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贵州丨跟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贵州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县发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涉案被革职的浙江黄岩县知县郑锡滜，是贵州玉屏县人。

郑锡滜是左宗棠的得力幕僚，他没有沉寂，而是在左宗棠的提携下，跟随左宗棠收复新疆，在反对外敌侵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壮举中，书写了贵州人的精彩。

玉屏县城的郑毓英，是颇有名望的地方乡绅，他与妻子田氏养育了六个儿子：郑锡嗣、郑锡瓒、郑锡滜、郑锡箴、郑锡山、郑锡田。郑毓英身为庠生，非常注重对儿子们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名登金榜，光耀门楣，使郑家成就六桂腾芳的佳话。

咸丰二年（1852年），郑毓英的次子郑锡瓒高中贵州壬子科乡试举人。但金榜题名的喜悦，在郑家并没有持续多久，接踵而至的，是咸丰五年（1855年）后贵州乡试的接连停考。郑家意识到，科举出仕，已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

左宗棠

改变郑氏兄弟命运的是左宗棠。左宗棠被称为晚清的中兴名臣，是抵御外敌侵略、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人后，三试进士不第，于是决意放弃科举，致力农事、兵书、舆地、农桑、盐政、漕河、水利、荒政诸务，潜心于经世治国之学，因其才干卓著，深得林则徐、曾国藩等达官显贵的赏识和推崇，受到朝廷的重用，其仕途显达，拜相封侯，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之一。

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奉命在湖南招募湘勇。郑毓英的儿子郑锡滜、郑锡山、郑锡田兄弟三人，于是趁此时机，毅然从军。经人举荐，三兄弟得以投身湘军，追随左宗棠。

左宗棠将这次招募的湘勇5000人命名为“楚军”，随后，在长沙金盆岭进行了编练，郑锡山、郑锡田被编入楚军克勇营，郑锡滜编入楚军亲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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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八月，郑氏三兄弟随楚军进入江西，与太平军作战。兄弟三人智勇兼备，崭露头角，颇得左宗棠的赏识。

咸丰十一年（1861年），朝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锡滜兄弟三人又随左宗棠转战浙江，收复福建。战事平定，左宗棠上奏朝廷，请求奖赏有功将士，他在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上奏的《克复武康等郡县、并三次截剿出力员弁清单》里说：“六品蓝翎监生郑锡山，帮办营务出力，请以从九品留于浙江补用。”（《湘军史料丛刊——左宗棠未刊奏折》）在同治四年九月上奏的《浙江援江、克复崇仁等县城出力员弁清单》中奏请道：“候选县丞、浙江尽先补用从九品郑锡田，督队征剿，请免补本班，以盐课大使留于浙江补用。”（《湘军史料丛刊——左宗棠未刊奏折》）

三兄弟中，郑锡滜最为突出。郑锡滜表字东圃，身为廪生，怀抱经世之才。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左宗棠率军与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激战于浙江开化，郑锡滜督管中营二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左宗棠在《请将随营出力各文员先行甄叙片》的奏折里说：“贵州廪生郑锡滜，胆气甚优，不避艰险，应请以知县留于浙江补用，并赏戴蓝翎同知衔。”（《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一》）

之后，郑锡滜又随左宗棠攻取遂安、回援衢州江山、进攻花园港。

虽有左宗棠的保举，但吏部却认为郑锡滜为“从九品未入流”，授职与朝廷定制不符。同治元年闰八月，左宗棠又向朝廷上奏了《请将应保出力文员仍以知县、县丞留浙补用片》的奏折。左宗棠说，郑锡滜“颇具战功，非寻常随营劳绩可比”。况且战事后的浙江“大局糜烂，吏制兵事，非实力整顿不可”“非谙熟军务之员，不足以资治理”。而朝廷分发派遣的官员，视浙江为畏途，拖延不到任。因此，左宗棠便在随营的文员中，选择才能堪当地方长官的人，向朝廷进行保奏。左宗棠说，仍请将郑锡滜以知县留于浙江补用，使自己“得收指臂之助”（《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二》）。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在《克复武康等郡县、并三次截剿出力员弁清单》的奏折中上奏道：“蓝翎留浙补用知县郑锡滜，办理营务，督队打仗，攻克武康县城尤为出力。”“郑锡滜请俟补缺后，以同知升用，先换顶戴，并请赏换花翎。”（《湘军史料丛刊——左宗棠未刊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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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保奏终于得到了朝廷的恩准。据光绪《奉化县志》载，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郑锡滜出任浙江奉化县知县。在知县任上，郑锡滜勤于政事，除暴安良，深得民心。他出身军人，经历惯战场生死，每遇事关人命和盗窃的重大案件，他都亲自前往踏勘现场，只带几个差役随行。郑锡滜身材魁梧，容貌威严，声音洪亮。坐堂审案，雷震电瞩，闻者肃然。因此，奉化有“康三千，郑一万”的民谚。光绪《奉化县志》将郑锡滜列为“名宦”。

