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黔西南出土的这种青铜乐器, 到底叫“句鑃”“铜钲”还是“钮钟”?
1984年8月,兴义佐舍乡白桥村(今属万屯镇)村民王恩吉,在自家附近李老常垭口开山采石,挖出两件汉代青铜乐器。均合范铸造,形状大小基本一致,重量为3斤,通高均为29.5厘米,铣尖微外侈,铣口深凹,宽14厘米。形体瘦长,腔体呈合瓦状,即像两块瓦片合在一起。腔顶称舞,舞平。腔体近舞处均开有方形穿孔。舞面立圆柱形柄,高4厘米左右。柄中空,与腔体相通,柄中部开长方形穿孔,非常巧,柄首封衡处均有块状残缺。其中一件沿腔体铸1厘米宽带状线条,内饰叶脉形、三角和圈点纹,两侧对称。这类文物因为在黔西南州是首次出土,因此定名过程颇为“曲折”。
兴义万屯出土青铜乐器
最开始定名为“编钟”,现在想来,应该是编钟在全国比较出名,大家有个模糊的印象。过了几年,有人认为文物上有柄,这个部位在编钟上称为甬,因此换了一个更“精准”的名字,称为“甬钟”。又过几年,又有人认为,柄上有穿孔,明显用于悬挂,因此又换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定名“吊钟”。最后,大家发现这两件乐器铣口深凹的特征与浙江德清武康山出土的“其次句鑃”、绍兴出土的“配儿钩鑃”(金文“句”通“钩”)非常相像,因此达成一致意见,将其定名为“句鑃”。
青铜器命名有一种“自名”情况,即器上铭刻的文字中,本身就含有器物的名称。也就是说,“自名”就是当时的古人对器物的称呼。“句鑃”一词,未见诸早期文献,但“其次句鑃”上铸有铭文:“其次择其吉金,铸句鑃”,意思是一个叫“其次”的人,选用好的铜料,铸此“句鑃”。绍兴出土的“配儿钩鑃”,意思亦然。既然古人已经有命名,今人当然不便改之,便“拿来主义”,同类型器物也相同称呼好了。“其次句鑃”有铭文“以享以孝,用祈万寿”。“配儿钩鑃”有铭文“以宴宾客,以乐我诸父”。此外,还有一件出土于江苏常熟的“姑冯句鑃”(仅存著录,今器不存),上有铭文“以乐宾客,及我父兄”。由此可知,“句鑃”是祭献或宴享时使用的乐器。
其次句鑃 浙江德清武康山出土
现在问题来了,上述“句鑃”铭文,只有当铣口朝上、柄朝下时,才能顺读。再者,“句鑃”体型较大,手持演奏,颇为费力。因此,其演奏方式为“倒插植奏”。而兴义万屯出土的两件“句鑃”,柄为圆形,上有穿孔,明显用于悬挂,即使用时应当是柄朝上,铣口朝下,演奏方式应为“悬奏”。两者器形虽然极为相像,但演奏方式正好相反,那兴义出土的这两件还能称为“句鑃”吗?答案显然值得商榷。叫你“句鑃”好多年,仔细分析,居然有问题,如果不是,那应该叫什么呢?
《国语·吴语》这篇文章,吴王夫差于三军阵中,令人敲响“丁宁、錞于、振铎”三种乐器,贵州出土了8件“錞于”,排在“錞于”前面的“丁宁”,又是什么乐器呢?听到“丁宁”这个词,容易联想到铃铛的声音。这种联想完全没错,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云:“铃,令丁也。”清朝学者段玉裁作注:“古谓之丁宁,汉谓之令丁。”不管“丁宁”还是“令丁”,都是对铃声模仿的象声词。但在更早的春秋时期著作《国语》中的《吴语》和《晋语》两篇文章,都说“丁宁,令丁,谓钲也”。因此《说文》又载:“钲,似铃,柄上下通。”
同“句鑃”不同,“钲”屡屡见诸早期文献。两者巧合的是,“钲”也有三件出现“自名”情况。旅顺博物馆藏有一件“冉钲”,也称“南疆钲”,铭文有“冉,铸此钲铁。女勿丧勿败。余处此南疆。万世之外,子子孙孙”等语。意思是一个身处“南疆”名字叫“冉”(现考证推测为春秋时期吴国国主寿梦)的人,铸造了一件“钲”,希望子孙团结振作。与“句鑃”最大的不同,“冉钲”铭文是柄朝上时顺读。并且柄为圆柱形,中空,有圆形穿孔,柄首封衡。结合兴义出土的两件同样是柄为圆柱形,中空,有穿孔,并且柄首封衡处有块状残损,那兴义出土的会不会是“丁宁”,也就是“钲”呢?
