播音，呼号为“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内容主要是转播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的节目，同时也广播人民解放军贵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和通令。
12月12日，中共贵州省委决定调张经五任广播电台军事代表，负责电台工作。当时干部很缺乏，解决的办法：一是大胆使用贵州广播电台的原有人员，一是招收新人员。根据党的政策，张经五宣布将黄天如等调离广播电台，邓俨等13人留用。
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早期播音员
与此同时，调来了西进贵州的一批学生和贵阳革命干校的一批学生，接着又在贵阳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从12月20日起，对广播电台所有的广播器材、房产、地产以及唱片、办公用具等都造册登记，一一验收。
当时电台工作非常紧张，大家一面接收旧电台，一面筹建人民广播电台。当时除原有人员仍实行薪津制外，其他人员都实行供给制。薪津和供给标准都按米、布、油等实物计算。虽然很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编辑人员夜以继日地筹办广播节目，技术人员克服困难积极检修广播设备，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1951年元旦，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周年纪念合影
经过10多天的努力，到1949年年底，建立人民广播电台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12月31日，举行了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大会。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部长申云浦代表省委宣布：《新黔日报》社社长刘子毅兼任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张经五任副台长兼编辑部主任；确定1950年1月1日为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立的日子，开始正式播音。贵州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诞生。
1951年4月5日，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更名为贵州人民广播电台。1975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全部从电台街华家阁楼搬迁至青云路272号。2011年11月25日，按照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和要求，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与贵州电视台两台正式合并重组成贵州广播电视台，并从青云路陆续搬迁至瑞金南路149号新的贵州广播电视大楼。
（参考资料：《贵州省志·广播电视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