郑锡滜作为底层社会没有功名的书生，在左宗棠的麾下，因超群的德才和劳绩，得到左宗棠的赏识和提拔，由此而跻身仕途，成为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得力干将，他的人生命运便随湘军而沉浮。

正当郑氏三兄弟仕途通达，大展宏图之际，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玉屏县，传来了他们家遭遇不幸的噩耗。

《玉屏文史资料》记载，同治三年十二月初，贵州台拱苗族姜应芳领导的苗民起义军围攻玉屏县城。玉屏知县唐日华、湖南总兵田宗扬、思州府经历吴遇隆带领兵勇与义军交战。十二月初七，义军占领玉屏县城。这一战，玉屏县守备谈锡光重伤，典史杜继尧被义军斩杀，多名地方官员被朝廷问责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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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后的玉屏县城一片狼藉，房屋几乎化为灰烬，男女死伤无数。据老人讲，仅城东的梭子榜、城南的庙子坪、城西的营盘坡三处乱葬坑的尸体就不下两千具。十二月初八，郑家遭遇不幸，郑氏三兄弟的母亲田氏、郑锡瓒的妻子侯氏，还有郑锡滜的妻子洪氏、儿子遇元、女儿二姑，以及郑锡滜的弟媳田氏，一家6人同时死难。经此战事，县城人口骤减。比如县城的铁、燕、单、师、水、涂等一些小姓人家，或战乱伤亡，或迁徙他乡，至今由此不存。

郑锡滜随即向浙江巡抚左宗棠禀报，请求回乡丁忧，料理家中后事。同治四年七月，郑锡滜正式卸任浙江宁波府奉化县知县。十一月十六日，左宗棠向朝廷上奏了《贵州玉屏县郑氏全家殉难，请旌恤片》的奏折，称郑锡滜“该员全家殉难，被害甚惨，节烈堪嘉”（《左宗棠全集——奏折卷十六》）。同治皇帝准奏，御旨赐建节烈坊。左宗棠亲自为牌坊题书了“一门节烈”“义贯丹青”的坊额。牌坊的对联，则由湘军名将彭玉麟撰书。 

《玉屏县志》载玉屏牌坊群

修建在玉屏县城中华路的郑氏节烈牌坊，后来被作为玉屏福建籍郑氏祠堂的大门，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建设才被完全拆除。

透过郑氏祠堂的牌坊，我们仿佛看到玉屏县城那场惨烈的战事，看到郑锡滜兄弟与一代名臣左宗棠的袍泽情谊。

郑锡滜丁忧期满，出任浙江山阴县知县。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郑锡滜又在浙江巡抚杨昌濬的幕府候补知县缺，仕途可谓不顺。而冥冥之中，仿佛为卷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埋下了伏笔。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县人，同治十二年八月中举人。小白菜原名毕秀姑，是平民葛品连之妻。同治十一年（1872年），葛家租住杨家，因杨乃武在闲暇时常教毕秀姑识字读书，街坊间渐生“羊吃白菜”的流言，不久，葛家搬往他处。同治十二年十月，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突然暴病身亡，葛品连的母亲于是报官，希望县衙查明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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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知县刘锡彤与新科举人杨乃武素有私怨，经其初审，直接认定杨乃武与小白菜合谋用砒霜毒死小白菜丈夫葛品连。随后，案件移送杭州知府陈鲁进行复审，杨乃武在严刑拷打下认罪招供。知府陈鲁随即定案，将小白菜葛毕氏拟以凌迟论处，杨乃武拟以斩立决。之后，案卷上报浙江按察使司核准，按察使蒯贺荪对此案深信不疑，于是将此案呈浙江巡抚杨昌濬。