据朱国伟《钲与句鑃辨析》一文,“句鑃”属于吴越乐器,主要在吴越文化所涉范围内的浙江、江苏、山东、广州有出土。而“钲”的发现范围非常广,覆盖秦晋、齐鲁、荆楚、巴蜀等多个文化范围,特别是毗邻贵州的湖南、四川、重庆都有出土。因此从出土地点看,兴义出土的两件,为“钲”的可能性大。其次,目前发现的“句鑃”,均为长方形扁柱柄,多为实心,而且无穿孔。“钲”虽然种类很多,有圆柱柄、多棱柄、环钮柄等,相对复杂,但从圆柱状空心柄有穿孔这个特点来看,兴义出土的两件,仍然是为“钲”的可能性大。再次,“句鑃”的演奏方式为“倒插植奏”,而从“钲”的具体出土情况看,即可“倒插植奏”,但大部分均为“用手持奏”或“悬奏”,因此从概率上来说,兴义出土的两件,还是为“钲”的可能性大。
兴义万屯出土青铜乐器
早在1962年2月,松桃县长兴区木树乡与5件錞于同时出土的,就有一件铜钲,铜质坚实厚重,合范铸造。全身素面,无纹饰。残损严重,柄已完全缺失,舞面仅存纳柄的圆孔。残高21厘米,铣口宽12厘米。据省博馆李衍垣老师撰文介绍,当时的定名就是“铜钲”。只是限于条件限制,信息闭塞,黔西南文博工作者并不清楚这件文物,导致无法比对定名。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冉钲
2008年7月,黔西南州安龙县西城改造,发现一窖藏,又出土3件同类型文物。大小形制相当。高23厘米左右,铣口宽11厘米左右,同兴义万屯出土的两件非常相似。器物也呈合瓦状,形体瘦长。腔体近舞处均开有方形穿孔(其中一件只开一孔),穿孔下方饰叶脉形纹,腔体两侧及铣口分饰斜线纹、三角纹,中下部分铸短乳丁9枚。扁圆管状柄,中部开圆形穿孔,柄仅高5厘米,无法用手持握,使用方式“悬奏”无疑。为慎重起见,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在《贵州安龙新出铜器》一文中,将其暂定名为“铜钲”。
安龙县西城窖藏出土青铜乐器
著名国学大师郭沫若认为,“钲与句鑃实一物二名,今知句鑃即是钲”。今天,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这种说法有误。“钲”不仅可以在行军时使用,还可用于祭祀、狩猎、宴乐等。贵州出土的6件,根据前述证据,可以排除是“句鑃”,倾向为“铜钲”。2009年,铜仁市在对锦江流域铜仁段进行考古调查时,又发现并征集到一件金属乐器,与大名鼎鼎的冉钲几乎完全一样,特征非常明显,为铜钲无疑,但与黔西南州出土的则有明显区别。
兴义、安龙出土的这5件金属乐器,在腔体上部靠近舞面位置,均开有方形穿孔,这种情况与铜仁发现的铜钲明显不同,也不见其他地方出土的铜钲。此外,安龙出土的3件,腔体铸有短乳丁纹,这种用乳丁纹装饰铜钲的情况,也非常少见。历史上黔西南的兴义、安龙与黔东北的铜仁并不是受一个文化系统的影响。黔西南毗邻云南、广西,受滇越文化的影响明显多一些。如贵州仅在安龙出土羊角钮钟。反观这5件金属乐器,与羊角钮钟的腔体穿孔位置,完全一样。基于此,兴义、安龙出土的这种青铜乐器,笔者认为,既不叫“句鑃”,也不叫“铜钲”,而是叫“钮钟”。因为其上是直甬柄,区别于“羊角”,故可定名为“直甬柄钮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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