正在候补知县缺的郑锡滜，是浙江巡抚杨昌濬的老部下，可谓心腹之人，杨昌濬于是派他前往核查案情，郑锡滜由此被卷入此案。郑锡滜受命前往余杭县，到仓前街暗访，密查案情。余杭知县刘锡彤怕事情败露，千方百计干扰郑锡滜的调查。郑锡滜受其蒙蔽，没有查出案情真相，回禀浙江巡抚杨昌濬，说此案“无冤无滥”。杨昌濬于是按照杭州知府原拟书写题呈，维持县、府、臬司原判，上报朝廷。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与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不服判决，两次上京告御状，得到浙江籍在京官员的帮助，慈禧太后亲自过问此案，将人案提至京城由刑部审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情始得昭雪。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朝廷就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判决发出上谕。余杭知县刘锡彤发配黑龙江，浙江巡抚杨昌濬、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松等人被革职。“草率定案候补知县郑锡滜，经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含糊禀复，均着照所拟革职”（《清实录光绪朝实录》）。

这时的郑锡滜，已于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二十日任浙江黄岩知县。在黄岩，郑锡滜善政良多，如出资将黄岩名胜方山双塔修葺一新，还主持修撰完成了《黄岩县志》等等（光绪《黄岩县志》）。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从一个地方的平民命案，被演绎成了清政府多方权力的博弈，最终达到了慈禧打压湘军势力的目的。而作为湘军集团成员的郑锡滜，成了这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同治三年，中亚细亚浩罕国的阿古柏入侵新疆，占据了天山南北的大片领土。同治六年（1867年），在俄、英两国支持下，阿古柏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光绪元年五月，沙俄侵占新疆伊犁，实行殖民统治；英国也虎视眈眈，企图瓜分西北。

光绪元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督办新疆军务，拉开了武力收复新疆的序幕。据《玉屏郑氏家谱》记载，郑锡田著有记录军中琐事的《杂记》，《杂记》记述了郑锡滜、郑锡山、郑锡田三兄弟跟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情况，而郑锡滜跟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事迹，在《左宗棠全集》《刘襄勤公奏稿》等文献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要图

左宗棠在进军新疆之前，亲自写信给被革职的郑锡滜，将其调赴甘肃军营，在收复新疆的大业中助自己一臂之力。

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十五日，左宗棠在《朱冕荣、郑锡滜调营差遣片》的奏折中，把将郑锡滜调遣到甘肃军营协助军务一事，向光绪皇帝禀报，并恳请赦兵部备案。左宗棠奏请道：“已革浙江花翎、升用同知、补用知县郑锡滜，以贵州文生随臣转战浙中，累著战功，洊保知县。历署奉化、山阴、黄岩等县，循声卓著。嗣因余杭案被议革职。臣上年札调赴甘，现均留营差遣，以资臂助。”左宗棠还说，郑锡滜“自当感激鸿恩，奋力图报”。同时，左宗棠对皇帝表示，将对郑锡滜“随时勖勉，务期练习边务，克抵于成”（《左宗棠全集——奏折卷五十六》）。郑锡滜由此跟随左宗棠，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程。

晚清年间左宗棠在甘肃军队营房的情景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清军在肃州（今酒泉）誓师，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军入疆，不久收复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肃清了北疆的阿古柏势力。光绪三年，刘锦棠收复南疆八城，粉碎了英、俄吞并新疆的阴谋。

光绪四五年间，郑锡滜随刘锦棠在剿灭累次侵犯南疆的安集延、布鲁特的战事中，表现尤为突出。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刘锦棠向朝廷上奏了《新疆南路诸军五次剿平边寇折》，在奏折里说：“关外征战之苦，百倍内地，而湘楚嵩武诸军，五次剿办边寇，师行绝塞，多系自来人迹不到之处。其险阻艰难，又十倍于新疆腹地。”五次剿灭边寇的请功清单，光绪六年已由左宗棠核定，移交给刘锦棠上奏朝廷请求褒奖，郑锡滜名列其中（《刘襄勤公奏稿》卷二）。

光绪六年三月，左宗棠坐镇哈密，兵分三路，挺进伊犁。七月，左宗棠奉诏回京，由刘锦棠负责新疆军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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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刘锦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郑锡滜跟随刘锦棠，为收复和治理新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身份是新疆军委员、开复花翎、升用同知、浙江候补知县。

按照朝廷的规定，被革职的官员恢复原官和级别，要缴纳开复银两。在新疆，郑锡滜为官清廉，根本没有能力缴纳加倍开复银两。为此，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刘锦棠向光绪帝上奏了《请免郑锡滜缴捐复银两片》（《刘襄勤公奏稿》卷三）。刘锦棠在奏折里说，在光绪七年六月，他就向朝廷奏请免除郑锡滜补缴加倍捐复银两。但经吏部认为刘锦棠的请求与“章程不符”，仍要求郑锡滜补缴加倍捐复银两，待银两缴清后，由吏部引见，并以抽签的方式确定在其他省份进行补用。浙江的地方官员，多为左宗棠的湘军部属。郑锡滜的仕途，起在浙江，落也在浙江，朝廷将郑锡滜“另择省份补用”，可见其用意之深。

刘锦棠在《请免郑锡滜缴捐复银两片》的奏折里说，郑锡滜跟随自己“累次剿办边寇，打仗奋勇，阵斩要逆，实属异常出力”。在《五次剿平边寇案》中，郑锡滜“应得保奖”。同时，光绪六年在剿办新疆阶州瓜子沟叛乱中，左宗棠为郑锡滜等人立功请赏的奏折，还在等待吏部的议定（《刘襄勤公奏稿》卷三）。

刘锦棠

刘锦棠认为，自己保奏的立功将士都已受到奖励，唯独将郑锡滜一人放置一旁，将怎么得到公众的认可而振奋士气呢？吏部的大臣“谨守成法”“遇事循例”，而“边疆军务，非信实难以图功”。因此，他才又一次向皇帝上奏，请求免除郑锡滜补缴加倍捐复银两，等他经手的事件完成后，由吏部安排补用，起到“以奖前劳而策后效”的作用。

郑锡滜背负着补缴加倍捐复银两的重负，仿佛一直没有走出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阴影。《光绪实录》载，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一月，浙江巡抚卫荣光向朝廷上奏了《查办豁免追提滥款》的奏折，要求将在新疆效力的郑锡滜等人应缴纳的捐复银两，勒令迅速追缴清楚。如再迟延，则差员将其人解往浙江处置。 

仕途曲折，宠辱不惊。郑锡滜把热血洒在了新疆，把才智贡献给了新疆。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郑锡滜协助刘锦棠治理新疆。如光绪十一年二月，刘锦棠上奏了《为光绪十年春夏二季新疆命盗案件摘由汇报事奏折》。在奏折里，刘锦棠叙述道，多起案件“并经臣札委营务处补用知县郑锡滜复审研究”，“札委营务处补用知县郑锡滜前往确切查讯”（《光绪朝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未刊奏折》，《历史档案》2015年第4期）。作为新疆军委员的郑锡滜在刘锦棠的营务处，为治理新疆不遗余力。据《玉屏郑氏家谱》载，郑锡滜官至迪化府（乌鲁木齐）知府，成了治理新疆的重要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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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郑锡滜，回到了家乡玉屏，他很少向人提及他们兄弟三人投身湘军、宦海沉浮的人生经历。他跟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也鲜为人知。

郑锡滜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三月初六，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十五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朝廷诰授他为中宪大夫，是正四品的官阶。他的墓茔，在玉屏县城南的宦香坡。墓地山连湘黔，高接云天，仿佛眺望着遥远的他乡。

左宗棠收复新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永恒记忆。在这记忆的长河里，不知还有多少将士，像贵州玉屏县的郑锡滜一样，在新疆驰骋荒漠、血染战袍，不知还有多少传奇，随着边塞戈壁的硝烟散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